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疑问在他的心里越来越大，越来越深。
可是他不敢随便问别人。
他只敢问自己的助手黄萱，文革一开始，黄萱就被赶走，她若要去看望陈寅恪，须先向历史系的掌权者提出申请，经同意后方能登门。有一次，她去见陈寅恪，陈寅恪问她：
什么是“反动”？
黄萱不知道怎么回答这个问题。
这时候，陈寅恪已经是“反动学术权威”了。学术权威，他知道，但，什么是反动？
他想不明白。
一
1966年冬天开始，陈寅恪开始写一份又一份的书面检查交代，检查写好交上上去，被批为“反对共产党，反对马列主义的罪行交代不彻底”，再重新补充交代。
那支曾经写出《柳如是传》的如椽巨笔，现在每天写出的，就是那些检查和检讨。
之前，他的保护神是陶铸。
陶铸主政广东长达十五年之久，他对于知识分子的态度一直较为宽容，在陶铸的保护下，陈寅恪比那些北京的知识分子们的日子，要好过很多。“三年自然灾害”最严重的1961年，吴宓来看陈寅恪，发现“鸡鱼等佳肴甚丰”，这归功于陶铸的指示：“对于如陈寅恪、姜立夫等一流著名学者，他们生活上的特殊需要和困难，全部由省委负责解决。”
对于陈寅恪的优待，让许多人感到不解甚至于不满，一个中右知识分子、整天研究才子佳人，凭什么要受到优待？中山大学党委副书记马肖云借向陶铸汇报学校工作的机会，反映了这种“群情”，认为对陈寅恪的照顾太过分了，三个半护士的照顾太特殊。陶铸听后回答：
你若像陈寅老这个样子，眼睛看不见，腿又断了，又在著书立说，又有这样的水平，亦一定给你三个护士。
1966年5月，陶铸从中南局第一书记的位置上调中央，任中共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兼中央宣传部部长。在1966年8月召开的中共八届十一中全会上，陶铸又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顾问，在改选中央领导机构时被选为中央政治局常委，在11名常委中排名第四，除了毛泽东、林彪之外，仅次于周恩来，是党内“第四号人物”。
1966年7月，中山大学针对陈寅恪的第一张大字报出现了，奇怪的是，第一批大字报并不是出自历史系，而是出自学校后勤部门，贴大字报的人强烈谴责一直坚持“资产阶级反动立场”的陈寅恪多年来大肆挥霍国家的财富，每月要吃进口药物，每天要享受“三个半护士”的照顾，最典型的说法是 ：
这瞎老头什么不用干，住最好的，吃最好的，拿最高的工资，还不是劳动人民养着他。
陈寅恪不得不和妻子就这些大字报做出说明，1966年7月30日，他致信中大保健室主任梁绮诚，用不再使用公费医疗来抗争，以证自身清白：
“从1966年8月1日起，一切我经常所需用的药品皆由我全部自费。一部分药丸可在市内自己购买。另一部分如水剂药——‘稀盐酸’、‘必先’、‘薄荷水’、‘灰溴’以及本校有的安眠药等等（如急需药品一时买不到者）均请保健室供给但全部自费。消毒物件，指纱布、棉签等物由保健室代为消毒。请斟量收费。”
远在北京的陶铸曾经给广东省委打电话，其中谈到陈寅恪，“对他的待遇要保持原状不变”。
这是陶铸一生中关于陈寅恪问题的最后一个指示。
1967年1月4日，陶铸被江青、陈伯达等公开点名打倒了。远在广州的陈寅恪，陷入到了“万劫不复”的境地。各路造反派纷纷上门，要求陈寅恪交代他和陶铸之间的“黑关系”。和他交好的南开大学副校长陈序经因为被怀疑是“美国特务”，受到专案审查，1967年2月死于心脏病突发，“造反派”坚持说陈是畏罪自杀，他暂存在中山大学的三千多册珍贵书籍被学校后勤部分当做废纸卖给了废品收购站，卖得款项一百二十七元零二角。
