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顾炎武的史学观

时间:2017-01-17来源:文汇报 作者:季蒙 程汉 点击:
顾炎武《日知录》说: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


      顾炎武《日知录》说:“唐穆宗长庆三年二月,谏议大夫殷侑言:‘司马迁、班固、范晔三史为书,劝善惩恶,亚于六经。比来史学废绝,至有身处班列,而朝廷旧章莫能知者。’于是立三史科及三传科。《通典·举人条例》:‘其史书,《史记》为一史,《汉书》为一史,《后汉书》幷刘昭所注志为一史,《三国志》为一史,《晋书》为一史,李延寿《南史》为一史,《北史》为一史。习《南史》者,兼通宋、齐志,习《北史》者,通后魏、隋书志。自宋以后,史书烦碎冗长,请但问政理成败所因,及其人物损益关于当代者,其余一切不问。国朝自高祖以下及睿宗《实录》并《贞观政要》共为一史。’今史学废绝,又甚唐时。若能依此法举之,十年之间,可得通达政体之士,未必无益于国家也。”

      《日知录》素称学问巨著,但却不是为学术而学术,乃是关乎实事的。顾炎武认为,史书(司马迁、班固等)是劝善惩恶的,仅次于六经。这说明什么呢?这表现了古人的传统认识。一个,历史是善恶的总集,不仅是对前代善恶的汇总(账本),而且是对后人的善恶的告示。像春秋就是劝善罚恶的。另外就是中国的经-史传统,所谓思想与史实的固定关系,经当然是宣布思想的,比如说儒家经典,就是儒家思想的表达;而史实就是历史的、过去的事实,只有合乎事实的才是真思想,不是伪思想,经-史的传统固定关系就是这样。

      其实,对历史荒疏、不了解,也不就是今人的问题,此种现象古代也不少见。比如,身处庙堂之上的大臣,也有不熟悉旧章往事的,因此就会有问题。所谓温故知新,如果说对本朝掌故都缺乏应该的了解,那么在政策上就会有失误,因为没有坐标参照系。晓得过去才能开出未来,知道怎么做,这是古今的规律,谁也不能例外。所以史学就是实学,是政治家的第一学问,而不是故事、闲书,也不仅仅是经验、教训的总结。因此顾炎武触到的问题,所关非小。也就是说,史学的废绝,意味着政治学的荒疏,那么立政与行政都会有问题。虽然历史中史学一门曾专门立学,但并不是每朝、各代都有很好的维系和继续。

      关于史书,我们知道以中国为最,这是世界公认的。无论二十四史、《资治通鉴》,还是历代纪事本末,等等,门类纷杂,层出不穷,给人浩如烟海之感而莫知其要,以至于人们有言,一部廿四史不知从何说起?这就是老子讲的多则惑,虽欲以史为鉴,然皓首穷经未必能言,这是主要的问题,顾炎武也谈到了。尤其是宋以后,史著更见繁杂,不仅部头大,而且门类多,于是只好是,与政治和当代有关的才提,此外就不谈了。顾炎武认为,史学,或者说历史知识,关乎国家政体得失,绝不是小事。只有通晓历史,才能通达国家政体,否则历史沿革不明,会导致颟顸政治。这与司马迁讲的通古今之变是一样的。

      我们只要回顾一下历史中学者、思想家们的史观,就能够理出一个大致的轮廓和规律。比如说,孔子是言必称三代的,因为孔子是周朝人,身处人类历史的早期和初期,后来的历史他无缘得见,当然话语所及便不出三代了,这是客观使然,并不意味着后来的学人就要亦步亦趋,效法古人以自限。所以说,过去的人们只知道尊古圣贤,而遗落了此一常识,这是历史人文中的问题,显然不当,当然不对,而且贻害久远。像顾炎武说的,历史中又是这史、又是那史,搞得人们无法通盘了解,只好择定一门,单项某一块,看上去好像很协调,乃权宜办法,实际上都切碎了、搞散了。这就说明,历史中的古人,对于历史全体缺乏统体把握,没有得到要领。

