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日起源

第一代西方女权主义：西方女权主义起源于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和启蒙运动以后，19世纪下半叶出现第一代，和欧洲工业革命同步。最初的诉求是妇女在受教育和立法上应当平等，在经济上与男性平等。她们主要是从经济方面诉求妇女的解放。中国19世纪20-40年代的一些社会主义者受到的女权主义影响，主要是属于这一代的。这一时 期，女权主义还没有上升到理论高度，主要是一些实践活动，像克拉拉·蔡特金领导的妇女同工同酬的运动，和“三·八国际妇女节”的诞生。[4-6] 

英、法等国资本主义大工业的迅速发展，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经济条件，19世纪30--40年代，英、法等国进入到机器工业大发展的阶段，以大机器为主体的工厂制度代替了工场手工业制度，社会生产力得到迅速而巨大的发展；资产阶级革命在各国取得胜利，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政治条件，资产阶级妇女积极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革命运动，妇女运动伴随着资产阶级革命而开始兴起；资产阶级文艺复兴运动，宗教改革运动和启蒙运动中的“自由”、“平等”、“天赋人权”思想为妇女运动的产生提供了思想条件，如美国的《独立宣言》和法国的《人权宣言》，启发了妇女争取平等权利斗争的觉悟，是妇女运动产生的直接思想根源和理论基础。

在产业革命的影响下，先进女性冲破中世纪以来的封建束缚，走向社会，拥有与男子同等抗衡的社会分量。然而，新兴的男权政客依然蔑视妇女，于是她们开始了争取平等权利的斗争。[7] 

发展沿革

设立国际妇女节的想法是最先产生于20世纪初，当时西方各国正处在快速工业化和经济扩张阶段。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廉的工资使得各类抗议和罢工活动此起彼伏。1857年3月8日，美国纽约的制衣和纺织女工走上街头，抗议恶劣的工作条件和低薪。尽管后来当局出动警察攻击并驱散了抗议人群，但这次抗议活动促成了两年后的3月第一个工会组织的建立。

接下来的数年里，几乎每年的3月8日都有类似的抗议游行活动。其中最为引人注目的是在1908年，当时有将近15000名妇女走上纽约街头，要求缩短工作时间（八小时工作制），增加工资和享有选举权（妇女选举权）等，并喊出了象征经济保障和生活质量的“面包加玫瑰”的口号。首次庆祝妇女节是在1909年2月28日，当 时美国社会党发表了一项宣言，号召在每年2月的最后一个星期日举行纪念活动。这样每年的庆祝活动一直持续到1913年。

1910年，社会主义国际在丹麦哥本哈根召开首届国际妇女会议。会上德国妇女运动领袖克拉拉·蔡特金（Clara Zetkin）倡议设定一天为国际妇女节，得到与会代表的积极响应。1911年3月19日，奥地利、丹麦、德国和瑞士等国总共超过一百万人举行各种活动庆祝国际妇女节。6天之后的3月25日，纽约发生了著名的纽约三角内衣工厂火灾，火灾吞噬了140多名制衣女工的生命，这其中大多数是意大利和犹太移民。而恶劣的工作条件被认为是导致如此重大伤亡的主要原因。这场火灾后来还对美国的劳工立法产生了重要影响。[8] 

近代发展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夕，欧洲的妇女们也于1913年3月8日走上街头，通过举行和平集会等形式反对战争。

纪念国际妇女节的活动后来还证明是俄国革命的前奏。1917年3月8日，当时的俄国妇女举行罢工，要求得到“面包与和平”。4天后，沙皇被迫退位，临时政府宣布赋予妇女选举权。十月革命成功之后，布尔什维克的女权活动家亚历山德拉·米哈伊洛夫娜·柯伦泰（Alexandra MihalovnaKollontai）说服列宁将3月8日设为法定假日。苏联时期，每年都会在这天纪念“英雄的妇女工作者”。不过在民众中，节日的政治色彩逐渐减弱而演变成类似西方的母亲节和情人节之类向女性表达尊敬和爱意的机会。至今，这天仍是俄罗斯的法定假日，男性会赠送礼物给妇女以祝贺她们的节日。

在西方国家，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期间正常举行，但后来一度中断。直到1960年代，随着女权运动的兴起才又逐渐恢复。

