 在百年新诗的研究建档过程中，最容易被分类不清及忽略排贬的对象是，民族性特质比较浓郁的白话新诗。我把写作精神根源于本土文化传统，写作资源和审美根源于本土生活的诗人归类为民族主义诗人或民族性诗人，把其作品归类为民族主义或民族性诗歌。此处言指的民族性属于诗学范畴，与政区族群概念的少数民族无直接的逻辑关系。百年中国新诗萌生于外来文化主要是西方文明，基本是由留洋知识分子和本土学院派把控局势，这种状况间隔几十年后，又回到知识分子和学院派主导诗学诗艺和价值评判的局面，这种格局是诗歌史的理性归位。我要说的是，那些比较纯粹的民族性诗人，与把民族文化完全意识形态化的诗人们不同，他们依靠本土文化和民族文明滋养生长，适当地吸取外来文化主要是接近本国方式的东方文明中的文学成分，运用自然发展的汉语白话，走着民族主义诗歌写作的轨道，他们的新诗文本具有不可遮掩的新诗研究价值。中国新诗诞生以来的民族主义诗歌形式，既有一般的白话诗，也有民歌、谣词、戏词、祷词等诸多形式，但是不包括诗词协会那类传承于中国古代诗词的新旧格律诗词。 从人类文明差别性存在的合理性来审察，中国的民族主义诗歌属于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对象的范畴，但前者如果不是反之革命而是自我守持以对后者有所制衡，那么就是有生命力的存在。从超越百年时段的文明时空的演变运行来看，民族主义诗歌如果不阻滞新生文化的历史进步而且本身在规律性地进步，那么它不仅是民族的，也是世界的或必将是世界的。当然，民族主义诗歌并非狭指流于农业文明形式的乡土诗歌、乡情诗歌之类，它们是与当代文明同生的当代民族精神的自我凝现。古今中外皆有范例，古有荷马史诗（希腊）、罗摩衍那（印度）、诗经屈原和唐宋诗词，近有密茨凯维支（波）、普希金（俄）、彭斯（英）、查尔斯·罗伯茨（加）、仓央嘉措（藏）、龚自珍（清）、黄遵宪（晚清），今有王洛宾的情歌、周梦蝶的禅意诗（台）、民歌《好一朵茉莉花》、昌耀的新边塞诗、吉狄马加的彝人诗，包括2016年刚刚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鲍勃·狄伦的谣词。本文对此问题不予展开讨论，意在引出新诗研究的一脉向度。 中国文化的保守性、半开放性及其与社会生活的砥砺依存关系异常复杂，远远超出了魔幻文学的种种呈现，不同于西方文化的自然生灭和规律性发展，即使人类文化早已进入后现代主义，中国新诗还是存活在封建尾巴犹存的农业主义和工商主义的混合语境中，意识形态的强力不断把诗歌引向阶段性实用主义，国家主义的诗歌抱定体制固执而行，民间主义诗歌在价值抗争中如野草蔓生，知识分子诗歌机械到了按程序进行深度的词语组合的程度。当今诗人多如闲人，身处瞬间共享知识的网络语言的爆炸时代，人人自信有余而文本参差不齐，来不及慢下脚步、静下心思来自问一番，自己的人本修养与知识元质是否超过公民平均水平，基础写作能力和对文化存在的解题能力是否超过一名重点中学的高中生。每天数万首的所谓原创或灌水的诗歌产量谁来过目理会，谁有精力耐心去作价值辨别。 就诗歌批评的原本功能而言，没有深刻的批评哪来对诗歌写作的启发促进。这里引用我20年前的微论《中国诗歌必须反腐败》，来对照当下诗歌的状况，辨析一下为什么20年来的当代诗歌蔓延着某些腐败现象，甚至还呈显出某种恶化趋势。 “当前的中国诗歌实在不能用辉煌与否，更不能用衰亡与否来描述和论证其存在价值。中国诗歌正处于两个腐败的极端：庸俗和所谓的贵族化。……庸俗的诗歌触目皆是，几乎都是，千人一面，其雷同的细致入微，竟到了语词、语义所指与能指、语感几乎一致的程度。像工商文明刺激下所滋生的性骚扰，软不叮当地触摸和委屈着中国诗歌的形象和精神。孤独、痛苦、本质、边缘，金属的冷光和伤口中的盐，虚幻不实的鸟和声音飞翔在花花绿绿的玻璃词汇中，口衔黄金呻吟其实连钙质都没有。……所谓的贵族化，对于诗歌是离题。也许，过去和将来存在贵族化诗人，却绝没有什么贵族化诗歌。用“贵族化”这种阶级性的使用价值性的腐朽定义来分离众生一体的诗歌，怎能不加速诗歌腐败?贵族化的没价值就在于它们总想表扬自己最不完整的价值。……在当今中国，物质生活中的贵族对于艺术精神的麻木和反动，精神生活中的贵族对于生存状况的窘迫和反动，正是毁灭贵族化诗歌的毒药。诗歌的高贵气质是指一种纯洁无物的大雅风范，哪是什么自绝于人类的富贵心态。……如果腐败的血液不放尽了，不能用自己的心脏泵出生活中新鲜的血来，我可以不写作，以杜绝自己的腐败；我们可以不写作，以杜绝我们的腐败；中国诗人可以不写作，以杜绝中国诗歌的腐败。……人世万象，风潮滚滚。诗人只能因为现实及超现实中的自己成为诗人，这是绝对条件。我们用诗来歌唱，不因为我们有好嗓子，不因为世界满足了生命、自由、艺术和爱的声音，是因为全体的我们还没唱好一支歌。