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葛元仁：这是以前的一篇文章，因为有的同志要，就再发一次。
党中央制定的时代国策
——对知青上山下乡壮举的思考与理直气壮的历史告白 葛元仁 2016.3.12 一段时间以来，在社会科学研究领域里，马克思主义被边缘化，在有些方面甚至没有话语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就是典型代表之一。我们认为，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必须遵循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从整体上，从与其他事物的联系上把握事实，归根到底是经济发展的必然。就像世界上任何社会现象一样，从它诞生开始，就蕴含着必然走向结束。而结束的原因恰恰是它存在的物质基础在社会经济发展后不再存在了。把上山下乡的结束看成是“失败”，显然是违背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世界是物质组成的，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 一 历史说明，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起源于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1919年爆发的反帝反封建的“五四”运动，中国知识青年起了先锋带头作用，形成了反帝反封建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军，面对强大的反动势力，势单力薄的中国知识青年担当不了主力军。主力军只能是人数最多，受压迫、剥削最深的工农大众。没有工农这个主力军，单靠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要达到反帝反封建的胜利，是不可能的。所以，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只有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才能形成一支强有力的军队。在推翻三座大山你死我活的革命斗争中，革命的或不革命的或反革命的知识分子的最后分界，也必然是看其是否愿意，并且实行和工农民众相结合。什么时候和工农群众相结合，什么时候就是革命的；什么时候不去结合了，或者反过来压迫老百姓，那就是不革命的，或者是反革命的了。 新民主义革命过程中，正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织组了知识青年到工农群众中去，把占全国人口90%的工农大众，动员起来，组织起来，实现了反帝反封建的胜利，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新中国。 新中国成立后的建设社会主义是在帝国主义的包围、封锁、敌视下开展的。能否加快建设速度，早日建成社会主义强国，是关系到民族存亡的问题，是与帝国主义之间的你死我活的一场斗争，这场斗争至今依然在激烈地进行。在这个历史阶段，工农依然是主力军，因此也依然需要知识青年到广大的工农群众中去，和他们结合在一块，和他们变成一体，形成一支强有力的社会主义建设大军。对于知识分子是否革命的，不革命的和反革命衡量标准，依然是成立的，有效的。 发轫于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中期，结束于第六个五年计划初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其本质依然是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是伴随着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发生、发展、结束的。是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领导下去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是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组成部分。对于新中国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的研究，必须抓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主线，放到我国当时的社会政治、经济、教育状况中去，采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进行综合考察。 