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里约奥运上的中国国旗弄错并长时间没有更改，引发了广泛关注与批评。的确，国旗是一个国家的象征，一点都不能错。其实，要说起新中国与奥运的缘分，就是从五星红旗开始的。

很多人认为，1984年许海峰摘得的首金的洛杉矶奥运会是新中国参加的第一次奥运会，其实，早在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次奥运会——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就已经飘起了新中国的五星红旗。

芬兰是最早承认新中国的西方国家之一。早在1950年就和新中国建立了外交关系。1952年2月初芬兰就向中国外交部表示：芬兰政府希望中国派出运动员参加当年7月在赫尔辛基举行的第十五届奥运会。随即，中华全国体育总会致电国际奥委会，表示决定参加该届奥运会。但是，由于当时新中国刚成立没多久，国际奥委会某些官员对是否邀请新中国参加奥运会迟迟没有决定，甚至蓄意制造“两个中国”的局面。离开幕式只有两天时，国际奥委会仍然来电拒绝新中国参加奥运会。

后来，经过苏联和东道国芬兰等多方努力，国际奥委会在赫尔辛基开会，以33票对20票通过了邀请中国运动员参加奥运会的决定。终于，在第十五届奥运会开幕前夕，第十五届奥运会组委会主席、赫尔辛基市市长佛伦凯尔向中华全国体育总会发出了邀请电。但是，当邀请电到达北京的时候，赫尔辛基奥运会已经开幕。中国代表团出征赫尔辛基的意义成了很多人怀疑的问题。此时，周恩来总理当机立断,作出批示：一定要去，告诉大家，把五星红旗插到奥运赛场就是胜利。

1952年7月29日中午，芬兰赫尔辛基，第十五届奥运会，伴随着庄严的义勇军进行曲，五星红旗冉冉升起在奥运赛场。此时，本届奥运会的大多数比赛项目已经结束，奥运会已经接近尾声，但中国体育代表团一行40人还是在奥运会闭幕前到达了赫尔辛基，并受到芬兰人民的热烈欢迎，五星红旗第一次在奥运会赛场冉冉升起。

当然，由于国际奥委会的邀请来得实在太晚了，导致只有吴传玉赶上了参加第二天的百米仰泳预赛。并因为旅途疲劳和时差，吴传玉没有闯进决赛。虽然未能取得好成绩，但中国体育代表团却在赫尔辛基奥运会期间参加了一些社交活动，向世界成功展示了新中国的形象。在赫尔辛基掀起了一阵“中国热”，许多国家的运动员都为能够得到一枚毛主席像章而感到荣幸。可以说，代表团圆满地完成了周总理的嘱托。

1952年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体现了周恩来总理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卓越的外交智慧，但是，不久前热播的电视剧的《海棠依旧》似乎并没有提到芬兰赫尔辛基奥运会，至于是什么原因就不得而知了。

二、“绝对不容许在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

 

1954年在雅典举行的国际奥委会第49次会议上，以23票赞成21票反对通过决议，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体总”为国家奥委会。但是好景不长，由于新中国遭到了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的仇视。新任主席美国人布伦代奇利用职权操纵国际奥委会，竟然将台湾当局的“体协”以“中华民国”的名义，列作了国际奥委会承认的国家奥委会。就这样，国际奥委会中同时出现了两个中国国家奥委会。

1955年6月，国际奥委会第50次会议在巴黎举行，会前的6月11日，先召开国际奥委会执行委员会与各国奥委会联席会议。荣高棠发言阐明立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承认一个全国性的体育组织为该国的国家奥委会，1954年会议上既然承认“体总”是中国的国家奥委会，就没有任何根据再把台湾的“体协”列作中国奥委会。国际奥委会允许台湾在该组织中拥有合法地位，是在搞“两个中国”，是违反奥林匹克宪章的。一席话义正词严，但布伦代奇称这是政治问题，在国际奥委会里不谈政治。荣高棠紧追不舍，严词批驳:“是你们在国际奥委会里搞政治，制造‘两个中国’，我要求，将台湾的‘体协’清除出国际奥委会。”布伦代奇装聋作哑，把话题转向别的事项。由于国际奥委会蓄意制造“两个中国”，新中国没有参加1956年在墨尔本举行的第16届奥运会。