陈寅恪被迫交代自己和陈序经的关系，于是，有这样的声明：
一、我生平没有办过不利于人民的事。我教书四十年，只是专心教书和著作，从未实际办过事；
二、陈序经和我关系，只是一个校长对一个老病教授的关系，并无密切的往来。我双目失明已二十余年，断腿已六年，我从来不去探望人。
三、我自己的一切社会关系早已向中大的组交代。
每一个字都是这个盲老头的铮铮硬骨。
大字报很快把陈寅恪淹没了，目击者说，批评陈寅恪的大字报，贴满了他所住的东南区一号的楼房，白纸黑字的大字报让原本红色砖墙的楼房显得阴森恐怖，每有风吹，犹如片片白幡在招魂。有一段时期，大字报甚至贴到了屋里，贴到了陈寅恪的床头。
来自历史系的第一批抄家者上门了，收获特别丰富：陈寅恪的书籍、手稿、真心二十多封祖父陈宝箴的来往信札，妻子唐筼先祖遗留的金银首饰……都被抄走。
有人说，比起其他“资产阶级知识分子”遭受的拳打脚踢，陈寅恪并没有受太多的毒打。真正的实情是，代替他被打的，是夫人唐筼。
二
陈寅恪和唐筼是典型的大龄单身未婚青年的结合。1926年，35岁的陈寅恪结束了国外求学生涯，回国出任清华国学研究院导师，与王国维、梁启超、赵元任一起并称“清华国学研究院四大导师”。
陈寅恪初到清华，因无家室，学校便安排他住在工字厅单身宿舍。但是陈寅恪嫌其冷清，不愿住，他住到了同事赵元任的家中，吃饭也在赵家搭伙。
单身汉陈寅恪实在太聪明了，他在哈佛留学时就念念不忘“醉香楼的大龙虾”，回到清华，住在素有“厨神”之称的赵元任太太杨步伟家里，还有比这更美好的安排吗？所以，对于蹭吃蹭住的生活，他非常满意：“我愿意有个家，但不愿意成家。”
但老是这样，也太没有眼力劲了。于是有了下面的对话：
杨步伟：“寅恪，这样下去总不是事。”
陈寅恪回答：“虽然不是永久计，现在也很快活嘛。有家就多出一大些麻烦来了。”
赵元任听了大笑说：“不能让我太太老管两个家啊！”
杨步伟是热心人，做媒的事情，说干就干。她看中了清华体育教师郝更生的女友高仰乔的义姐唐筼，唐女士出身书香门第，和陈寅恪门当户对。杨步伟就鼓动陈寅恪去找唐女士聊天，每次一聊就是半日。有一次，陈寅恪回来，对杨步伟说：“我今天和唐女士大谈了半天，现在真是精疲力尽了。”杨步伟回答：
还未到真精疲力尽的时候呢，就精疲力尽了。
对于陈寅恪的晚婚，一直以来的说法是，陈潜心学业，加之认为自己体弱多病，恐累及他人。不过，我觉得，陈先生是有轻微恐婚症状的。1919年在哈佛大学，陈寅恪曾对好基友吴宓阐述自己的“五等爱情论”：第一，情之最上者，世无其人，悬空设想，而甘为之死，如《牡丹亭》之杜丽娘是也；第二，与其人交识有素，而未尝共衾枕者次之，如宝、黛是也；第三，曾一度枕席而永久纪念不忘，如司棋与潘又安；第四，又次之，则为夫妇终身而无外遇者；第五，最下者，随处接合，惟欲是图，而无所谓情矣。
结为夫妇不过是第四等爱情，所以可有可无，并不令人期待。不过，这时陈寅恪的母亲俞氏去世，父亲陈三立一再催促他成婚，唐女士门第相当，又聊得来，也该结婚了。1928年7月15日，陈寅恪和唐筼借赵元任的家，举行了简单朴素的订婚仪式。
这一年，陈寅恪38岁，唐筼30岁。
婚后，立志做学问的陈寅恪把全部生命燃于学问，所有家务都交给了其实也不识柴米油盐的妻子唐筼。唐筼学着下厨、养花、种菜、育儿，协调大家庭的人际关系，她的聪明才智，都用来照顾丈夫。