新中国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这一几乎没有任何基础工业，以农耕为主的社会基础上开始建设的。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的工业规模尚不及欧洲小国比利时，绝大多数国民都是文盲或半文盲。这就是摆在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国共产党面前的现实。 作为马克思主义政党，中国共产党自然要按照《共产党宣言》中所说的：“共产主义革命，就是同传统的所有制实行最彻底的决裂；毫不奇怪，它在自己发展的过程中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在改变了上层建筑，改变人压迫人，人剥削人的生产关系后，就是要建立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 在这一史无前例的历史大变革中，知识青年与历代的变革一样，无疑是先锋和骨干。中国革命的实践证明，当知识青年和工农结合在一起时，就会形成变革社会的强大动力。 二 从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在发展工业的同时，开展了改变传统所有制下小农经济的农村合作化运动。面对当时受教育人数激增，工业不发达，没有更多的岗位来安排，而农村文盲充斥，无法推广先进农业技术，需要有文化的新农民，推动农业合作社的管理和技术改革，促进农业生产发展。我们党和国家第一代领导，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在进行了广泛的调查研究后，认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是必要的，可行的。因为要发展工业，必须解决资金和工业人口的吃饭问题。我们社会主义国家，不能去侵略、掠夺其他国家的资金和粮食，只能靠农业发展——增加耕地面积，提高单位产量来解决。 于是党中央抓住当时的主要矛盾，制定了“以农业为基础，以工业为主导”[1]的建设方针后，在不同阶段，多次号召，安排城市中小学毕业生下乡参加农业劳动，目的是为加快我国的工业化建设提供保障。特别是1964年中央就制定了,以插队为主，和国民经济发展相结合，每年下去100多万知识青年的15年规划[2]。 《一九五六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最明确地说明了上山下乡的意义：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去参加农业生产，参加社会主义农业建设的伟大事业。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和及其光荣的。”[3] 正是知识青年在农村和农民群众一起艰苦奋斗，开垦荒地，科学种田，使我国人均占有粮食逐年上升（从1968年286公斤到1979年340公斤）[4]，保证了国民经济的逐步发展，每个五年计划基本建设投入逐步增加。当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固定资产投入1400多亿时[5]，为了满足工业战线需要有文化的劳动者，知识青年从农村一批批有计划地被抽调出来。到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固定资产投入2200多亿[6]，1979年回城的知青达到1490.46万[7]，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8]的83.9%。1980年书记处原则批准了国务院知青办《关于当前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工作的几点意见》。《意见》中明确提出“能够做到不下乡，可以不下。”[9]宣告了上山下乡即将停止。随着改革开放，我国的经济发展加速，城市有了更多就业岗位。第六个五年计划（1981——1985）固定资产投入3300多亿元[10]时，1981开始各地基本立足于城市消化中学毕业生。此时需要解决的历史遗留下来的插队知青只剩96万[11]，占到1962——1979年上山下乡的1776.48万的5.4%。 从此可以看到，知识青年的返城，上山下乡的结束，完全是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必然结果，而不是坊间所说的，是一部分知青“闹”出来的。 表面上看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政治运动，而实际上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建设社会主义的需要，并且随着社会经济发展状况而变化。