墨尔本奥运会后，国际奥委会在美国的操纵下变本加厉。布伦代奇在1958年1月8日，公然否认台湾是中国的领土:【事实上每个人都知道，在台湾存在着一个单独的政府，这个政府在国际上是被承认的，而特别是被包括世界上绝大多数政府的联合国所承认。至于台湾，它过去最后是属于日本的一部分，而不是属于中国的……】

中国国际奥委会委员董守义复信说:“使我感到非常遗憾的是，尊敬的主席先生，你虽然标榜‘不谈政治’，并且口口声声说人家在搞政治，但是读了你的来信之后，更证实你已经卷入到人为地制造所谓‘两个中国奥委会’的政治旋涡之中，对我国和我国奥委会采取了极不友好的态度。这就充分说明，把政治问题带到国际奥委会中来的，不是我们，而恰恰是你自己。”然而，布伦代奇竟要求董守义辞职。

为了反对“两个中国”维护祖国的统一，为了祖国尊严，“体总”于20日在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发布了与国际奥委会断绝关系的声明书: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为了抗议国际奥委会，和其他八个国际体育组织非法承认台湾蒋帮体育组织，正式宣布不承认国际奥委会，断绝同它的一切关系，并且退出国际游泳、田径、举重、射击、摔跤、篮球、自行车联合会及亚洲乒乓球联合会等八个国际体育组织。

声明昭告世界:中国人民反对制造“两个中国”的立场是坚定不移的。世界上只有一个中国，那就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国人民绝对不容许在任何国际组织、国际会议和国际活动中造成“两个中国”的局面。国际奥委会在布伦代奇的操纵下，竟公然为美国制造的“两个中国”阴谋服务，这就破坏了中国奥委会同国际奥委会继续合作的一切可能。在国际奥委会没有改正错误，没有撤销对台湾蒋介石集团的所谓“中华全国体育协进会”的承认，没有使自己的宪章得到切实的维护以前，中国奥委会无法考虑同国际奥委会重新合作。

在退出国际奥委会之后，新中国就积极寻找国际奥林匹克运动的替代品。新中国第一届全运会1959年9月13日～1959年10月03日在北京举行，参赛的有各省、市、自治区、中国人民解放军等29个单位10658人。共设36个比赛项目和6个表演项目。全运会以毛泽东为新中国体育工作题写的“发展体育运动，增强人民体质”为号召，力图开拓出与奥运会以精英竞技为中心相区隔的道路。不过，全运会还是仅仅限于国内范围。

1962年，印度尼西亚筹办第四届亚洲运动会。会前，印度尼西亚接受新中国的建议拒绝台湾以“中华民国”奥委会的名义参加比赛。美国掌控下的国际奥委会等组织，对印度尼西亚施加压力，宣布不承认第4 届亚运会。次年2月又做出了“不定期地禁止印度尼西亚参加奥运会”的决议。为了摆脱国际奥委会等组织的控制和歧视，印度尼西亚总统苏加诺于1962 年9月间提出在第4届亚运会后举办不受大国控制的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设想。

1963年11月10日，第1届新兴力量运动会在雅加达开幕，参加第1届新运会的代表团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派出的规模最大的体育队，由229名运动员组成。出发前，周总理、陈毅副总理和贺龙副总理在怀仁堂接见了代表团，指出新兴力量运动会与奥林匹克运动会完全不同。西方文化把参赛对手看作激烈竞争对手，我们则要友谊、技术双丰收，要与竞争对手共同提高。周总理还明确提出了“团结反帝、民主协商、互相学习、共同提高”的口号。在本届新兴力量运动会上，中国运动员以66枚金牌、56枚银牌、46枚铜牌的成绩名列第1，并打破了举重和射箭两项世界纪录。

新兴力量运动会的举办招致了国际奥委会及其下属单项组织的反对，认为其违背了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新兴力量运动会举办之后，国际奥委会立即宣布全面封杀所有参加新兴力量运动会的运动员，取消他们参加奥运会的资格。后来，新兴力量运动会未能持续。这一切表明，“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已经完全变成了美国等西方国家推行强权政治的工具。

