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50年2月，陈丕显在华东军政委员会上致词。 陈丕显同志为共产主义奋斗一生，是我党一位卓越领导人，对党作出卓越贡献。他在1929年年方十三岁就参加了共产主义青年团、任共青团福建省委儿童局书记，1931年15岁成为中国共产党党员，任共青团中央儿童局书记，中央红军长征时，留在苏区，任共青团赣南省委书记，他冲出国民党重兵包围，到达赣粤边游击区，后作为陈毅、项英的助手，参加艰苦卓绝的赣粤边游击战争。抗日战争、新四军建立后，任中共东南局青年部长。根据开辟苏北的需要，北渡长江到新四军苏北指挥所江都县，随即参加有名的黄桥战斗，负责后勤和支前工作。1940年9月苏北区党委成立，陈毅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次年三月，苏北区党委改称苏中区党委、先后由粟裕、刘炎、叶飞任书记。陈丕显任副书记。战争年代通常是军队领导人兼任党委书记，以主要精力应付战争，根据地的建设工作由副书记主要负责。 黄桥战斗的伟大胜利打开了苏北的抗日局面，展开了全苏北敌后的抗日根据地建设。“皖南事变”后，国民党宣布撤消新四军番号，并下令苏北地区新四军、八路军限期撤到黄河以北，意图在撤退过程中让日军消灭。当时苏北地区广大指战员、干部、群众要求南下，为死难烈士复仇。刘少奇同志和陈毅同志说：大家的心情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但大敌当前，我们要顾全民族利益的大局，不能以感情代替方针、政策，做出鲁莽、轻率的举动，首先要保持沉着、冷静、克服悲观失望情绪，按照中央指示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1941年1月20日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陈毅为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军部建立在苏北盐城。战略区成立师建制，下辖旅、团，为了适应新的斗争形势，实行小省区域划分，各战略区内建立区党委和行政公署，下设地委和专署，以及县、区、乡、村政权机构。这样各根据地既可以在日伪和顽固派的“围剿”、“分割”中独立自主坚持原地斗争，开展各项建设工作，也便于支援互相配合。军部成立后统率9万之众，与日寇、汉奸、反共投降派进行斗争。新四军全军组建为七个师、一个独立旅，分别担任四个区的军事任务。第一师粟裕为师长，分在苏中军区。苏中军区范围东台、宝应以南，面积二万余平方公里，当时我们控制的区域约占40%左右，日伪占30%左右，友军（即国民党军队）占4%左右，游击区占26%左右。苏中地区人口约800万，我军控制的地区约500余万，敌战区约200余万。苏中军区成立后，下面划为四个分区，四个地委：一地委在江高宝地区，二地委在东台、台北地区，三地委在泰兴泰县地区，四地委在通如海启地区。各军区的总任务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战，阻止反共军事进攻，迅速加强根据地各项建设，积聚力量准备与日寇、伪军、反共军进行长期斗争。” 我党自从第一个建立井冈山根据地以后，建立根据地的想法就与山地层峦叠嶂的地势分不开，以山地为根据地，几乎是中国工农红军游击战争的一个普遍原则，由于日寇侵害范围扩大，使得坚持抗战的八路军、新四军不能不摆脱山地而进入非常生疏的平原与日本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从此山地游击战与平原游击战平行存在。新四军在江苏、安徽的江北的江淮平原地区，这个平原南到长江边，北到陇海路，东临黄海，西至津浦路东侧，运河串穿其间，其中还有许多河流、湖泊，一点山丘也没有，是个水网地区，新四军一师所在地的苏中地区，还有两个与一般平原根据地的不同条件，一是处在敌后根据地斗争最前线，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总部和汉奸汪精卫伪政府南京隔江对峙，故斗争特别激烈，二是人口比较密集，游击队转移活动比较难，保密也比较难。在这样地区是否能建成巩固根据地？但我们还是胜利地建成了巩固、坚强的苏中根据地。在斗争中各级领导做到了县不离县、区不离区、乡不离乡，在斗争紧急的时候，干部需要隐蔽的情况下，与当地老百姓熟悉的干部会在夜里去敲打老乡家的门，告诉他们没有离开，还在本地坚持打击敌人，增强群众坚持斗争的信心。 苏中根据地建设的过程，首先是发动农民群众要求地主减租减息，即二五减租（减租25%），分半减息、利息高于一分半者、减至一分半，简称“双减运动”。以减轻农民负担，改善农民生活，激发农民抗日积极性。