事实又一次说明了，经济是社会的基础，政治只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因此，1968年大规模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看起来是受“文革”的影响，而实际上是当时我国“一穷二白”的基本经济状况没有得到根本的改变，粮食没有过关，工业无法提供更多的工作岗位，依然需要大力发展农业，而1966 年全国中学数量是 1949 年的13.6 倍，学生人数是 1949 年的 12 倍。1966、1967、1968 届初高中毕业生共有 1001.6 万人[12]，所以即便没有“文革”上山下乡也是要进行的，因此，当年的上山下乡包含着必然性。并不存在“上山下乡是对知识青年的迫害”，“知识青年返城是上山下乡的失败”。提出这样问题的人，如果不是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过程没有研究，就是没有清除遗留在头脑中鄙视农民，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 三 要把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建设成为强大的社会主义工业国，进而实现共产主义，需要几代人的努力。要把无数革命先辈流血牺牲建立起来的社会主义继承、发展下去，面临培养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问题，尤其是帝国主义提出，对第二代，第三代进行“和平演变”后，更是引起了我国党和政府第一代领导人的高度重视。这不是理论问题而是实践问题。 新中国脱胎于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态依旧非常强大。“人不为己天诛地灭”、“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鄙视农民，这些旧观念占据着不少人的头脑，影响着青年一代，使得“和平演变”存在思想基础。 存在决定意识，由于生长在新中国的青年一代没有经历过推翻“三座大山”的艰难困苦的斗争，不可能自然具备和革命前辈一样的为了天下劳苦大众谋利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的坚定立场。尤其是大批城市青年学生，脱离工农群众，不了解中国国情，不知道工农群众的实际生活状况和诉求，不“接地气”。“文革”中学生青年表现出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进一步证实了这个问题。因此要他们承担“接班”的重任，首先就要使他们思想感情转变到工农一边来，树立无产阶级的世界观，这是根本的问题。 在中国，农民人口最多，农村面积最大，所以中国面临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小康不小康，关键看老乡”， “关注三农”问题，“精准扶贫”的要求……至今都是中央关注的问题。 当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人口80%以上的农村去，而当时的农民由于在半封建，半殖民地制度下，长期受剥削、压迫，生活贫穷，农村面貌落后,这一切都急需进一步改变。阶级斗争、生产斗争、科学实验等方面的矛盾、斗争在那里最为尖锐、突出。这些问题不解决，中国就谈不上建成社会主义。正是这样的战略思考，毛主席提出了“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和“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号召。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到农村去发挥“有文化”的作用，一方面要求知识青年以“劳动者”的身份在“三大革命”中向农民学习，培养“社会主义觉悟”， 摈弃“学而优则仕”、“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鄙视体力劳动的传统观念；使千百万知识青年转变思想感情，永远牢记农民群众，不忘本，真正体现了对知识的尊重和对年轻人的培养，因为人的正确思想只能从“三大革命斗争”中来。 上山下乡为城市青年学生提供了了解中国农村，了解农民，了解基层，了解国情的绝好的机会。要改变农村落后面貌，需要靠具备一定先进文化知识的青年和农民群众一起用自己的双手，艰苦奋斗。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广大知青经受了磨砺，懂得了建设社会主义的艰辛，实现了世界观的转变。 也正是在和农民朝夕相处的过程中，知青们通过农民的行动，学到了他们在几千年农耕社会中与恶劣的自然环境进行反复搏斗，与历代统治阶级顽强抗争中形成的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 经过大浪淘沙，一批能够和最广大劳动人民站在一起的接班人脱颖而出，保证了我们社会主义不变色。