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误读4 鲁迅是“汉奸” 李静：近年不少文章“指控”鲁迅有“汉奸”的嫌疑——比如“一二八”抗战时他对日本的态度暧昧啦，书店老板内山完造是日本特务，而鲁迅与他关系特别好，还到他家里避难啦，等等，您怎么回应？  与内山完造、山本实彦合影（1936）
赵京华：对于这些几乎是无稽之谈而有意歪曲的言说，鲁迅研究专家王锡荣曾作《鲁迅与中日关系》等文予以有力回应。我也于《在东亚历史巨变中重估鲁迅传统》一文中谈过。的确，九一八事变以后，鲁迅没有像一般中国知识分子那样激烈地抨击日本。他一生的工作重心在于本民族传统的自我反省和批判方面，甚至形成一种思维定式，即在以与日本相关的事件为议题的文章中，最后其笔锋往往会转向对中国问题的批评，这是一种坚韧的民族自我批判精神。例如，写于九一八事变后的《“日本研究”之外》等。然而，我们不能因此就认定他缺乏“抗日”精神。
实际上鲁迅在不同场合，面对不同对象而著文讲话是各有侧重的。一个重要的例证，就是他晚年面向日本人用日语表述对“日中亲善”的态度时，曾写下如此直言不讳的文字：写着这样的文章，也不是怎么舒服的心地。要说的话多得很，但得等到“中日亲善”更加增进的时光。不久之后，恐怕那“亲善”的程度，竟会到在我们中国，认为排日即国贼——因为说是共产党利用了排日的口号，使中国灭亡的缘故——而到处的断头台上，都闪烁着太阳的圆圈的罢，但即使到了这样子，也还不是披沥真实的心的时光。这是应日本改造社社长山本实彦之邀而为《改造》杂志所作《我要骗人》一文的结尾，虽然语气上还维持着礼节客气，但不相信侵略战争一触即发下日本所叫嚣的“中日亲善”，更预示未来帝国主义殖民征服之下不可能有相互披沥真心的时候，则直言不讳地表明了鲁迅对当时日本国家的严正态度。据悉，日文版发表之际，文中暗示日本国旗的“太阳的圆圈”等被删除了，而鲁迅自己将其译成中文在国内发表时则恢复了这些文字。这是一种态度和立场的郑重表示。这篇文章收在《鲁迅全集》中，但因为是从日文转译成中文，字句拗口，中国读者很少注意到其深意。而日本人却十分在意鲁迅这段话，作家中野重治就认为，这对于战后有可能成为美国殖民地的日本人来说，“完全是教训式的”。总之，鲁迅一生致力于本民族文化的自我反省和批判，对日本帝国主义批判不多，但并非没有他自己的立场态度。此外，他一生确实有众多的日本朋友，但与日本各界人士的私人交往是一回事，对帝国主义日本的批判又是一回事。我们需要全面准确地理解那个复杂的时代之复杂的鲁迅。 误读5. 性格好斗，偏激多疑 李静：您经常说到鲁迅的“恶意”，它究竟指的是什么？源于什么？ 止庵：我所说的“恶意”，其实是一种智慧意义上的快感，形容起来就是“操刀必割”、“寸铁杀人”。举两个例子：一，叶灵凤在一九二九年十一月《现代小说》第三卷第二期发表小说《穷愁的自传》，其中人物魏日青说：“照着老例，起身后我便将十二枚铜元从旧货摊上买来的一册《呐喊》撕下三页到露台上去大便。”五年后，《呐喊》中的《阿Q正传》被人改编为剧本，连载于《中华日报》副刊《戏》，叶灵凤著文评论并画了阿Q像。鲁迅这才在《答〈戏〉周刊编者信》中说：“好像我那一本《呐喊》还没有在上茅厕时候用尽，倘不是多年便秘，那一定是又买了一本新的了。”二，鲁迅的《不周山》本是《呐喊》中的一篇，这小说集出版后，成仿吾在一九二四年三月《创造季刊》第二卷第二期发表《〈呐喊〉的评论》，“他以‘庸俗’的罪名，几斧砍杀了《呐喊》，只推《不周山》为佳作，——自然也仍有不好的地方。”待到一九三○年一月 《呐喊》第十三次印刷时，鲁迅“即将这一篇删除；向这位‘魂灵’回敬了当头一棒——我的集子里，只剩着‘庸俗’在跋扈了”（《〈故事新编〉序言》）。这都是报复，但却是非常高明又非常刻毒的报复。 李静：那么就说到他的性格。他到底是个怎样的性格？