这一种世纪的期待，便是中国诗歌对当代诗人的期待，中国历史对当代社会的期待。”（原载1996年2-3期《诗人世界》，引自沙克2008年文艺评论理论集《心脏结构与文学艺术》） 谈论过诗歌写作的时弊，必然谈到诗歌理论与评论领域的问题。依照学术常理，理论与评论应与写作现场保持深度的同步契合，甚至要走在写作前面做导向引领，但是我们一方面屡屡发现理论与评论对于写作现场的缺位和失语，另一方面又屡屡看到理论与评论的错位和乱语。为数不少的诗歌评论，看似都有学理来历且富于个性语汇，却顾此失彼或满不在乎地暴露出以下的弊端：论题虚张不实却能取宠于众，论证花俏附会却智性闪烁，论据薄弱迷糊却言之凿凿，满纸遍引西论却不知所云，主观臆断于表层扫描却博得掌声，抢话于年度和阶段性诗歌现象却狭对熟悉面孔而又浅薄无物，凡此种种也许确实存在。当下的诗歌评论和理论，似乎缺乏田野调查和亲历亲为的深入关切，似乎缺少原创性的思考和思想。透视一些不负责人的学术文本，可以显见书写者的内在虚无和浑浊，专业知识紧凑够用却缺少人文关联，情怀格局不过是一爿江湖失却诗性担当，似乎在用圈子心态和行为捧压诗歌文本，流行互酬式的引文链接，不耻于在论文泛滥的国度里互相拷贝再添垃圾，凡此种种如果确实存在，何论诗学观点和思想的创建。还有一些精明于势利攀附、人情交换、功名争夺的行为，得别人的恩惠好处乱表扬，拿纳税人的项目经费乱扯谈，满足于在经费的课题结案目的下的所谓学术成果，此类做派何来学术正气和知识分子良知，何来对于当代诗人和诗歌的诗性担当和悲悯底线。凡此种种不应代表主流状况，但是如果确实有所存在，必然致生乱象丛生、价值混淆的一角负域，这一角负域的生态会沦入无视文本人本的丛林法则。 试问理论评论界、期刊界及有关机构，对此是否多多少少的有些责有些过？我曾经针对诗歌写作引用过瑞士籍德国诗人赫·黑塞的一句话，有必要针对诗歌理论评论再引用一次，来慰藉忠于自省自觉写作的当代诗人，来善意提醒或许不得不惯于表扬自利的某些批评家，“只有诗人才是诗人，而不可能学着当诗人。”这句话是什么意思？没有诗人的个体写作和优秀文本，批评家存在的合法性在哪里，谁又能够教会一个诗人写诗？我曾在2016年10月的与诗人严力、默默的一篇对话文章《不可以限量的中国现代诗》中不无戏谑地、无奈地说道，“我们的现代诗歌需要批评精神，不需要表扬互助。即使让批评和表扬同归于尽，对于现代诗歌都是值得的。” 不管历史场域与当下存在变得如何的矛盾困惑，中国诗歌依然在不断消除焦虑，不断顽强前行，其源动力正是自省自觉的个性化写作的凝聚，无数个性化的个体组成了中国当代诗歌的行走实体，与前60年的诗歌先行者并肩，完成了百年中国新诗的煌煌大著。百年中国新诗以其文本的优秀精华部分，丰富了世界诗歌的总集。即使从比较文学最低边界的同类体裁之间的影响研究、平行研究的角度，或者从主要语种的诗歌文本总集之间的互文性研究的角度，都应该在注视这一百年来的人类文化空域时，观照中国新诗对于世界诗歌的交互关系，基于大致的历史进程简略而言，第一阶段民国新诗处于移植尝试和成长期，第二阶段1949面至1976年的新诗处于封闭的徘徊倒退期，第三阶段1977年至1989年多元化转型和第四阶段1990年至1999年消隐沉淀期的新诗处于学习进步和提升期，21世纪以来的新诗处于交流互动期。以一百年来中国新文学的小说走上世界高峰的现实状况来看，百年中国新诗也走到了世界诗歌的圣殿面前，近20年来绿原、北岛、杨炼、吉狄马加等诗人以及一些现代主义诗人已经屡屡在国际上摘桂挂金，问鼎世界诗歌高峰的实力已然呈现。从历史必然进步的规律性来讲，社会生活对普适性文化的主张和诉求越发理性自便，未来的中国新诗将怎样进一步汇入和影响世界诗歌的秩序洪流，正是一切有作为的中国诗人都在思量权衡并获得醒悟的。历史永远都在作美好期许，进入下一个百年的当代诗人们，必然会以诗性的担当创造出卓越的文本库藏，来影响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中国新诗。 在当代诗歌行走于固性体制和自由精神之间的特殊语境下，在缺乏客观严谨、科学系统的诗歌档案及评估体系的局促尴尬中，完全独立地概论百年中国新诗，无疑是迷雾漫漫屏障重重的，可是克尽艰难作出未必有过的真性思考，总比重复陈式化的策略思考要好，做别人未必做过的建设性、价值性的事情，总比做模仿拷贝和什么也不做要好。事无完美，文皆有瑕，对于百年中国新诗，本文显然属于一种别样视角和观点下的初步探索研究，牵涉到太多的诗人、文本及相关讯息，面广量大而错综庞杂，难免存在以叶概林、挂一漏万的问题，难免存在述及事例、诗人及文本的偏误情况，在此祈求各方谅解和指正，期待合适的时机再做补正完善。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