      其实,我们现在来看就很清楚,不要说中国史,就是人类史,只要抓住了要点,也是很简约的,无非三块——陆地、海洋、天空。陆上以两大帝国为代表——蒙古汗国、中华帝国;海上当然是殖民帝国,也就是英格兰为代表。它催生了一批新国家,如美国等。所谓天空,是指未来人类当致力于开发者。上古世界主要是三大——埃及、先秦、希腊。我们只要把握了历史中的八大帝国——波斯帝国、亚历山大帝国、中华帝国、罗马帝国、阿拉伯帝国、蒙古帝国、奥斯曼帝国、英帝国,就能提纲挈领、纲举目张。人类史大坐标一定立,任何情节都不会迷失,很快就能找到其定位。所以完全可以说,一部人类全史,是可以要言不烦的,一目了然。古人之所以不得要领,也是因为身处局中,不识庐山罢了。经过了近现代,我们今天来看就很清楚,这并不奇怪。就像古人不知道新大陆,现代人却都晓得地球全图,这是一样的。

      由此,我们再来看顾炎武讲到的诸史,是不是就很明朗了呢?其实中国史无非三块——邦国时代、帝国时代、民国时代。顾炎武所谈的,主要是帝国时代,就是从秦到清。所谓中华帝国两千年史,就是指的这个。中华帝国历时二千一百多年,总体来说是地球上最长的帝国。其次是罗马帝国,大概一千四百多年,时间差不多长,幅员差不多大(中华帝国一千多万平方公里、罗马帝国五百多万平方公里)。所以八大帝国是比较、统计出来的,非捏造也。以人类八大帝国为主线索,就能很轻松、便捷地把握人类历史。所以,像顾炎武所担心的那种不得其要,现在来看已经不是问题了,虽然在当时是大问题。无论断代史,还是各种专门史,其实统一说来,都超不出三大史的范围,即人类史、文化史、思想史。人类史我们前面已经说了,人类文化史无非四大块——技术、艺术、制度、生活。像十通,就是制度全书;而宗教则属于生活范畴,人类生活。人类思想史无非三个要点——阴阳、神、空,这里不及展开。总之,我们握住了要领,就知道人类所有的学问、知识,其实是不出三大史的。在顾炎武那时候成问题的,在后世已经不是问题了。

      《日知录》又曰:“宋孝宗淳熙十一年十月,太常博士倪思言:‘举人轻视史学。今之论史者独取汉、唐混一之事,三国、六朝、五代以为非盛世而耻谈之。然其进取之得失,守御之当否,筹策之疏密,区处兵民之方,形势成败之迹,俾加讨究,有补国家。请谕春宫,凡课试命题,杂出诸史,无所拘忌。考核之际,稍以论策为重,毋止以初场定去留。’从之。”

      顾炎武谈史学问题,主要引唐、宋为例。像宋人,其实很多都是轻视史学的,别看有《资治通鉴》那样的大制作。而且人们论史,又自觉不自觉地取、抱一个得失的态度。以得失、成败论史,是功利主义的历史观。所以像什么雄汉盛唐,大家就高兴讲,六朝、五代那样的衰乱之世,人们都不爱去说,实际上这是很有害的。为什么呢?正如老子说的,善者吾师,不善吾资。对于不好的,说穿了,它们都是有益的反面教材,实际上更为深刻,规避这些,只会再过、二过。因此,顾炎武认为:讨究历史中的方法和办法,用好历史这个案例题库,只会有好处。而且科举考试也不应该回避历史,无论命题还是答卷,随时触及历史及问题,都应该是无所拘泥、不犯忌讳的。虽然顾炎武多引古人、前人之言语以表述之,但实际上却是表达、摆明他自己的态度。

      《日知录》案,“史言‘薛昂为大司成,寡学术。士子有用《史记》西汉语,辄黜之。在哲宗时,尝请罢史学,哲宗斥为俗佞。’吁!何近世俗佞之多乎!”

      薛昂依附蔡京,人品卑污,尝请罢史学,被斥为俗佞。顾炎武感叹:何近世俗佞之多?其实史学的俗佞极多,并不只限于人格卑污者,像二十世纪的疑古,也是一种俗佞史学。关于史学应该怎样去定位、理解,一直是人类的普遍问题。我们这里说的定位,当然是从终极的意义去讲。一言以蔽之,史学其实是最高的法学,也就是历史案例法及最终宣判。像孔子修《春秋》,就是要为后世立法(度)的意思。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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