萧红说他爱笑，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曹聚仁也都说他是爱笑的，同时也指出他“世故”的一面。冯雪峰则说：“鲁迅，确实非常热情，然而又确实有些冷得可怕的。”林语堂说他好斗。至于他的论敌，则说他是个尖刻的刀笔吏，多疑偏激……请您描述一下他的个性？以及他的个性对他写作的影响？ 止庵：这个问题是一本书的内容，这里只能“以管窥豹”。且引用两位相当了解鲁迅的人的回忆，一是最后给鲁迅看病的医生须藤五百三所记录的：“他常说道：‘顶讨厌的是说谎的人和煤烟，顶喜欢的是正直的人和月夜。’”（《医学者所见的鲁迅先生》）一是周作人所转述的鲁迅的话：“人有怒目而视者，报之以骂，骂者报之以打，打者报之以杀。”（《知堂回想录》）由前者大略可知鲁迅的心思，且可见他的性格中诗人的一面；从后者则大略可知他的做法——虽然只是写文章而已，又可看出他的性格中绍兴人的一面。附带说一句，周作人的性格也有这后一面，只不过不那么轻易、经常地表现出来就是了。说来谁也不是好好先生。  鲁迅53岁全家合影 黄乔生：拿我对鲁迅照片的研究为例。鲁迅的照片大约留下来100多幅，有单身照也有合影。从照片上看，鲁迅一般来说比较严肃。造成这种印象，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个人的观感不同是一方面，照相是否反映真实也是一方面；后者还要分成照相机本身的质量和照相师的技术。鲁迅本人生前就遇到这样的情况：日本报纸登出他的照片后，见者来信关切地问他的身体状况，因为照片上他显得很瘦。他就写信去质疑说，这照片把自己照得很枯槁，自己本来没有那么瘦的，可能是照相机枯槁了吧。他有一篇名文，值得一读，篇名《从孩子的照相说起》，大意说，外国照相馆给孩子照相，善于捕捉到孩子活泼的瞬间，而中国照相馆就拍得拘谨。同样的道理也适用于鲁迅。鲁迅在照相馆里照相，因为是成人，已经有些拘谨了，假如照相师不善于抓拍，结果当然是一副严肃的面貌。所以鲁迅的照相留下来的严肃为多。后来有的画师就用这些照片作为底本，刻画鲁迅肖像，再加上斗争年代的政治要求，就多“横眉冷对”的姿态了。周作人五十年代批评中国画家笔下的鲁迅太多金刚怒目，就与这风气有关，当然也与流传很广的一些鲁迅文字风格有关。这方面，跟鲁迅亲近的人，当然最有发言权，例如萧红、曙天女士说他爱开玩笑，周作人也说鲁迅平时是温和的，有说有笑的。我们现在常说要恢复历史原貌，寻找真实的鲁迅，我觉得关键是顾及全面。我做了一个工作，就是把鲁迅的全部照片收集起来，编辑成《鲁迅像传》（贵州人民出版社2014年）一书，对这些幅照片进行解说。其实，有些问题，不用解说，只把照片放在一起，读者就明白了：鲁迅是各种姿态各种表情都有的，他有好多张表情温和乃至微笑的照片。我写那本书期间，正逢一个联欢会征稿，就拼凑了一首短诗，在会上朗诵了，题目就叫《鲁迅的笑》，而屏幕上播放着鲁迅这些照片。 张梦阳：鲁迅其实具有诗人的性格。这是李长之在《鲁迅批判》中提出来的。胡风说：“这可让他抢先说出来了。……”似乎有些嫉妒。 鲁迅很平静地说：“倒还没有人称我为诗人……” 什么是诗人？就是由衷地抒写出他的喜怒爱憎，不失其赤子之心的喜怒爱憎。鲁迅呢？他被正人君子和新式才子称为“绍兴师爷”，即善于构人罪状的刀笔吏，最轻的也要称他为“世故老人”，即遇事都以个人的利害出发，决不体惜别人的老奸巨猾，最好的也称他“冷静，冷静，第三个还是冷静”，更不用说像杜荃那样称他是主张屠杀青年的棒喝团了。这几种人和诗人，是完全相反的。诗人，须不失其赤子之心、不计世故地以诗的笔触抒写自己发自内心的喜怒爱憎。鲁迅就是这样的人。 的确，鲁迅的遗传基因中有诗的因子。他的祖父周福清，是前清翰林，文学素养很高，对自己孙子辈的学习非常关心。因科场案被判“斩监候”，身陷囹圄，在监狱里，仍然关心着孙子的诗歌学习，让仆人阮标把精印的《唐宋诗醇》送给当时正在绍兴家中的鲁迅，认为“这是学诗的必读书。”