事实已经充分地证明了这点。 四 应该用什么标准来评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由谁来评价才客观？ （一）评价标准 人类社会的进步是靠生产力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而按照这两条来作为评价标准，是能够用客观事实来验证的。个人的处境和感受即便真实的，也只是“一棵树”，不是上山下乡整个森林的全貌。 由于大批知识青年投入到农业第一线，兴修水利、科学种田、推广农机，和农民群众一起开垦荒地、极大地促进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得我国的粮食产量从1966年 21400 万吨上升到1981年的 32502万吨[13]。 正是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大量的知青担任了民办教师，推动了农村教育事业的发展。小学入学率从1965年的84.7%增加到1976年的96%。初中招生数从大规模上山下乡之前1967年的198.3万，增加到1977年的2367.7万[14]。 而且不少知青担任了农村的扫盲教员，使不少农民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普及了农村教育，为后来农村以及中国的发展培养了一批人才。 没有普及就不可能有提高，在一个文盲充斥的国家里，即便有少数人受到高等教育，也是无法建成社会主义的。因为再好的科学技术最终也要靠广大劳动人民去实现，才能形成生产力。所以，上山下乡不是使得中国的教育、文化出现了断层，而是促进了全社会教育、文化的发展。 也正是大规模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批下到农村的初、高中生，由于文化水平较当地青年要高，自然成了接受“半农半医”培训的主体。他们学成后，大都当上了“赤脚医生”，促使中国的“赤脚医生”队伍在短期内迅速形成，农村医疗状况迅速改观。 不管是担任民办教师，还是赤脚医生，这些知青都是和农民一样挣工分，没有拿国家相应的教师和医生的工资，但解决了大量实际问题，这是无法用金钱来衡量的。 知青修的电站现在还在发电，知青修的水库现在还在蓄水，知青修的干渠现在还在灌溉，知青修的道路现在还在通车，知青开垦的荒地现在成了粮仓，知青种植的橡胶树现在还在出胶，知青抢救的病人现在还在健康的生活，知青接生的孩子现在已经长大成人，知青教过的学生现在已经走上生产或科研的一线、有的还走上了领导岗位，知青英烈现在还在受到人民的祭奠，知青的事迹现在还在当地人民中传颂...... （二）评价主体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到占中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中去接受“再教育”，社会效果如何，应该由他们的老师——农民群众来评价，“老百姓心中有杆秤”。各级地方政府是共和国大厦的基础，最接近实际，最关心当地的生产建设和文化教育事业的发展，他们是最实事求是的，他们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评价的总和才真正反映了国家和人民群众的态度。 大量接收城市知青上山下乡的陕西、山西、黑龙江、云南、内蒙、山西、新疆等地区和各生产建设兵团都对知青上山下乡给予了高度评价。 他们不约而同地用大量鲜活的事实和数据说明：知识青年给偏僻农村带来了新气象、新风尚；是农村经济、文化建设的生力军；是推广农业科学技术的先锋。上山下乡期间是农村科技文化最活跃的时期；上山下乡极大地提高了农村的文明程度；是对社会的一大推进，加快了城市、农村的文化交流和人流、物流，尤其是信息交流。上山下乡使知青在农村的广阔天地里获得了锻炼，成长为各项工作的骨干，知青与农民结成了血肉关系；促进了少数民族地区的跨越式发展，谱写了民族团结之歌，对保卫边疆，建设边疆起到了巨大的作用。 最具代表性的是，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司令部，后来的黑龙江农垦总局所在地佳木斯市，专门设立了“知青节”，每年9月都要举办“中国-佳木斯三江知青节”，全市人民放假一天，以示庆贺，表达黑土地的人民对知青开发北大荒的感念。 延安日报2009年1月5日刊登了新一年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在给北京赴延插队知青的慰问信，信中说：“在纪念北京知青赴延安插队四十周年之际，中共延安市委、延安市人民政府和二百一十三万延安人民，向你们致以亲切的问候和崇高的敬意！ 四十年前，近三万名北京知青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满怀豪情地从首都北京来到革命圣地延安，上山下乡，插队落户。