联合国从1975年国际妇女年开始庆祝国际妇女节，确认普通妇女争取平等参与社会的传统。1997年大会通过了一项决议，请每个国家按照自己的历史和民族传统习俗，选定一年中的某一天宣布为联合国妇女权利和世界和平日。联合国的倡议导致为实现男女平等建立了国家法律框架，并且提高了公众对于迫切需要在各个方面提高妇女地位的认识。[8] 

从1924年中国人第一次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以来，该节日己经成为了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运的重要场域。“三八”国际妇女节代表革命传统及其作为中国百年妇运特殊的公共文化空间。中国人首度公开、正式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在1924年3月的广州，当 时正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蜜月期。

1922年7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始关注到妇女问题，在中共二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中提出“妇女解放是要伴着劳动解放进行的，只有无产阶级获得了政权，妇女们才能得到真正解放”这一后来以一贯之的妇女运动指导方针。[9] 随后，向警予出任中共第一任妇女部长。在随后的几年里，她多次在上海领导女工斗争，仅1922年一年间就在上海的六十间丝厂、三万名女工中先后发动十八次罢工。但是当 时中共内部妇女力量薄弱，1922年6月时只有女党员4名，到1923年6月时也不过13人。[10]  建立广泛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需求迫在眉睫，在1923年6月中共三大《关于妇女运动的决议案》中就提出“一般的妇女运动如女权运动、参政运动、废娼运动等，亦甚重要”[11]  、“本党女党员应随时随地指导并联合这种种运动，口号应是“全国妇女运动的大联合”、“打破奴隶女子的旧礼教”、“男女教育平等”、“男女职业平等”、“女子应有遗产承继权”、“男女社交自由”、“结婚离婚自由”、“男女工资平等”、“母性保护”、“赞助劳动女同胞”。这些口号之外，还应加入“打倒军阀”、“打倒外国帝国主义”两个国民革命运动的口号，以引导占国民半数的女子参加国民革命运动”

就在中共二大召开的这一年，孙中山在上海召集国民党改进会议，再次改组国民党，在新修订的党纲与总章里规定设立“妇女委员会”，以“调查国内外妇女状况，并研究国内妇女问题之解决方法”。1924年1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妇女部部长何香凝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提出了“妇女在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一律平等”的提案，获大会通过，促使《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的政纲中明确规定：“于法律上、经济上、教育上、社会上确认男女平等之原则，助进女权之发展。”[13] 从而确立了妇女在社会各方面平等合法地位的原则。何香凝作为中国国民党早期最重要的妇女运动领袖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14]  这一时期，作为国民党中央的一个党务部门，国民党的妇女部同样关注“国民革命是妇女的唯一生路”，将妇女解放与国家救亡紧密相连；在这一点上，国共两党妇女工作有着基本的共识。[12] 

当国共第一次合作实现后，遵照两党的决议，女共产党员和青年团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各级妇女部的领导工作。向警予、蔡畅、邓颖超、杨之华等中共早期妇女工作领袖都先后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和沪、粤等地的地方党部妇女部担任领导职务。[12]

发展沿革

1924年广州对于“三八”国际妇女节的纪念活动，不仅成为中国首次公开的“三八”节纪念活动，也成为国共两党合作的妇女运动统一战线的重要场域，“国际妇女节因而也成为广大妇女教育、检阅自己力量和加强团结的盛大节日。”[15 

1924年2月下旬，在国民党中央妇女部干部会议上，何香凝提议在广州举行庆祝“三八”国际妇女节大会，由中央妇女部负责出面发起集会和游行示威，会后何香凝承担了纪念活动的筹备事宜。1924年3月8日上午，中国第一个公开纪念“三八”国际妇女节活动在广州举行，广州各界妇女2000多人参加。何香凝主持大会并发表演讲，介绍了“三八”妇女节的由来及纪念它的意义，痛述了广大妇女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下所遭受的种种苦难，鼓励妇女坚决地走“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和妇女自求解放的道路。”[16] 

庆祝大会结束后，何香凝同与会者一起举行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封建主义、打倒帝国主义”、“保护童工孕妇、革除童养媳、革除多妻制，禁止蓄奴纳妾，废除娼妓制度”，“争取妇女解放”等口号，“第一次将中国妇女的要求全面提出来了。”[17]  何香凝还组织10余人散发会议口号和传单，派出27个演讲队，分赴工厂、剧院等处演讲，宣传会议精神，启发妇女群众觉悟。[18]  以此为契机，广东妇女运动逐渐开展起来，越来越多的妇女投身到妇女解放和国民革命的洪流中。

