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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历史现场认识“八一精神”

时间:2017-07-26来源:北京日报 作者:刘庭华 点击: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叶挺等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在皖南合影。(图片选自《文史精华》) 图为南昌起义期间朱德使用的驳壳枪,枪身上刻有南昌暴动纪念、朱德留用字样。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

抗日战争时期,陈毅、叶挺等参加南昌起义的人员在皖南合影。(图片选自《文史精华》)
图为南昌起义期间朱德使用的驳壳枪,枪身上刻有“南昌暴动纪念”、“朱德留用”字样。
 
      南昌起义以打响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第一枪的英雄壮举,开启了中国共产党独立领导革命战争的新时期,揭开了中国革命的新篇章。南昌起义的历史与革命实践所孕育和累积的八一精神,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华民族的宝贵精神财富。
 
      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敢于斗争
 
      “功在第一枪”——南昌起义的主要领导者周恩来用最简洁的语言高度概括了起义的历史地位和伟大意义,而“第一枪”之功则源于中国共产党人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品格。
 
      南昌起义是“为了挽救革命”的英勇壮举,它是在大革命失败后异常严峻的形势下发生的。建党初期,幼年的中国共产党对掌握一支人民的军队缺乏统一的高度敏锐性,没有从根本上认识到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斗争形式。因而,在大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虽然已经开始注意军事工作,比如派大批党员到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中去做政治工作、担任党代表。但那时共产党对掌握革命武装还缺乏经验,没有足够的重视,党还未独立组建、领导和指挥过完全属于自己的军队。
 
      毛泽东在总结这一历史时期的经验教训时曾说:“过去我们责备孙中山专做军事运动,而我们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正因如此,“生气勃勃的中国大革命就被葬送了”。
 
      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分共大屠杀后,中共中央决定在南昌发起武装起义,但共产国际竭力阻止、干扰,致使起义在激烈的争论中推迟一天。7月26日,共产国际新派来的全权代表罗明纳兹在汉口召开了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会议(张国焘、瞿秋白、李维汉、张太雷等人参加,周恩来已到南昌组织策划起义事宜),在此前他听张国焘报告中共中央决定于31日在南昌举行武装起义时,提出要一切请示莫斯科,等待莫斯科做最后决定;此时又宣读共产国际不支持南昌起义的电文,内容要旨为:倘若暴动没有成功的把握,最好不要发动。张发奎部的中国共产党人可全部退出,到农民中去工作。如果中国同志坚持要发起南昌暴动的话,共产国际派来的加伦将军和其他军事顾问是不允许参加的。另外,莫斯科目前也没有经费可供南昌暴动使用。罗明纳兹还特别说明,这份电报是斯大林同志草拟并由布哈林署名的。
 
      张国焘奉命于7月30日赶到南昌,将共产国际及临时中常会决议(一是由于敌我力量悬殊,应推迟起义时间;二是应由周恩来与张发奎取得联系,共同商量军队转移广东东江事宜)精神告诉了周恩来,周恩来深感意外。7月31日上午,南昌起义前委在南昌大旅社召开紧急会议,讨论起义是否推迟等问题。张国焘坚持要推迟起义时间,遭绝大多数同志的坚决反对,尤其是恽代英的发言最为激昂,他说:共产国际害死了中国革命,葬送了成千上万的同志。现在南昌暴动一切准备好了,忽然来了个国际指示,阻止我们的行动,我是誓死反对的。他强调“要按照已经决定了的计划往前直干”。周恩来更是愤怒地拍了桌子,提出辞职以抗拒共产国际的指示。会议一直争论到中午,最后决定8月1日拂晓举行起义。
 
      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发动,充分说明了中国共产党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的艰难征程中,已经懂得总结革命的经验教训,并开始独立思考,不再盲目听从共产国际的指挥。
 