还在书中夹的便笺上予以指导。 鲁迅不仅继承了祖传的诗的因子，性格也像祖父。周福清在杭州狱府牢房里，经常不住把自己右手大拇指的长指甲放在嘴里，咬得嘎嘎作响，嘴里喃喃地骂道：“昏太后”、“呆皇帝”、“速死豸”、“王八蛋”……过堂时，两旁衙役持杖往地上一戳，齐声高呼：“威-武-”。知府扫了周福清一眼，便高举惊堂木猛地往下一砸，啪的一声格外清亮，震得大堂几乎哧哧地响，大声说道：“带人犯！”如果胆小，只这阵势，就会当场吓瘫。周福清却毫无惧色，不用人推，自己大踏步往前一迈，直挺挺昂首站立于堂前。口里似乎还喃喃骂道：“王八蛋”。这下子，知府倒软下来了，命左右：“看座。”差役搬过一把高座木椅放在周福清身后，周福清毫不客气地坐下了。腰板挺直，两手扶着两膝，朝堂上怒目而视，仿佛他是主审，知府和臬司、藩司倒成了被审。开审时，周福清一人承担事情的全部责任，并侃侃而谈，说近年浙闱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贿赂主考得以中试，这种事情历历可数。知府耽心他数落的人太多，得罪一大片，后果难收。连忙伸出右手食指，责怪道：“偌这个人莫不是有神经病？如此胡言！”周福清更犟了，脖子一梗道：“我哪里有什么神经病！不过是效法此辈做法罢了，非独异也。”又历数近年浙闱如某科某人，都是以贿赂主考得以中试，等等。一时间，闹得知府顿然目瞪口呆，生怕他数落的人太多，只得退堂了事。第二年“秋决”时，禁卒邹玉把另一个同音不同字的武职官错当成周福清，告知他。周福清听了，形色自若地换上公服，靴帽袍套照旧，只帽上无顶饰，改天青褂为元色褂不缀补服，静坐待提。待禁卒又跑进来告诉他错了时，又从容镇定地脱去了公服，换上便装，坐下来，依旧看他的书——读过不知多少遍的《唐宋诗醇》…… 这是何等镇定自若、嬉笑怒骂的硬骨头性格，鲁迅的硬骨头精神多么像他的祖父！是浙东人特有的“颇有点迂”的“硬气”。 人们其实都是从自己的视角看到鲁迅的一面，并不全面。我写《鲁迅全传·苦魂三部曲》，采取的是：以鲁迅周围的人物——瞿秋白、冯雪峰、胡风、周扬、徐懋庸、夏衍和许广平、内山完造、周作人、周建人、母亲、朱安等多个人物为群柱，从上下左右、四面八方投影聚焦处于核心位置的鲁迅的各个方面，从而塑造出一个多侧面、多棱角的悖论性人格的鲁迅形象。互相呼应、衬托，形成球型的烘云托月式立体结构。从而对鲁迅的性格有一定的立体的把握，初步描述出了鲁迅的个性。 误读6 待人刻薄，讨厌“绅士” 李静：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爱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生活中他如何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他一生的挚友是什么样的人？ 张梦阳：由于鲁迅的诗人的性格，所以使他在生活中表现出一种真性情：人们在文章里常看到他与人争、眼里不揉沙子的一面，其实鲁迅在生活中对待自己的爱人、母亲、兄弟、朋友、学生，乃至普通人都是火一般赤诚、热情的。例如他对瞿秋白，秋白生前多次到他家避难，受到他无微不至的关怀和帮助。牺牲后，鲁迅亲自筹资为秋白编印《海上述林》。上海酷热的天气里，鲁迅在逝世前不久的重病中，生了半身痱子，还躺在床上看《海上述林》校样。校读完毕后，为了印制得高档精美，自己出巨资到日本去印装。拿到装帧高精的上卷后，喜不胜收，在病床上说：“人给杀掉了，作品是不能给杀掉的……”最后请黄源在《译文》刊登《海上述林》上卷出版的广告。1936年10月18日，鲁迅逝世前一天，报上登出了广告，他一定要亲眼看看《海上述林》的介绍有没有登出。这是鲁迅最后一次和文字接触。鲁迅对秋白的这般深情，恐怕是自有人类以来，极少见的！仅从这一点就充分看出鲁迅待人的诚挚。  《海上述林》。瞿秋白被国民党当局杀害后，鲁迅极为悲愤。他设法从书店赎出瞿秋白的译稿，抱病编辑、校对，托人在日本印刷出版，作为纪念。