宝塔山下，延河畔上，你们与广大农民群众同吃、同住、同劳动，同甘共苦，风雨同舟。延安的山山洼洼到处都洒下你们辛勤的汗水，留下你们年轻的身影。你们用自己勤劳的双手与乡亲们共同创造了丰收的果实，你们用自己所学的知识为延安的建设和发展注入了青春活力和勃勃生机。在这片神圣的土地上，你们经风雨，见世面，磨砺意志，经受锻炼，增长才干。你们为建设延安奉献出青春年华，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延安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历史也不会忘记你们。” 内蒙阿荣旗政协文史资料《知青记忆》的前言中说：“从1962年到70年代末，全国范围内曾有1700万以上的城镇知识青年被送到农村这个广阔的天地里接受再教育，演绎了一场空前的、波澜壮阔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运动”。“对这场运动的评价，褒贬不一，但这场运动对阿荣旗的影响是积极的深刻的，是具有深远历史意义的。城镇知识青年的到来，对阿荣旗经济的发展、社会的进步、文化层次的提高、生活习惯的改变，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历史不会忘记他们，黑土地不会忘记他们，阿荣旗人民也永远不会忘记他们”。 中共扎兰屯市委和政府2008年7月在《致曾在原布特哈旗插队落户知识青年的慰问信》中说“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扎兰屯开发建设时期，是你们在这块热土上奉献青春、抛洒汗水，为扎兰屯的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做出了卓越的贡献；是你们为当年闭塞落后的北疆带来了城市文明，将荒蛮的土地注入了活力和生机；是你们以青春的激情和不屈的毅力，为扎兰屯各项事业的建设和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在“云南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综述”中讲到：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到贫穷落后的广大农村，跨省青年来到边远落后的云南边疆，无论是自愿走入这个行列，还是被卷进这场洪流之中，他们中绝大多数都能响应国家的号召，把自己的青春年华献给农村建设事业和边疆建设事业。云南的山山水水到处留有知识青年的青春足迹，他们洒下了心情耕耘的汗水，整个知青群体都曾在特定的年代，做出过贡献[15]。 《云南农垦》的编辑郜宁校在一篇题为《对<中国知青部落>迟到的反应》文章中说：“十年中，有多少知青在与命运抗争的同时造福于边疆，他们中的佼佼者走上农场各级领导的岗位，勤奋好学者跨进农场教师和医务工作者的行列，而在最基层的知青更是用他们的血和汗浇灌着万顷胶林千亩良田，他们带来的新思想新知识新文化有形无形地影响着闭塞落后的边疆一天天开化进步，发生巨变。所有这一切，边疆各民族永远不会忘记，农场职工更是铭刻在心。” 为了让历史铭记知青的贡献，在政府的支持下，不少地方纷纷建设了以知青为主题的广场、雕塑、纪念碑（墙，石）、纪念林、博物馆、桥梁，目前不完全统计有130个之多。如黑龙江佳木斯市知青纪念广场、内蒙古呼伦贝尔知青广场；《兴安儿女》群雕、《科尔沁知青之恋》雕塑、湖南江永知青雕塑；黑河市知青博物馆、河南郏县广阔天地纪念馆、四川西昌知青博物馆；内蒙古乌拉山发电厂知青纪念碑、云南瑞丽知青纪念碑、青海格尔木山东知青纪念碑、安徽黄山知青烈士纪念碑、云南东风农场知青纪念碑大型浮雕《记忆》，江苏新曹农场“知青亭”，广州白云山“知青亭”；浙江临安市知青桥、内蒙古赤峰市克什克腾旗新庙乡光明村天顺营子北京知青桥；内蒙古锡林格盟勒西乌珠穆沁旗宝日格斯台烈士陵园等。 （三）心系农村 .知识青年在农村艰苦的环境中从事物质生产，由物质到精神,由精神到物质,即由实践到认识,由认识到实践这样多次反复,完成了脱胎换骨的自我改造，正确地认识了中国的国情后，形成了以天下为己任的“爱国、责任、奉献”精神。正是在这种精神的驱动下使他们认识到，只有和农民群众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才能改变农村“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把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建设的更加强大。 “中国梦知青情”活动开展以来，我们搜集到了一批已经进入老年的知青帮助农民兄弟走共同富裕道路实现小康社会，甚至返回第二故乡的事迹，他们“位卑未敢忘忧国”，依然在不懈地做着推动社会文明，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工作，脚踏实地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而奋斗，这里举几个例子。 