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年是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组建70周年。记者寻访当年中国法律团队向哲濬、梅汝璈、倪征燠的后人，听他们说说父辈们的后半生 
检察官向哲濬夫妇晚年合影。
70年前，二战落幕不久，审判日本战犯的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在东京组成，中国法律团队随即奔赴日本。在这个团队中，有三位特别引人注目：检察官向哲濬、法官梅汝璈，以及中途驰援的首席顾问倪征燠，他们被称为“中国法律界三杰”。很多人原以为只要几个月时间，没想到审判历时两年半。经过强度极大的日本侵华罪证收集，以及艰苦卓绝的法庭交锋，25名甲级战犯被告都判定有罪，其中东条英机等7名元凶罪魁被判处绞刑，16名被判无期徒刑。70年后，本报记者分别采访了向哲濬的儿子向隆万、梅汝璈的儿子梅小璈、倪征燠的女儿倪乃先，听他们说说父辈们的后半生。 向哲濬：平淡背后并不平静 辞任大法官：“他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书了” 高渊：东京审判结束后，你父亲面临什么样的选择？ 向隆万：法庭审理即将结束时，国民政府曾任命他为最高法院检察署检察长。我父亲立刻发电报请辞。回国后，又任命他当司法院大法官。我父亲也坚决不去，他决定留在上海，想后半生教书了。 高渊：有一种说法，说原来国民政府是要派向先生当东京审判的中国法官，但他觉得检察官担子更重，就推荐了梅汝璈当法官，自己当非常辛苦且默默无闻的检察官。有这回事吗？ 向隆万：这是我母亲的回忆录写的。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从档案中找到证据。 根据我母亲的回忆，当时政府让我父亲选，当法官或检察官都可以。我父亲觉得在英美法体系中，检察官的工作更为吃重，他就挑了这个累活，并推荐他清华的学弟梅先生去当法官。 高渊：决定不去台湾后，他先到哪所大学开课？ 向隆万：到大夏大学和东吴大学，教国际法等课程。院系调整后，东吴大学的法学院与多校合并。他对能进国立大学任教，当时是很高兴的。但后来，他在法律系几乎无课可上。 翻译 《印度的发现》：“父亲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商量” 高渊：那几年，你父亲不会什么都不做吧？ 向隆万：我父亲觉得很茫然，一直想找点事情做做。他常和几个好朋友谈起这个问题，大家都有同感。因为他们当时的境遇都差不多。 上世纪50年代的时候，中国和印度关系很好。1954年尼赫鲁总理访华，北京几十万人欢迎。我父亲和他的几个朋友，就选了尼赫鲁的著作《印度的发现》来翻译。 高渊：一共有几位参加了翻译？ 向隆万：一开始有5个人，他们先分好工，然后每个阶段碰一次头，讨论翻译中遇到的问题。工作时断时续，有两位因为手头的事情慢慢多起来，就中途退出了。 我父亲就把他们的工作揽下来，翻译完成后，还负责全书的审阅修饰。他们不求速度只求精，足足花了三年时间才出版。可能因为是集体合作的关系，他们就以“齐文”为译者笔名出版。 运动中顺利过关：“他不写回忆录损失挺大的，很多经历只能被湮没掉了” 高渊：你父亲在解放后一些政治运动中，受的冲击大吗？ 向隆万：解放初期一开始是“三反五反”，这个主要对象是干部和工商界人士，我父亲是旁观者。然后就是“思想改造运动”，这次的对象是知识分子，我父亲就感受到波动了。 父亲交代了以前的经历，把所有留着的历年国民政府的委任状都上交了。别人也说不出他以前有什么劣迹，所以没有受到多大冲击。 高渊：1957年的遭遇怎么样？ 向隆万：他平时的一言一行都很热爱新中国，所以最终没什么问题。他当时觉得，虽然解放后法制建设不够，但是国家欣欣向荣，造出了汽车飞机；解放前《六法全书》俱全，不也民不聊生吗？ 但让我父亲大吃一惊的是，解放前他法院里的两个地下党员，却被划成了“右派”，他一直觉得这两人为人很好。 高渊：这次运动对你父亲有什么潜在影响吗？ 向隆万：我父亲从1956年开始，就在着手整理东京审判的资料，准备写一部回忆录。经过了“反右”之后，他就停笔了。他不写回忆录损失挺大的，很多经历只能被湮没掉了。 “走读”学习班：“他耳朵不好，别人批判他，他就站在那里点头” 高渊：“文革”开始后，他的境遇怎么样？ 向隆万：我父亲1960年离开上海社科院，调到新成立的上海财经学院，当基础部英语教研室主任。在那里工作了5年，到1965年退休。幸亏退休了，后来没有遇到红卫兵的打砸抢。 高渊：在那场运动中，他还能身处事外吗？ 向隆万：开始两年基本没事，但也一直担惊受怕。当时我们住在铜仁路上的一个大楼里，看到好几个邻居被抄家，我父母一直日夜不宁、草木皆兵。 到了1968年夏天，突然把我父亲这样的退休教师都召回学校，说要“清理阶级队伍”。让他们参加学习小组，每个人都要自我批判，他主要是交代东京审判的情况。 高渊：当时是“住读”还是“走读”？ 向隆万：天天往返。每天早上6时前就要出门，晚上10时以后才能到家。白天还要劳动，让他们扫厕所、除草等等。回到家已经疲惫不堪，但还要写一篇学习心得。我父亲做事又认真，要花很多时间写。有时候，他写着就睡着了。 高渊：你父亲被批判时态度一直很好吗？ 向隆万：主要是他耳朵不好，别人批判他，他也听不清，就站在那里点头。其实我父亲脾气很犟的，如果他听清楚了，一定会反驳。 身心交困中的爱好：“他总喜欢问人家，你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 高渊：你父亲有什么爱好？ 向隆万：即便在“文革”中，他也要找点事情做做，最经常做的就是教青少年学英文。他买过几十本英文版《毛主席语录》，像发扑克牌一样，见到年轻人就送。他送过送报纸的、修皮鞋的，还有邻近一家烟纸店的一对兄妹。他总喜欢问人家：“你想学英语吗？我可以教你。”高渊：什么时候身体出问题的？向隆万：90岁吧，先是小中风一次，后来又开盲肠炎，一直没恢复过来。1987年的夏天特别闷热，他没熬过去，享年96岁。 高渊：向先生的后人有没有学法律的？ 向隆万：没有。我有一个哥哥和一个姐姐，我们考大学的时候，国内大学的法律系大都解散了，还怎么读法律？ 高渊：很多人都说向先生是那个时代中国最优秀的法律人之一，在你的心目中，他是一个怎样的人？ 向隆万：父亲是一个博学、温和的人，他在家里很少跟我们说起当年东京审判的往事，很多事情似乎都藏在心里。但只要在报纸上看到日本又有人否认南京大屠杀，或者日本官员参拜靖国神社，他就会无比愤慨。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