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两年夏天，中国北方的旅游方向有了明显的变化，去新疆一带的减少许多，而东北地区成为新的热点，可谓盛况空前。不过，在去黑龙江的游客中，不少已经上了年纪的人并不只是为了游山玩水或者避暑，他们的主要目的是重回离别四十多年的“上山下乡”之地。对他们来说，这片留下人生最宝贵的青春岁月，留下他们辛劳、奋斗、激情、热汗、血泪、伤痛——还有许许多多爱恋和思念的地方，不管在后来的回忆中是怎样的苦甜酸辣，都是他们的“第二故乡”。 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于20世纪50年代，高潮则是在“文化大革命”中的1968年之后，估计有两千万大中城市的中学毕业生下放到农村。我44年前到安徽黄山茶林场务农，前后十年。前几年，我们一群上海的老知识青年一起到黑龙江参加了一个星期的活动，最大的感触就是“知青”早已不年轻，较老的如我们那样的“老三届”（1966至1968年毕业的三届高中生和初中生），都已过花甲之年，头发早就斑白脱落。 同上一代相比，知青一代在“文革”动荡当中成长，在改革开放当中成熟，较少受到传统教条和旧体制的束缚，更懂得自我思考和探索，更具国际视野。他们吃过苦，有承受能力，懂得怎样在逆境中求生存，讲求实际却又不失理想主义色彩。这对中国甚至世界的未来究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现在难以定论，但知青一代必然会在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印记，尤其未来十几年中国正处在能不能崛起为世界强国的关键时期。 也许，在当今中国各类人群中，老知青是最抱团的。2009年8月11日，中国迄今为止最具规模的“知青博物馆 ”在黑龙江边的历史名镇瑷珲县城举行开馆典礼，从各地赶来的老知青竟然超过千人，远多于预先的安排。那几天当中，每天都见到“老战友”抱成一团的场景，还不断有当年知青插队村子的老乡赶来寻找他们，见面时又是另一番的百感交集。 知青聚会谈得最多的仍然是如何看待四十年前的上山下乡运动，依旧大有分歧。有人坚持“青春无悔”，认为没有那段经历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成就，但更有人认为那只是“文化大革命”大灾难中的一幕。但无论如何，老知青四十年后回首以往，已可以比较理性而平衡地思考那段岁月了。瑷珲的知青博物馆中，既记录了他们的成就和功绩，也记录了他们刻骨铭心的呼喊。一幅题为《我的前夫》的油画，吸引了众人的目光：一位身着军便装的女知青成亲，旁边坐着的是比她大十来岁的丈夫，她脸上的麻木呆板与他的露齿而笑形成强烈对比，令人欷歔。 在北大荒，不断有当地官员对我们说，他们就是当年知青教出来的学生。确实，下乡知青给他们带来了知识，让他们知道外面的世界，还改变了他们的生活习惯。有的乡村，打从来了知青才懂得刷牙。那里的孩子盼着知青回家探亲后快快回来，他们就可以得到最好吃的大白兔奶糖。可以说，没有当年的知青下乡，就不会有今天北大荒的巨变。但一位曾在农垦兵团医院里当过护士的老知青谈起往事，对许多知青伤病者的不幸遭遇感触很深。 国际上对中国知青的研究已有一段时间，在中国，随着越来越多的老知青退休赋闲，整理和记录上山下乡历史一定会成为他们关注并积极参与的事情。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研究史学的朱政惠教授提出建立中国“知青学”的主张，得到出身知青的诸多学者的响应。毕竟，我们的后代和世界要研究中国，不可能避开这段历史。而知青一代所留下的记录，应该成为人类的共同财富。 尽管“文革”结束后绝大多数知青都能够回城，但已经失去的青春岁月和与之相伴的机会，都已经再也不可能讨回。一般来说，知青一代仍然是当今中国城市中境况较差的群体，一辈子都用尽力气追逐已经远去的希望。一生辛苦之后，他们往往只能把所有心血都放在孩子的未来上，偏偏这几年连大学毕业生都越来越难找到好的工作，购房和结婚成家的压力却越来越大。 其中，像我们那样能够赶上读大学末班车的，当属最为幸运的少数，大概十中仅存一二。其中，更有一些成为出类拔萃者，成为当今中国社会各个领域中的精英人物和核心人物。娃哈哈集团老板宗庆后是浙江著名的民营企业家，北京开“两会”时我曾多次采访他，感受过他的商界强人气势。但这次他拿起话筒，刚刚提到四十多年前的下乡经历，就止不住流下热泪，哽咽难语。也许，只有知青一代才能体会他难以自控的情绪翻腾，因为作为知青的他，能够走到今天，即使有幸取得成就，也都太辛苦、太不容易了。 去年夏天，上海的黑龙江知青组团回“老家”，参加知青博物馆的开幕典礼等活动，我受邀随行。期间，在一次关于知青的讨论会上，我强调知青一代要抓住时机多做点事情，包括整理知青历史、“文革”历史，留给后人。我们不做，别人是不会做的。不过，即使当年的知青进入老年，仍然会是视野和心胸最开阔的一代，也是仍然抱有理想主义的一代。 当年千万知青，今天都已经到了“夕阳红”的时候了。我们都是最后的知青。更可以断言：咱们中国不会再有知青了！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