苏中农村和全国一样，无地、少地农民向地主租地耕种、向地主交租，借钱交租，地租高达收获量的百分之三四十，甚至更高。借钱交息高达三四分，甚至五分，许多佃户包括佃中农，一年辛苦耕作交完租税所得无几，连最低限度的生活也难以维持，还不得不应付日伪、土匪的苛捐杂税，什么“田亩捐”、“枪支捐”、“人头捐”、“慰劳捐”等。日寇侵占地区的捐税更多，“枪支捐”、“壮丁捐”、“扫荡费”、“汽艇修理费”、“招待费”、“区公所月捐”、“翻译官捐”、“事务人员办公费”，甚至还有日伪军“嫖妓费”、“烟土费”……名目多如牛毛，农民不得不负债交税交捐，若再加上高利贷盘剥，使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这是存在几千年封建社会的情况，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必须彻底消灭封建制度，故江西苏区时代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政策。但在抗日战争时期，国内主要矛盾已由阶级矛盾转为国家、民族存亡的民族斗争。抗日战争，是全体人民的任务，包括地主阶级，就要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实行削弱封建、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我党宣布在抗日时期，放弃消灭地主阶级的土地政策，因此我们在抗日阶段解决农民问题只能实行削弱封建的“双减”政策。 主要由陈丕显同志负责的苏中根据地的建设、发动“双减”和增加雇工工资的运动。区党委在1941年到1942年在苏中解放区发动百万农民投入双减运动，首先在根据地比较中心的地区选择了角斜、栟茶为试点，由丕显同志直接掌握，积累经验，指导全面。组织发动运动的力量，在执行政策方面，加强调查研究成立了区党委调查研究室，对根据地社会经济情况，阶级关系以及中心区、边沿区和游击区的不同情况作了周密的调查研究。区党委从区机关、县、区抽调了一批青年干部，和一批全国各地来参加新四军，参加根据地工作的青年，组成发动群众运动的“民运工作队”。工作队先在区党委受训，学习双减运动各有关法令、政策和方法，特别要掌握好在运动中防止犯“左”或右的偏差，工作队不能包办代替农民对地主的斗争等。学习完成后，派到各县，在当地党领导下推动双减运动。区党委对民运工作队训练班办了三期，对双减运动起到了很大的作用。 民运工作队员到工作各地区后，分散访贫问苦，首先是交朋友的“扎根”工作，住到贫下中农家，与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同工作，宣传政府的减租、减息、增加工资的法令政策，这些民运工作同志和一般革命同志一样，没有工资待遇，吃饭在机关公共食堂，外出工作时住在老百姓家，吃饭付给农民的是政府发的“饭票”，农民在向政府交粮、交税中报销。当时机关同志相互都以“同志”相称，不叫“官名”，如“书记”、“科长”、“首长”等名称。有的则叫“昵称”，如丕显同志从苏区起大家就叫他“阿丕”，他自己也称自己阿丕，到苏中根据地大家继续叫他“阿丕”，不叫“丕显书记”，这样同志之间显得亲切、平等。通过交朋友的宣传工作，在贫下中农中发现敢于带头和地主面对面说理斗争的积极分子，然后通过积极分子动员其他农民来参加，扩大积极分子队伍，这叫做“串联”，民运同志继续对串联到积极分子，进一步宣传教育，让农民学会在与地主斗争时，驳倒地主反对和不愿双减租的辩解，对积极分子发言的先后主次，谁先谁后好像排戏一样，多次排练，使平常在地主面前脚不敢站直发抖的农民有了当家作主的勇气和必胜的信心。宣传、教育群众达到这样程度，就可以开始对地主说理斗争了，没有这样深入细致的发动，没有积极分子敢于进行说理斗争，没有一些能掌握好党的政策的积极分子，要么斗不起来、斗争失败，也不能让民运工作同志代包办，包办代替的胜利，不利于农民树立当家作主的信心，不利于农民认识自己的力量，“双减”运动是农民自觉实践翻身作主的伟大一步，不能由任何人代替包办。第一次对地主说理斗争胜利，取得胜利果实后，立即召开全乡农民大会庆祝胜利，鼓励全乡农民开展双减运动。同时在积极分子中，发展党员，成立党支部（一乡建立一个支部），建立乡农会、乡政府乡民兵队，雇工工会、乡妇女会等组织，条件成熟时实行民主选举乡长、农会会长、民兵队长、工会会长，妇女会主任等，乡政府组织实施“三三制”政权（抗日民主政权的委员由三部分人员组成：共产党员，进步的非党人士，中间派人士各占三分之一）。起初，各区都由共产党员担任区长，随着群众工作、统战工作的深入发展，遵照“三三制”原则，一些爱国民主人士也担任区、乡的领导职务。这在当时是统战工作重大成果之一，团结了大批爱国民主人士，参加解放区的建立。领导抗日民主县、区下的各项工作。到1941年底苏中共有共产党员9620人，建立支部1001个，中心区每个乡都建立了支部，为党在苏中发展壮大奠定了坚实基础。