一位患有严重胆囊、肾脏病的上海知青，被医生严令提前病休，宣判生命期不过五年，他回插队的黑龙江省黑河市爱辉镇三好村养病。应农民们强烈要求曾经当过生产队长的他，重新组织合作社，他抱病挑头，带领大家克服重重困难，终于办起了合作社，经过短短两年奋斗，2014年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千多元，提高到一万三千多元，杨晓沪自己却倒在了农业合作社的工作岗位上，顽强拼搏到了生命的最后一刻。 大连的一名知青是第一个在农村入党的知青，现在是拥有数千万资产的企业家，3所大学的客座教授。2006年冬，他放弃城市安逸，回到35年前插队的赤峰市宁城县大城子镇鸡冠山村担任村主任、党支部书记，先后成立了野狍驯养繁殖、经济林和食用菌三个专业合作社，自己投入300多万元，一分工资也不拿，用五年时间实现了人均1万元的收入。 原插队黑龙江逊克县山河村的一位北京女知青带着自己卖掉继承的遗产获得的几十万元和一位上海女知青结伴回到第二故乡，重新组织农民成立合作社。分别担任了村支部书记、合作社董事长（社长）。在2012年遭受旱灾情况下，仍取得了粮食丰收。入社农民的收入比去年有明显增加。2015每垧地的收入由过去的三、四千元，提高到一万四千多元，翻了两翻。 原插队山西山区的一位北京女知青，1975年清华大学毕业后，主动要求回到曾经插队的农村。1997年自带资金20万元，放弃北京的舒适工作，离职舍家，到国家级贫困县之一的山西省大宁县榆村乡金圪塔村开发式的扶贫，经过17年不懈坚持，先后投入了100多万元，建学校，修路取得了不小成绩。最近因工作劳累患了脑梗，不得不回京休养。 当年，作为带队教师带领知青插队山西平陆县毛家山农村的天津农学院原副院长，70岁时把自己的户口从天津转回毛家山，在那里重新修路架桥，开发毛家山，现在毛家山农村成为了国家级旅游扶贫重点典型。 曾下乡北大荒农场的来自上海的一个知青，退休后带着先进的农业生物技术，帮助农场进行土壤修复，降解土壤中的农药化肥残留，生产安全生态的优质大米。60多岁的他亲自在水田里为农民示范，从2007年的小范围实验，到2008年扩大到1500亩水稻、4000亩大豆，在大幅减少化肥和农药使用的情况下，粮食产量保持稳定甚至略有增加。经过四年多试验和推广，2012年黑龙江农垦总局856农场有几万亩水稻田使用他的生物农业技术。 原下乡在河南省郏县广阔天地乡的一位许昌知青，谢绝了许昌市的邀请和优惠条件，把自己在广州的工厂搬到广阔天地乡自己原来插队的生产队，把几十名农民培养成了工人，使郏县第一次有了出口创汇企业。 一位郑州知青插过队，当过兵，担任过厂长，在体制改革时却成了空有人事关系，却没有工作、没有工资、没有社保的“三无人员”。他凭借当年在周口地区太康县板桥青年农场插队时科学种田，一颗红薯收获56斤的经验，重操旧业，再种红薯。在种植传统红薯没有销路的情况下，他走访省农科院学习研究，开始种植脱毒红薯。成功后，又开始义务推广脱毒红薯种植技术，十几年如一日默默耕耘，无私奉献，行程50余万公里，足迹踏遍大江南北，跑废了3部新车，在国内十几个省市帮扶建立了上百个种植基地，推广面积达到几十万亩，培训人数超过万人。他不以盈利为目的，从秧苗供给到种植技术，到销售渠道，到深加工，为全国薯农提供全面服务，使他们能够靠种脱毒新型红薯致富。 一位62岁的北京知青，聋残4级并患有中度帕金森症，爱人下岗，是个普通工人。2005年，回到当年插队的延安地区黄龙县柏峪乡五角树村，看到村子仍旧贫困，全乡人均年收入不足800元，决心想办法帮助第二故乡摆脱贫穷落后现状。他自费安排五角树村书记等两个人的差旅、食宿、交通费，带领他们参观、学习北京农村的农家乐，把自己家唯一的一台电脑给了农村。因为在延安-北京的不断奔波，劳累 ，2011年10月突发心梗，做了3个心脏支架，2012年回京后又三次住院抢救，心脏搭桥，在安装脑起搏器后，又经过艰难曲折几年的努力，柏峪乡的旅游项目终于立项。他历经磨难，在县、乡政府的大力支持下，在知青们帮助和村民努力下，黄龙县柏峪乡的“农家乐”终于一家一家开了起来了，游客也越来越多，第二故乡脱离旧的农业经济模式，成为靓丽的旅游风景区，实现了父老乡亲脱贫致富的梦想！ 天津一位知青，2002年只身一人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小山沟——天津市蓟县下营镇大平安村，出任大平安村总策划，13年来，他对村民和农村发展的资助达到10万元。在他的推动下，这个名不见经传的贫困山村成了“文明生态示范村”，“农村旅游专业村”，“民俗文化特色村”。 现在这个仅有90户人家309口人的“百米小村”，2014年春、秋两季仅旅游一项收入就达500多万元。 曾下乡海南生产建设兵团的一位广州知青，先后捐资超过1300万元,为海南红光农场兴建了小学综合教学大楼，为农场中学兴建教师办公楼和学生宿舍楼。 内蒙兵团五师四十一团的625名知青，集资300万元在锡盟和西乌旗各级政府的大力协助下新建129眼机井，解决了高日罕3000多牧民、4000头大畜、12万只小畜的饮水困难，彻底改善了牧民的饮用水水质。 