陈寅恪喜欢吃面包，唐筼就自制烤面包架；陈寅恪体弱，需要喝牛奶和羊奶，唐筼买来一只刚生产的黑山羊，每天早晨，先把母羊拴在柱子上，洗净母羊乳头，半蹲下来，把碗固定在地上，然后俯身用双手轻柔地挤压羊乳，挤满一碗羊奶，她已头昏目眩。
抗战后期，因用眼过度，陈寅恪视力日益衰退，视网膜脱落，壮年目盲。唐筼温柔体贴地安抚丈夫身心的创痛，照顾饮食起居，打理家务，查阅资料，诵读报纸，并承揽家中书信的回复。陈寅恪的许多诗篇都是她一笔一画笔录下来的。
但谁也不知道，这个陈寅恪依赖的妻子，其实患有严重的心脏病，她孱弱得如风中的芦苇。
1947年清华大学三十六周年校庆，根据陈寅恪的女儿陈美延的回忆，当时清华女生以妇女如何为社会贡献力量等为主题，采访一些师母，唐筼的回答是实：“妇女为家庭作出贡献也很重要……”据说，当场立刻有伶牙俐齿的采访女生批驳，理由义正辞严：作为新时代的新女性，岂可将人生的价值完全安放在家庭这个狭小的天地，而依然沿袭着旧时代旧女性依附男性的人生模式？
唐筼的人生，在清华新女性的价值世界中完全经不起推敲，只有唐筼自己觉得，这是值得的，她仰慕他，她愿将自己芦苇一般瘦弱的生命全部奉献给他。
三
陈寅恪和唐筼，只在一件事情上起过争执。1949年，傅斯年要陈寅恪夫妇赶紧离开，出走台湾。唐筼要走，陈寅恪不走。文革时，陈寅恪曾经交待了自己当年的想法：“我坚决不去。至于香港，是英帝国主义殖民地。殖民地的生活是我平生所鄙视的。所以我也不去香港。愿留在国内。”1955年七夕，陈唐的结婚纪念日，陈寅恪向夫人表明了没有出走的悔意，赋诗曰：
十二万年柯亦烂，可能留命看枰收。
△陈寅恪夫妇
留下来的陈寅恪越来越看不懂这个世界了，他尤为不明白的，便是“反动”二字。
问了助手黄萱，没有得到答案，于是又问护士朱佩贞。
这个不识字的广东台山妇女一开始不知道如何回应，因为陈寅恪断腿之后只能卧床，需要几个小时翻身一次，朱佩贞的翻身技术好，能让陈翻身的时候感觉不到疼痛。所以，有一次，朱正在为陈翻身，忽然灵光一闪，谁：“你每次都问什么是‘反动’，这就是‘反动’。”
在粤语某些语境里，“反动”和“翻转过来”的意思相同。陈寅恪听了大笑，说：“那你这样做，就是‘反动’了？”
朱佩贞回答：“是我帮你‘反动’，而不是我反动。”
这成了陈寅恪生命中最后三年里难得的笑话，之后每次翻身，他和妻子唐筼、护士朱佩贞都要为此大笑一场。
因为生活里可笑的事情，实在太少了。
他们所居住的东南区1号2楼，修建在康乐园中心地带办公楼对面，文革开始不久，造反派就在楼外安装了高音喇叭，声音极其恐怖，从早到晚播个不停。外语系教授梁宗岱的夫人甘少苏说：“历史系一级教授陈寅恪双目失明，他胆子小，一听见喇叭喊他的名字，就浑身发抖，尿湿裤子。就这样，终于活活给吓死。”
中山大学对于这位“反动学术权威”曾有如此描述：
陈寅恪对于蒋家王朝的覆灭，对于亡国、共产党是不甘心的。他声称“不吃中国面粉”，“不为五斗米折腰”。他狂叫“兴亡遗恨尚如新”。他还说，“虽然年纪老到皮包骨了，但还不愿死，要看共产党怎样灭亡”，“死了以后，骨灰也要抛到大海里，不留在大陆”。简直是反动透顶，恶毒至极。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革命群众对他也确实愤恨至极……他要至死不变，就让他带着花岗岩脑袋去见上帝去吧！（中山大学1969年档案）
1967年，因为上门的“造反派”太多，唐筼心脏病发作，陈寅恪为夫人提前写下了一副挽联：
涕泣对牛衣，卅载都成肠断史。
废残难豹隐，九泉稍待眼枯人。
