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月底美国将中国一名倪姓“维权人士”列入“2016年国际妇女勇气奖”的获奖名单，美国国务卿克里对此做了高调宣扬。那名倪姓女士是北京人，无律师资格，但热衷帮北京拆迁户“争取权益”，不断与执法者发生冲突。在拆迁补偿金持续高企、很多人盼拆迁的今天，她坚持指责北京市政府以“侵犯业主利益”的方式搞“强拆”。

　　由于这位女士身有需要坐轮椅的残疾，而且据她描述是“被公安打的”，她成为境外媒体关注的新星。多家西方机构对她颁奖，鼓励她在与政府的斗争中“越挫越勇”。

       不能否认，西方的支持对有些中国异见人士采取激进的做法形成了鼓舞。尽管西方以他们的规则说事，宣扬干预他国内政的事情属于“普世价值”，但在本文所议的这类事上，西方的做法有着明显硬伤。

　　首先，5名分属不同国家的西方外交官“串连”在一起，已经不是简单的“看望”一个人，而是联合做出一个政治行动。他们自己也说，这样做就是要释放“明确信息”。而他们在一个主权国家里这样做，是有违外交官的通常使命的。

　　第二，据报道，那位倪姓女士学历不高，辨别国际政治的能力恐怕有限，对自己究竟在做什么也未必能搞得很明白。类似情况的人士很容易受一些外在态度的影响甚至绑架，西方国家的集体支持更容易把这种处境下的人搞晕，使其以幻觉代替现实。西方这样忽悠、撺掇一名普通中国人做这种事情是很不地道的。

　　这名女士毕竟不是刘晓波那类人，后者见得较多，采取一种对抗的政治立场经过深思熟虑，对这样做的利益和风险都是什么，他们更有能力计算清楚，实现个人的主动性。但北京胡同里的“大妈”很难做到这些，因而更容易“吃亏”。

　　2010年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后，一些西方外交官跑到刘家附近，向他的家人朗诵西方政要的“祝贺信”。现在上述5名西方外交官又针对中国内政搞轻浮的“串连”行为，如果这样的事情多了，就会让中国人感觉这些西方外交官怎么在我们的社会里“横冲直撞”的。这只能增加中国人对西方的负面观感。

　　西方顽固地把宽阔的人权话题集中在极少数中国异见人士身上，与中国人对人权的认识和期待越差越远。西方这种脱离中国大众的偏执让我们很失望，也对西方以“人权”做幌子来同中国博弈、找我们的麻烦产生了严重怀疑。应当说，西方对人权议题的操弄越来越失败，多数中国人不仅对他们不领情，而且讨厌他们那样做。

　　北京有那么多人买不起房，西方还如此高调支持一个“讹政府”、闹拆迁高额补偿款的所谓“维权律师”，这不得人心。西方的外交官们如果连这一点都搞不明白，那他们也够笨的，或者“太机灵了”：不仅耍了那名北京女士，也诳了他们的政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