因而，他的学生和爱人许广平敬佩他，最反对“世故老人”的说法，举他对待所谓“义子”的行迹为例说明他的“愚不可及”：这位对外自称“鲁迅义子”的青年，鲁迅在上海给他吃喝住全包，还代找工作，代发工资，反不领情，当鲁迅遭创造社、太阳社“围剿”时翻脸不认人，说出令鲁迅最心寒的话：“他们因为我住在你这里，就把我都看不起了。”
是的。在有些真正世故之人看来，鲁迅的确“愚不可及”。明明凭自己的才能完全可以过上富裕、舒适的生活，偏要把余钱全用于印书、印画，帮助困苦的文学青年；在反遭某些受恩于他的青年恶报后，他仍然认为青年不都是这样的，照样报青年以赤子之心；面对统治者的枪口，他毅然冷对，不带钥匙出门参加杨杏佛的葬礼，以示视死如归的凛然。 黄乔生：鲁迅经常跟人论战，争斗，似乎是刀笔吏，是好斗分子，是“文革做派”——也确实有人说鲁迅是“文革”的先驱。但鲁迅很有温情的一面。鲁迅去世后，很多人写纪念文章描述他们眼中的鲁迅。他对待孩子有些“溺爱”，别人讽刺他，他写了一首诗《答客诮》：“知否兴风狂啸者，回首时看小於菟。”当然，读者最耳熟能详的鲁迅诗句是“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他对待母亲是孝顺的，不因为深受包办婚姻之苦而迁怒于母亲，对自己的兄弟是关心爱护的，不因为弟弟与自己决裂而暴怒。对于学生，既严格又宽厚，因此他身边有很多追随者。这些就是他的生活的全貌，不能只强调一面。 李静：他和许多公认的谦谦君子合不来，有些曾是朋友后来分道扬镳——像胡适、钱玄同，有的打过激烈的笔仗——比如陈西滢、梁实秋，以至于我们小时候都以为这是些恶人呢。他为什么会与这些“绅士”合不来？怎么评价这段公案？ 止庵：我曾在一篇文章中说：“从前我谈到竹林七贤，说他们放浪形骸，傲视天下，大都是针对官僚和趋炎附势的文人的，并非在普通人面前自视高人一等。鲁迅也有这种‘魏晋风度’。鲁迅的确是一个充满恨，而且从不掩饰自己的恨的人，但他只恨两类人，一是庸众，一是伪先知，前者浑浑噩噩，后者装神弄鬼；除此之外，他待人很好，热情，诚恳，认真，周到。”你提到的那些他合不来、分道扬镳和打过笔仗的人，在鲁迅的眼里大约都近乎“伪先知”，虽然事实上未必真的如此。鲁迅的朋友很不少，老朋友也并不都分道扬镳，譬如他与许寿裳的友谊就保持终生；晚半辈到一辈的瞿秋白、冯雪峰，甚至给他很大影响。  与留日同学合影。后排右为鲁迅，左为许寿裳（1883-1948，学者，教育家）二人为终生好友。
高远东：鲁迅也和很多谦谦君子很合得来的。作为社会类型，鲁迅对“正人君子”表达过憎恶，特别是和陈源等“现代评论派”论争时。但那是两个文人阵营之间的论争，而且鲁迅这边，也有很多谦谦君子加入的，如周作人、许寿裳、林语堂等。我觉得这个问题属于刻板印象了。鲁迅与留学英美的自由派尤其是胡适等渐去渐远，主要是基于思想和政治立场的不同吧，和个人气质风度关系不大。虽然感觉鲁迅作风比较率真，“绅士”们比较能装。不过，他们相去渐远是相互的，胡适那些“绅士”们同样也疏远了鲁迅。而他们当年基于思想分歧的论争，今天我们当然应该超脱一点看较好，是其所是非其所非就行。
黄乔生：他有没有记仇的时候呢？有没有迁怒呢？当然是有的，这就是鲁迅的另一面，也不容讳言。对胡适、钱玄同，并非像有人说的，从原来很亲密变得势不两立，还不到势不两立的地步。陈西滢、梁实秋对他的批评，为什么他不能接受，耿耿于怀，乃至不依不饶呢？一个说他的学术著作剽窃了日本学者的论著，一个否定了他的翻译（和思想的转变），都不是小事，所以他很在意。在钱玄同等老朋友的关系上，他有记仇和迁怒的成分。鲁迅不是圣人，便是圣人，也有失误的时候，孔夫子不是也曾以貌取人吗。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