在晚年，这对夫妇一直讨论自己的生死，他们都认为，唐筼会比陈寅恪先走一步。自从陈寅恪失明之后，唐筼都是他的代言人，而在1968年，陈寅恪却代替妻子向校方递交了一份“申请书”，内云：
一、因心脏病需吃流质，恳求允许每日能得牛奶四支（每支月四元八角）以维持生命，不胜感激之至。
二、唐筼现担任三个半护士的护理工作，和清洁工杂工工作，还要读报给病人听，常到深夜。精神稽查，申请拶指保留一位老工友，协助厨房工作，协助扶持断腿人坐椅上大便。唐筼力小头晕，有时扶不住，几乎两个都跌倒在地。一位工友工资廿五元，饭费十五元，可否每月在唐筼活期存款折中取四十元为老工友开支。又，如唐筼病在床上，无人可请医生，死了也无人知道。
这份申请书，大约是陈寅恪写出的最没有文采的文章，然而，也是最深情的文章。这时，他不知道是否会对自己的“第四类爱情”做出新的注解。
四
1969年春节刚过，陈寅恪被勒令搬出东南区一号二楼。
他们已经在这里住了十二年，之前，他们被迫腾出一半的面积，让组织安插进的另一户人家与他们同住。
这一次，组织又安排他们搬走，理由是，“工宣队”要征用这座楼房用作指挥部。
这一举动，无疑加速了陈寅恪的死亡。
搬家时的情景是寒怆的，自文革被抄家后，家中稍微值钱的东西已荡然无存，只剩下床、桌子、椅子、凳子等几件简单的家具。陈寅恪平躺在板板车上，流着眼泪由人，把他拉到度过最后几个月的房间。
路上行人见此惨状，无不摇头叹息。
1969年3月开始，唐筼被迫参加校内家属组织的学习班，一直学习到7月才结束。学习班规定，学习时间不准请假。她去学习时，陈寅恪只得成天躺在床上。由于无人照顾，不必说无法翻身，就是想喝口水或想上趟厕所，都非常困难。
陈寅恪很少说话，有知情的中大老人说：“陈寅老好惨咯，坐不起来，说话都没有气力，一天到晚都在流泪。”
即使唐筼在家的时候，弄流食给他吃，但无休止的折磨已使他毫无食欲，每顿只吃几小口就吃不下去了。即使勉强吃下的食物，也因终日没有活动，消化不了。
然而，专案组仍不放过他，5月5日下午，专案组人员强迫他作口头交代，一直把他折磨到再也说不出话来，才勉强停下。
他用沙哑的声音低低地对唐筼说：
我现在譬如在死囚牢。
根据专案组所整的材料，校革委会和工宣队、军宣队于1969年2月21日到27日开会，讨论研究陈寅恪等一批专案对象定性和处理问题，对他的结论和处理意见是：“反动学术权威，戴帽，一批二养”。3月5日所草拟的另一份文件，对“反动学术权威”和“一批二养”作了界定：“对于旧知识份子和反动学术权威加以区别，……而像反动学术权威陈寅恪、××，一贯利用学术，坚持反动立场，恶毒地向党向社会主义进攻的，应划为反动学术权威。要把他们批得比狗屎还要臭，以后给予一定的生活费，养起来做反面教员。”同年8月18日，校革委会常委会批准对他的最后定性结论和处理意见：“历史系陈寅恪，定为反动学术权威，一批二养。”
1969年10月初，他病重住进医院，10月7日早晨五点，一辈子守望中国文化，守望“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陈寅恪，因心力衰竭，又突发肠梗阻、肠麻痹，无法救治，凄然走到了人生的尽头，虚岁八十。
陈寅恪去世后的四十五天里，唐筼从容安排了陈寅恪的后事，她对从四川赶回来的大女儿说：“如果我死了，就不必再从四川来广州了。”
四十五天之后，11月21日晚8点，唐筼因脑出血、高血压、心脏病等多种疾病并发，抢救无效，平静地了断了自己七十一年的人生。
为陈寅恪而活着的唐筼，亦为陈寅恪而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