双减运动结束后，农民体会到国民党败走使他们陷入日伪统治下，被奴役、被压迫、被侮辱。共产党、新四军赶走日伪，解放他们，改善生活，翻身做主人，所以广大农民信任共产党、拥护共产党，党在他们心中树立了崇高威望，亲密叫共产党、新四军为“自家人”。对双减运动完成的每一个乡而言，中国延续几千年的封建地主专政随之结束。鸦片战争以来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了新民主主义社会。 “双减”运动中培养了大批干部，民运工作同志后来许多人成为了各级领导机关干部。回顾历史，“减租减息”“二五减租”不是共产党提出的，是民主革命先驱孙中山先生的主张。蒋介石也说过实行“二五减租”，但他后来反对“二五减租”。  抗日战争时期，在减租减息工作中，农民同地主算账。 在抗日根据地实现了新民主主义社会以后，根据地的抗日政权更加强大了，群众基础更加巩固了。同时南京敌伪政权千方百计要消灭共产党新四军，消灭苏中根据地，从苏中根据地建立之始，日伪军反复对苏中根据地进行“扫荡”、“清剿”发展到极其残酷的“清乡”，企图把苏中根据地消灭，建立一个清剿成功的“模范区”。但我们在反扫荡、反清剿、反清乡斗争中，沉重打击了敌伪，使其企图无法实现。在南通北面的谢家渡战斗中，我一师七团战士英勇地凫水抢夺了敌人增援的一艘船，夺取了船上的枪支、弹药，消灭了船上的伪军一个排。入夜我战士冲进谢家渡，团团围住惊魂未定的日寇，日寇见被我团团围困，无法可逃，其指挥官竟下令放火烧村子，逼着士兵往里跳，以“武士道”的精神最后为天皇效忠。我们活捉三名俘虏，据供称：在大扫荡中横行于南通一带的日军大队长保田，也自焚于烈火中。 苏中的民兵与自卫军武装，也有很大发展，在参军热潮中，各分区的县以及有条件的区、乡都成立了游击武装，而且在反“扫荡”、反“清剿”斗争中，不断提高军政素质和战斗力，至1942年，苏中区脱产民兵已有二万六千多人，不脱产民兵有26万余人，有自卫队与基干队七万四千多人，几乎每个乡都有一个武装游击小组，这为敌后斗争渡过难关、积蓄力量，建设巩固根据地的战略任务，打下了可靠的基础。根据地的民兵、自卫队已经发展成为根据地的基本力量。当年苏中的《滨海报》上有过一段记载：“东台唐洋、角斜两区民兵，在此次李堡战斗中、配合主力与地方军作战，表现出高度的参战热情和沉着勇敢，当战斗开始，该两地民兵即组织了破路队、担架队，在配合作战无丝毫害怕现象，战斗延长一昼一夜，民兵虽几顿未曾吃饭，也未曾影响勇气与情绪。在我军解决战斗时，民兵即有组织地平掉敌军驻守所做工事，直到我军离开李堡，我唐洋游击连仍坚守该镇。角斜游击队配合主力伏击增援之敌兵时，除俘伪军5名外，并缴获机枪一挺，步枪六支。这种高度参战热情及顽强作战之精神，实为我二分区游击连、民兵之模范。”这段简短文字具体反映了地方武装和民兵英勇斗争的精神。 我解放军的发展有一个组织制度：区、乡民兵自卫队—县主力团—主力部队，这样军队发展有了保证。苏中按此路线，上升主力，多年来不下十万人。 陈丕显感叹：“苏中根据地的建成，是多么伟大的历史进程呀”。中国著名的新闻工作者、政治活动家邹韬奋，于1942年接受党中央的邀请，按党中央安排，从敌后根据地去延安。韬奋先生因不满皖南事变，忿然辞去国民党参政员职务，为了躲避国民党特务的迫害，出走香港。太平洋战争爆发，香港为日军占据，邹韬奋很危险，在党的帮助下，转到广东东江游击队，再转到了上海。当时日本占领上海，也很危险。国民党下的通缉令，什么地方抓到他，就地镇压。1942年11月，在我党上海秘密交通掩护下，邹韬奋化装进入苏中根据地，他进入根据地后，事事觉得新鲜，希望在苏中住一段时间，对根据地新民主主义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方面进行考察研究。陈丕显同志亲自陪邹韬奋到各地参观。参观了农抗会、民兵、妇女会、儿童团等群众组织；行署主任管文蔚还陪他到东台县许墩乡了解该乡正在进行的民主选举工作。邹韬奋盛赞根据地的民主建设，盛赞人民当家作主，他说他过去长期从事民主运动与此相比，只是“隔靴搔痒”。 陈丕显同志从1940年由苏南渡江北上，到1949年由苏中渡江南下，这中间恰恰十个年头。他于1948年写了一本《苏中解放区十年》，记述了他创建苏中根据地的全过程，李一氓同志写的序言“在历史的激流中”，有这样的评价：“陈丕显同志的回忆录《苏中解放区十年》就是江淮平原武装斗争取得胜利的全过程的实录。”这个回忆录对中国南方的平原游击战争和平原游击根据地的有价值的创造，做出有意义的记录，从而丰富以农村包围城市这个战略概念。我于1941年到苏中根据地，经过了这艰苦卓绝斗争、建设的十年。 我们要学习丕显同志的光荣一生和卓越贡献，学习他求真务实、勇于开拓、创造的工作作风、学习他崇尚知识、尊重人才的优良品质。 (责任编辑：树说)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