但是，西方国家的体育霸权没能维持多久。1968年席卷世界的革命风暴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1971年第31世乒赛召开，当时在国际上有几股敌对势力千方百计想破坏我队参赛，大多数人认为出于安全考虑我队不应该去。后来，毛泽东主席批示： “我队应去，并准备死几个人”，“要一不怕苦，二不怕死。”至此尘埃落定，我队决定出征日本。中国队在这次比赛中还拒绝与美国扶植的柬埔寨朗诺集团对垒，庄则栋对记者发表了不与朗诺集团队员比赛的声明，并强烈谴责美帝国主义的柬埔寨政策。这个声明反而让当时美国运动员觉得中国很“酷”，要求访华，从而打开了中美关系的大门。这既表明了对待美国等西方国家利用体育推行强权政治最好的办法就是坚决回击，也宣告了美国等西方国家对体育垄断的终结。

几年后的1976年蒙特利尔奥运会上，因加拿大政府禁止中国台湾代表团以其所谓的国旗国号入境参赛，在沟通无效后，代表团于7月16日宣布退出奥运会。1978年国际奥会在雅典召开年会，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会中发动中东、非洲、亚洲及东欧等35国，提出驱逐台湾集团会籍议案，并告知当届奥运东道国苏联，宣称如不排除台湾集团会籍，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队即不参加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这表明，中国重返奥运会的日子不远了。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1979年2月26日，邓小平在会见日本共同通讯社社长杜边孟次的时候，阐述了“解决台湾的资格问题的设想”，并且对杜边孟次说中国有可能在1988年举办奥运：“中国正在准备参加莫斯科奥运会。奥运会四年一次，1984、1988年都举行。1984年不一定行，但是1988年也许我们可以承担在中国举办奥运会。1984年条件困难一点，1988年条件就成熟了。”（事实上1978年已经公布了1984年奥运会在美国洛杉矶举办，但是邓小平可能不太清楚。

1979年4月，中国奥委会代表何振梁根据邓小平的指示，放弃了驱逐台湾的设想，在国际奥委会全体会议上提出：“根据《奥林匹克宪章》只承认一个中国奥委会，即设在北京的奥委会，而台湾方面的体育组织作为一个地方机构，单独参加国际体育组织活动，台湾方面必须履行改名，改旗、改歌的‘三改’条件。”在国际奥委会中一些正义人士的努力下，根据中国的提议，同年11月26日，在奥委会名古屋会议上解决了我国在奥委会中的合法权利问题，允许台湾作为中国的一个地方性组织在国际体育组织中有其席位。这就是著名的体现“一国两制”构想的“奥运模式”。

1979年4月，国际奥委会执委会会议通过提案：（1）恢复中国奥委会的会籍；（2）继续承认位于台北的奥委会，有关名称、歌、旗问题的研究，需尽快加以完成。1980年2月，国际奥委会通过“通讯投票”，以62票赞成、17票反对和2张废票的结果，通过提案。自此，在第145期11月的Olympic Review当中刊登，（1）中国大陆方面称谓变为Chinese Olympic Committee，其旗、歌、徽合格；（2）在台北的奥委会称谓为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其旗、徽、宪章必须修改。

但是，1981年台湾重返国际奥委会后，“Chinese Taipei Olympic Committee” 在国际场合的中文是应该称“中国台北奥委会”还是“中华台北奥委会”又引发争议。大陆认为应该叫“中国台北奥委会”，以示台湾是中国领土一部分，台湾则坚持叫“中华台北奥委会” （在台湾内部，媒体自称“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

1989年4月6日，代表台湾方面的“中华奥林匹克委员会”秘书长李庆华与中国奥林匹克委员会主席何振梁在香港签署协议。协议当中称，“台湾地区体育团队及体育组织赴大陆参加比赛、会议或活动，将按国际奥委会有关规定办理，大会（即主办单位）所编印之文件、手册、寄发之信函、制作之名牌，以所做之广播等等，凡以中文指称台湾体育团队与体育组织时，均称为‘中华台北’。”

由此，“奥运模式”的称谓和安排，成为了两岸双方均可接受的一种安排。1991年11月12日，经APEC主办会员国韩国居中协调，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Chinese Taipei）名义加入。2004年12月15日，经济合作组织（OECD）理事会通过以“中华台北”名义成为该组织“竞争政策委员会”的观察员。2009年5月18日，台湾方面以“中华台北”的名义，以观察员身份参加世界卫生大会（WHA）。