      敢于斗争,就是不唯上,不唯书,一切从实际出发;反对墨守成规,向一切以上级的指示为教条、不敢越雷池一步的思维作斗争。敢于斗争,是南昌起义“功在第一枪”之魂,因而是八一精神的灵魂。没有敢于斗争之魂,就没有八一“第一枪”之功。
 
      “为人民事业而献身”——救国救民
 
      救国救民,是南昌起义的根本目的和崇高目标,它充分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及其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这是区别于其他任何政党及其军队的主要标志。朱德曾为八一纪念馆题词:“学习八一起义英雄们为人民事业而献身的精神,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祖国”。朱德的题词,概括提炼了八一精神的内涵本质——救国救民——为人民事业献身的革命精神,是符合南昌起义历史事实的。
 
      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提出,共产党人始终坚持为无产阶级、为绝大多数劳动人民谋利益。中国共产党从建党之日起就把一切为了人民、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作为自己的根本宗旨。南昌起义,就是中国共产党人践行宗旨的一次暴力革命尝试。党为起义部队确立了“实行土地革命,废除苛捐杂税,维护工农利益”的政治纲领。
 
      中共中央在8月1日致前委信中指出:“南昌暴动,其主要意义,在广大的发动土地革命的争斗。”起义当天,中央委员会及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宣言》提出的政纲之一,就是“为解决土地问题,解放农民,打倒乡村封建地主之反动势力而奋斗”。起义总指挥贺龙在《告全体官兵书》中郑重宣称:此次革命行动,“是为实行土地革命,解决农民问题而奋斗”。他还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贺示》中布告天下:“本部各军,富于革命精神,此次南昌起义,原为救国救民。转战千里来粤,只求主义实行。对于民众团体,保护十分严谨。对于商界同胞,买卖尤属公平。士兵如有骚扰,准其捆送来营。本军纪律森严,重惩决不姑徇。务望各安生业,特此郑重申明”。毫无疑问,南昌起义部队既把“救国救民”作为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也把代表最广大人民利益的阶段性任务——土地革命——“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建立民众的工农政权”,作为奋斗目标。
 
      中国共产党人敢于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大屠杀而果断地打响武装反抗的第一枪,南昌起义的英雄们在起义失败后能够百折不挠、千里辗转,率领起义余部来到井冈山,走上了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崭新道路,都是源于“救国救民”的伟大理想和目标,绝不是为了个人、集团或某一阶层的利益,完全是为了绝大多数人民的利益而奋斗。
 
      贺龙回忆自己及国民革命军第20军为什么参加南昌起义时说:6、7月间(指1927年),敌人暴露了反动面目,疯狂地屠杀工农,我们的队伍从武汉开到九江,集中在德安车站。本准备东征去打蒋介石,但汪精卫接着叛变了革命……7月底,汪精卫决定在庐山召开军事会议。这时,我们只有两种选择,要就上庐山,要就开南昌。那时,我主意已定,就是跟着共产党走。我对党说:“不管怎样打,我都不怕,只要共产党员不走,我就有办法。我一百个信服共产党,党怎么说,我就怎么做。”这时,敌人也用力拉我,送来金条银洋,还许愿让我当安徽省长。我对他们说:“国民党我不入,要入党就参加共产党。” 7月31日,贺龙对所属部队团以上军官说:国民党已经叛变了革命,只有跟着共产党走中国才有希望;共产党已经决心发动武装暴动,解放人民;愿意跟党走的,可以留下继续革命,不愿意的也可以走。结果是,所有的人都愿意参加起义。
 
      首创人民军队的南昌起义,绝不是单纯的武装暴动,而是有明确而伟大的目标——创建革命军队,推翻新旧军阀政权,开展土地革命,建立工农政权,代表着广大工农群众根本利益的奋斗目标,体现了人民军队的根本宗旨,无疑是中国革命历史中空前伟大的事件。可以说,“敢于斗争,救国救民”,是八一精神最本质的体现。
 
      (作者:刘庭华,军事科学院原军史部研究室主任、研究员)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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