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官梅汝璈在东京审判中。
 首席顾问倪征燠在海牙国际法院。 梅汝璈：一生从未停止思考 归国：“我们住进北京一处平房，据说是杜月笙当年买给孟小冬的” 高渊：梅汝璈先生从东京回国后去了哪里？ 梅小璈：先到香港躲了一段。那个时候，国民党政府准备任命他做司法部长，但如果接受任命的话，是一定要去台湾的。 我父亲没有接受，躲到香港去了。后来就有中共方面来联系，安排他北上。 高渊：到了北京以后，担任什么职务？ 梅小璈：当了外交部顾问，后来还当选了全国人大代表。他的工作关系在外交部条约法律司，没什么实质性职务，就是研究一些文件，做点翻译。 高渊：你们全家到了北京住在哪里？ 梅小璈：我是1952年生在北京，我姐姐梅小侃是1950年生在香港。我父亲是一个人先回来，在北京安顿下来之后，再去香港把我母亲和姐姐接回来。 我们住的房子好像是外交部跟房管局租的，就在现在的长安大戏院后面。据说我们住的那个平房，是杜月笙给孟小冬买的。 高渊：条件在当时还算可以吗？ 梅小璈：我觉得在平房里算可以的。我们一家四口住四五间房，房间不是很规整，但面积不算小，有时候老家来亲戚住一下，也不觉得拥挤。 房子里还有西式的卫生间，有一个抽水马桶。这在上世纪50年代很少见。我记得那时候同学来玩，都对抽水马桶的水箱很好奇。 1957年：“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其他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 高渊：1957年的时候，梅先生为什么会被打成右派？ 梅小璈：和当时很多人一样，他也是因为开座谈会的时候提了点意见。一开始是响应号召，帮助党整风，但后来风向变了。当时好像有人跟他打过招呼，说你自己出来做点检查，或许可以不划右派。 但我父亲的性格比较倔强，他认为是响应号召提意见，而且也不认为他的观点有什么错，这样就互相下不来台。 高渊：感觉家里有什么变化吗？ 梅小璈：我很小，看不太出来，好像家里电话机没有了，其他的物质生活我没感觉到特别的差别。 那时候，因为受周恩来和陈毅的影响，外交部的小氛围还不错，像我父亲那样的老专家还能研究和翻译点东西。 他还在原来的条法司，并没有下放。后来“文革”快开始了，外交部里面也闹得很厉害，不少老干部、老专家被不同的造反派挟持利用，我父亲反倒没人管了。 新居：“那次搬家非常及时，否则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高渊：1966年之后，梅先生的状况怎么样？ 梅小璈：有件事挺幸运的。那是1965年，就是“文革”爆发的前一年，我们搬了个家。从原来那个平房搬到了建国门外的外交部宿舍。后来发现，这次搬家非常及时。外交部的造反派来抄家，冲击的烈度比胡同里要轻得多了。如果不搬走的话，肯定受的罪要多得多。 现在开玩笑说，我们那时候遇到的抄家还算文明，因为没有破坏生活用品，就是拿走了父亲的手稿。当时，关于东京审判的回忆录，他只写了一半。除了手稿，还有一些资料、照片、便条、笔记什么的，都被拿走了。 高渊：1965年搬进去的外交部宿舍，总体条件怎么样？ 梅小璈：那地方在建国门外，就在长安街的延长线上，是新式五层楼房，我们家住在三楼。屋里有煤气、暖气，有卫生设备，我母亲觉得真是方便，不用弄煤球炉子了。 谢世：“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样，没有停止思考和抗争” 高渊：最近又再版了梅先生在东京审判期间的日记，这是什么时候发现的？ 梅小璈：这是后来整理他遗物时，偶然发现的。记得是1969年的冬天，我从内蒙古插队的地方回来探亲，全家准备都去干校。当时，外交部里面抄家的物资也没人管了，是谁家的东西谁家领走。我又去拿回了一大包东西，再过了好几年，我父亲去世以后，才发现那个日记本。 高渊：发现的时候，就只有这一本日记？ 梅小璈：对，据我母亲回忆，其实我父亲的日记是全的，很可能抄家的时候被拿走了，然后就遗失了。还有一种可能是，搞运动的时候，他会不会自己销毁了，这也很难说。 高渊：梅先生在法律这方面的专长，后来是怎样发挥的？ 梅小璈：他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有过几次出国开会，主要是去苏联东欧。后来有一年，遇到中国和巴西的贸易摩擦，他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认为巴西方面指责中国外贸人员的理由不成立。另外，还在《世界知识》之类的刊物写过一些文章，主要都是关于国际法，也做一些翻译工作。 高渊：他的身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出问题的？ 梅小璈：“文革”开始后，身体就明显不太行了，经常要跑医院。那时候心情不太好，总是听说哪个老朋友被抓起来了，哪个老朋友自杀了。他给周恩来写过信，对造反派夺权、火烧英国代办处等，认为很不好，很忧虑。 高渊：他主要是什么病？ 梅小璈：他是心脏病和高血压，就是心脑血管的那些病。到了1972年秋天，突然偏瘫了，送进医院就没能出来，1973年4月去世了。 在那之前已经住过好几次医院，那时候我和我姐姐都在插队，多半时间不在北京，当中我还回来过一次，就是因为他住院。 高渊：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个怎样的人？ 