不过，1989年大陆让步后，“中华台北”只适用于国际场合，在中国大陆，一般内部仍称“中国台北”，台湾内部也仍自称“中华”。像台湾媒体转播奥运会时一般不称“中华台北队”而称“中华队”。

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大陆媒体将台湾方面的称为“中国台北”而不是“中华台北”，一时间引起台湾方面的不满。其认为，这样的称谓有“矮化之嫌”。争议起初，大陆方面认为，奥委会协定不涉及他人在协议之外使用“中国台北”的权利，不同意矮化一说。然而，随着不满声浪地升高，大陆再作让步，大陆媒体在2008年7月下旬逐渐改用“中华台北”的称谓，台湾多数媒体仍保留了“中华队”的称谓，少数媒体如《自由时报》直接称“台湾队”，从而顺利地解决了称谓争议。

从上面可以看出，奥运会从来没有脱离政治，所谓“政治不干预体育的奥林匹克精神”本身就是西方强权政治的表现。今年里约奥运会的政治色彩更加明显，比赛前最吸引眼球的新闻是俄罗斯代表团差一点儿被全员禁赛的遭遇，虽然最后没有被全员竞赛，但是俄罗斯的田径，举重等代表团和残奥会代表团还是受到了禁赛。比赛开始之后，中国运动员受到半公开的打压更是让很多网友义愤填膺。

然而，财新网却发表了《中国体育需告别举国体制 里约成绩将决定改革起点》，认为里约奥运少拿几块金牌有助于废除举国体制：

【2016年的里约奥运会别具历史意义，因为这是2014年国务院“46号文”暨体育产业改革拉开大幕后的首届奥运会。中国代表团在本届奥运会上所取得成绩，一定意义上也决定了改革的起点。在新的市场环境下培养起来的运动员，其竞技水平与竞赛成绩和举国体制相比，究竟孰优孰劣？若干年后便可见分晓。首金迟到、夺金总数不及预期、大球项目折戟沉沙，一定程度上也在为未来的成绩提升预留空间。毕竟，不论是举国体制，还是市场化体育，竞赛成绩都是衡量竞技水平、决定资源分配的重要标准——市场化体育也得出成绩。2008年的51金可谓是举国体制的顶峰，举国训练、举国办赛、举国夺金、举国沸腾，但同时也透支了中国体育的未来，让非奥运适龄选手失去了在国际大赛中锻炼的机会。彼时曾有建议称，金牌拿到世界第一，是时候搞改革了，但现在看未必是个好时候，既因体制惯性，也包含对成绩的担忧，万一改革后竞赛成绩不如从前，这个锅谁来背？姗姗迟来的首金既让政府官员们长舒一口气，对方兴未艾的体育产业改革来讲，也未必不是一个福音。……奥运会之后，中国的体育主管部门面临换届，该退休的退休，该补上的补上。对于未来的体育官员们，如何深化体育产业市场化改革，需要取代奥运金牌，成为工作中的重点。需要告别举国体制，就像现在中国经济告别“唯GDP论”一样。体育改革是深化供给侧改革、提升中国经济质量的重要一环，只有站在这样的高度理解体育，理解体育改革，才能做到简政放权，还权于市场，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对于身处其中的各级体育官员及运动员们来讲，告别举国体制也是在为他们减压减负，让体育回归正常，回归体育精神。奥运来了，16天后便将闭幕。不论中国代表团的成绩如何，中国体育产业都将迎来新起点和新的开始。在这个有别于以往的后奥运时期，中国体育需要告别举国体制。】

笔者不赞成阴谋论，但是财新网还是让人浮想联翩：莫非，中国国内某些人已经迫不及待的需要把体育变成房地产一样的富豪圈钱工具了？中国运动员在里约奥运会受到的打压恰恰是迎合这些人的需要？中国运动员成绩不如预期除了国外势力的打压，是否还受到国内某些势力的打压……笔者不敢多想，只有对健儿们默默祝福：请用你们的努力回击一切打压你们的人吧。那么，到了十几天之后，我们就可以一起欢笑着挥手，喊出自己的心声：

别了，里约；别了，丑陋的奥运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