当年在内蒙天顺营子插队的北京知青，集资为村里架起了一座30米长的钢筋混凝土大桥，解决了村民们出行难的问题。 曾在内蒙古哲里木盟通辽地区的科左中旗舍伯吐公社苏木大队插队的一位北京知青，1998年听说插队的地方遭受洪灾，便立即携夫人去内蒙探望慰问。除了捐款捐物外，他还把二十多个老乡家的六十多个孩子分三批接到北京，当成自己的孩子来看待，亲自帮助他们安排吃住和找工作。 2003年天津130位知青及其子女集资16680元，在内蒙科尔沁草原建起了130亩“天津知青林”，治理土地沙化，让草原重新绿起来。现在科尔沁草原深处的这片“天津知青林”已经成材，价值60万元。年已花甲的知青们决心用这些钱买更多的树苗，扩建出5000亩防风固沙的知青林。 这样的知青不在少数，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因为曾经的农村生活使他们和农民结下了深厚的感情，世界观发生了根本改变，深深地懂得，中国的问题，实质上是农村问题。“空谈误国，实干兴邦”，要实现远大理想，只有脚踏实地从现在开始去做。 五 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问题，现在出现的绝然不同的看法，实质上是两种不同的世界观对同一个事物的不同认知。 承认劳动创造了世界的人，把在农村艰苦的环境里和农民一起战天斗地，看成是历练自己的课堂，在上山下乡中积极肯干，无怨无悔。 鄙视体力劳动的人，自然把到农村艰苦环境中去和农民一起从事农业劳动，看成是“迫害”、“劳改”，一直谩骂、诅咒。 承认农民是我们的衣食父母，是中华民族的优秀品质的创造、传承者，自己只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的普通劳动者的人，很快就融入了农民群众中，拜他们为师。 鄙视农民的人，自以为城里人“有文化”高农民一等，在思想感情始终不愿意认同农民是社会主义建设的支柱，只看到农民不识字，存在陋习，没有看到这是由于长期的剥削、压迫造成的。 认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人，把改变农村生产落后，不文明的面貌，包括改造农民的小农意识，提高农民当时生活质量看作是自己的责任。 只考虑个人利益的人，认为农村落后面貌的改变，农民的利益与己无关。 把奉献作为是人生目标的人，认为完整的知识是由书本知识和实践知识组成，承认“三人行必有我师”，积极投入农村的实践，在实践中虚心向农民学习，从来不感到虚度光阴。 把人生定位是通过读书来出人头地，飞黄腾达的人，认为只有书本知识才是“真正的知识”，看不到实践的重要性，不懂得书本知识也来源于实践的人，自然把到农村去“再教育”的“峥嵘岁月”看成是“耽误”自己的“蹉跎岁月”。 …… 知青没有特殊的利益，也没有专门的“苦难”。知青心中只有国家的利益和集体意识。对于“苦难”，知青绝不歌颂苦难，也绝不把“改天换地”、“愚公移山”的艰辛当“苦难”、当“浩劫”。知青与共和国同行与全国人民一起艰苦奋斗，担负着建设强大祖国的使命。 现在，一方面，是一些有话语权的“知青学者”或出于政治需要，或出于自己世界观-价值观的使然，从个人所受的挫折，所经历的不公，为了表现个人的恩怨，刻意收集局部存在的问题在“讨伐”、诅咒。一方面，是大江南北，五湖四海的大量知青采取了诗歌、舞蹈、合唱等等各种形式回忆、讴歌当年自己在艰难而激情燃烧的岁月中无私的奉献。 由于上山下乡是人数巨大，几乎遍及整个中国，各地干部又缺乏经验，加上政策、道德水平参差不齐，确实存在着一些问题，个别地方问题还是严重的。但是，党中央、毛主席、周总理发现后立即着手解决。毛主席给李庆霖亲笔回信、汇款，周总理提出“国家关心，负责到底”，布置全面检查各地知青工作，采用“厂社挂钩”的方式安排知青……[16]。我们不能用已经发生的，并且正在解决的问题来否定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方向的正确，尤其是用比例非常小的个别事件碎片来代替整个上山下乡。 对个人来说，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确实付出了牺牲。但纵观人类历史，在发展过程中，每前进一步，哪怕是小小的一步，都伴随着牺牲，这是不争的事实。没有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无数革命先烈的牺牲，就不会有独立、强大的新中国！“要奋斗就会有牺牲”。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融入国家发展，民族富强，为大多数人谋幸福的道路。正因为如此，知青中的绝大多数人没有被艰苦生活的重负所压倒，为人民做出了奉献。他们没有用青春时光来刻意谋取个人的名利和安逸的生活，所以现在他们所感到的不是一点点自私而有限的欢乐，他们的幸福将属于千百万人。他们为社会所做的事情虽然平凡而且并不显赫一时，但将永远存在。多少年后，凡是高尚的人面对他们的骨灰，都将肃然起敬。