梅小璈：他和所有以天下为己任的知识分子一样，一生中始终没有停止思考和抗争。东京审判是他人生和事业的巅峰，他尽了中国法官应尽的职责。 我父亲有句话：“我不是复仇主义者，我无意于把日本帝国主义者欠下我们的血债写在日本人民账上。但是，我相信，忘记过去的苦难可能招致未来的灾祸。” 倪征燠：耄耋之年又一高峰 拒赴台：“我父亲说不去台湾，共产党也需要正直的司法人员” 高渊：你父亲从东京回来后，面临什么选择？ 倪乃先：他到1948年12月份回来的。我父亲不是正式的检察官，是检察组首席顾问，在最后阶段还参与了有关中国部分判决书的起草工作。 当时我妈准备跟着大舅他们去台湾，已经把我外公接到了上海，准备一起走。但后来决定不去了。一是我外公说他已经70多岁了，年纪太大了；二是我爸认为，共产党也需要正直的司法人员，教书也可以。他就去东吴大学法学院教书，当了法律系主任、教务长。 高渊：他在新中国成立初期做什么？ 倪乃先：当时高校院系调整，1952年东吴大学被撤销了，父亲到了同济大学当图书馆主任。李国豪教授跟他开玩笑说，你是我们同济唯一的法律教授。 赴北京：“父亲在食堂吃饭，人事部门来找他，才知被调到外交部了” 高渊：1956年，你父亲迎来了人生的又一个转折点？ 倪乃先：我听他说，那天他正在同济大学的食堂吃饭，学校人事部门的一个负责人过来跟他说，一会儿跟你谈一下。我父亲也不知道什么事，到了办公室才知道，要调他去外交部工作。记得是那年4月20日上的火车，今年正好是我们全家来北京的第60个年头。 高渊：进外交部以后，他主要做什么工作？ 倪乃先：他为外交部写了英美司法制度的考察报告，还带年轻徒弟，同时接几个案子，全部是涉外的。 高渊：你父亲在1957年的境遇怎么样？ 倪乃先：那年春天，外交部和全国其他单位一样，开展了整风运动。当时很多人在提意见时，都说得比较激动，尤其是被雪藏的那些人。我父亲的发言还比较温和，讲了三个抢救，就是抢救人、抢救书和抢救课程，主要意思是要重视法制建设。 随后运动转入了“反右”，但我父亲还好没被划为右派，只是受到了批评。 文革中：“乔冠华跟他说，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边界，你准备一下” 高渊：“文革”开始后情况怎么样？ 倪乃先：外交部的老专家们总体上还算幸运，我父亲没有被抄家，还经常上班。1969年，大批干部下放，我父亲是当时外交部唯一留在部里工作的老专家。直到有一天，我父亲去火车站为去干校的同事送行，当时的外交部长乔冠华过来跟他说，苏联人要来谈珍宝岛的边界问题，你做个准备。我父亲回来说，看来他不会下放了。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除了上班，平时还做点什么？ 倪乃先：他没事就去中科院地理所，去查中国领海中的岛礁资料，把历史和地理结合起来研究。后来参与国际海洋法讨论的时候，这些东西都派上了大用场。 高渊：外交部的人一直很尊重你父亲吗？ 倪乃先：不少外交部的老同志跟我讲过一件事。1970年初，周恩来要求查看1918年美国对德国的封锁令，必须在第二天上班时报给他。外交部图书馆留守小组一直找到当天深夜，也没有找到。 他们半夜来问我父亲。他说，你们可以查查《美国国际法杂志》。这份杂志其实就在大家手边，伸手一翻，立即找到了全文。他们说，倪先生真是手到擒来，不服不行。 高渊：他正式复出是什么时候？ 倪乃先：我记得1972年初，他去参加联合国海底委员会和随后的海洋法会议，从这时候他又走出了国门，后来一年要出去好几次。 莅海牙：“我父亲年纪大了，1994年从国际法院退休时已经88岁” 高渊：你父亲是什么时候当选海牙国际法院法官的？ 倪乃先：1984年11月，第39届联合国大会上通过的。国际法院法官的任命，需要安理会和联合国大会通过。 高渊：他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吗？ 倪乃先：是的。国际法院是联合国的主要司法机关，1946年在荷兰海牙成立。国际法院的第一任中国法官，是当年国民政府外交部次长徐谟，第二任中国法官就是大名鼎鼎的顾维钧，他当了21年，一直到1967年任满退休。 那时候，新中国在联合国的合法权利还没有恢复，又正好是“文革”时期，也就没顾得上参加竞选。 高渊：当时遇到过特别棘手的案子吗？ 倪乃先：一个是苏格兰洛克比空难，还有就是前南斯拉夫，这两个案子都挺紧张的，都发生在1993年，我父亲卸任前一年。 高渊：你父亲当了9年法官，任期算长吗？ 倪乃先：有人连选连任当了27年。但我父亲年纪大了，1994年退休的时候，已经88岁了。 九七人生：“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 高渊：你父亲最后是患什么病去世的？ 倪乃先：在1993年11月，就是我们要从海牙回来的前几个月，他发现尿血，确诊是膀胱癌。回国治疗后，生活质量挺高的。到2003年初，发现再度转移了。 高渊：当时正值非典时期吧？ 倪乃先：那年要不是非典，他的生命还可以再延续下去。当时医院里找不到护工，没办法把他搀起来，只能躺在那里插管子，后来是因吸入性肺炎去世的。 高渊：他自己怎么看待他在东京审判中所起的作用？ 倪乃先：我父亲是个理性沉静的人，但晚年只要说到东京审判，他都会激动落泪。 他在自传中写道：“这场战斗，对我来说，是一场殊死战，因为我受命于危难之际，当时已把自身的生死荣辱，决定于这场战斗的成败。事后追忆，历历在目，既有酸辛苦楚，亦堪稍自告慰，有不可言喻之感慨。”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