人类如果只有功利而没有理想，世界就会毁灭。 知青在过去时代给农村带来文明、促进社会进步的精华，在经历过几番风雨洗礼、烈火锤炼之后，已经作为对社会文明和国家发展的贡献，深深镂刻在人民的心里和全新的历史创造活动中，镌刻在了我们国家发展的历史丰碑上。因此我们只有站在国家和人民利益的立场上，用历史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透过现象看本质，正确客观地总结上山下乡，才能看到历史真相。 六 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组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实践，对现今的教育有着很强的指导意义。 一个完整的教育系统除了课堂的书本教育，必定包括实践的内容，“实践高于（理论的）认识，因为它不仅具有普遍性的品格，而且还具有直接现实的品格”[17]。中国共产党成立的目的就是解放劳苦大众，让他们过上幸福的日子。在工农当家作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受教育者不深入工农的生产和生活，就不会知道他们真实的疾苦和需求，思想感情不转变，就无法实现共产党的执政理念——为人民服务，也无法实施以人民利益为主体的改革开放。 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是几代中国人的理想，实现这个目标的主体依然是广大工农群众，因此历史要求知识青年继续走和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否则无法担当如此大任。中国的先哲早就指出“故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 现在社会经济发展了，不一定采取当年上山下乡的形式，但这种教育理念是不应该放弃的。 苏联亡党亡国的历史教训之一，就是知识分子干部从学校开始就脱离劳动，脱离广大劳动人民，对劳动人民没有感情，被“和平演变”，只代表少数既得利益集团，背叛了马列主义政党的宗旨。 我们必须牢记这个教训，从学校开始就要求学生深入生产实际，深入工农群众，参加劳动，实现其世界观的转变。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卷第150页。
[2] 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9、41页。
[3]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1页
[4] 数字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年度数据/1996/2009/人口、主要农产品产量。
[5] 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204页，第207页，第215页，第226页，第228页。
[6] （同上）第235页，第244页，第258页，第275页，第292页，
[7]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63页
[8] （同上）第259页
[9] （同上）第165页
[10]周道炯主编《1949-1987中华人民共和国固定资产投资管理大事记》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9年版第309、330、356、395、437页
[11] [11]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166页
3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37—338页。
[13] 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信息网/国际数据/1996/谷物总产
[14] 刘英杰主编：《中国教育大事典 1949—1990》（上）浙江教育出版社 1993 年版，第 324 、 337、338 页。
[15] 中共云南省党史研究室编《云南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云南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23页。
[16] [16]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48、101、113页
[17] 《列宁专题文集（论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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