国共两党的妇女部在1924年2月末、3月初围绕“三八”国际妇女节举行的一系列活动，首开国人庆祝国际妇女节的先例。这一年还是“除广州外，别处的女界，不曾听到对于这国际妇女节有怎样的举动。”[19]  但此后，“三八”国际妇女节在中国各地、各妇女团体间迅速传播，每年的庆祝活动不断。1925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各地妇女代表齐集北平，为抗议段祺瑞政府视女性为非国民的荒唐选举权规定而举行示威游行。1926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尤其是上海、广州、汉口、天津的劳动妇女群众”，“轰轰烈烈地开展了大规模的纪念运动”。在杨之华的回忆中，这一年的纪念活动不仅在京沪穗这样的大城市声势浩大，甚至深入到梅州、梧州、宜宾、保定、酉矍陵、平江这样的中小城市。[20] 

1927年3月8日的武汉更是空前的热闹——10万（也有说20万人[21]  ）妇女大游行，庆祝国际妇女节。有着传奇人生经历的共产党员黄定慧（当时叫黄慕兰，是中共武汉妇女部部长）20世纪90年代在口述回忆中称：“1927年，我被任命为‘三八’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的筹备主任…3月8日那天，十万多  名妇女在城市中央广场集合，我们先开了个会，国共两党中的许多著名人物都来了，宋庆龄、何香凝和柳亚子也来了。我是会议的主席，这是党和人民给予我的莫大荣誉。这件事使得许多人至今仍记得我。讲话后，会议结束了，然后十万多名妇女行进到嘉宾所在的看台，再继续向市中心游行。”[22] 

虽然之后不久，国共第一次合作就失败了，但是“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重要的教育、动员场域这一传统，却在国共两党的妇女工作中都得到了保持。1932年在瑞金庆祝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成立后的第一个“三八”国际妇女节，“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大规模群众纪念大会”，毛泽东发表讲话，并“检阅了苏区的妇女赤卫队”。[23]  陕甘宁边区建立后，每年的“三八”国际妇女节，不仅有常规的庆祝活动，中共中央还会有针对性地提前发布文件、指示，比如1938年的《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部的指示》，1941年《中央为“三八”节工作给各级党委的指示》和1943年《关于各抗日根据地，目前妇女工作的决定》等。[24]  三八”节和围绕节日的庆祝、纪念活动，成了中国共产党一年一度发布妇女工作政策、建立妇女工作统一战线、动员基层妇女参与妇运的重要抓手；这一传统在新中国时期也得到了很好地继承。

而在国民党方面，“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动员妇女的重要公共活动空间这一功能，也并未随着大革命的失败而消解。虽然南京国民政府对于群众妇女运动采取了紧缩政策，但无论是在“新生活运动”中，还是后来的抗日战争期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不仅是个重要的节日，还是响亮的战斗号角。而民间的妇女组织，更是利用“三八”国际妇女节这一得天独厚的机会，以各种形式发动妇女参与妇运。比如1931年“三八”国际妇女节，南京各界妇女集会，并向国民政府及国民党中央党部请愿，要求政府规定妇女参加国民会议代表名额，这一活动间接促成了1936年国大选举成功产生妇女代表，这是近代中国妇女参政运动迈出的重要一步[25] 《“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七十周年》邮票

抗战爆发前，“三八”国际妇女节的庆祝活动更是成为了中国各界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重要场域。女作家谢冰莹曾经写过“多难的‘三八”’一文，纪念1932年上海“一二八”淞沪抗战时期，她和她的朋友们自费创办《妇女之光》杂志，投身抗战，并计划在3月8日举行示威游行，结果却在妇女节当天遭到巡捕查禁的遭遇。[26]  1936年的“三八”节，虽然当时政府已下令禁止集会游行，但北平、上海等地仍都举行了盛大的示威运动，中国共产党更是组织各界妇女2000多人举行了纪念大会，提出“妇女界团结起来”等口号，会后并举行规模巨大的示威游行。这是日后全民抗战中妇女运动的先声。而抗日战争期间，无论是重庆、延安、西安、成都，还是孤岛上海，每年“三八”国际妇女节都会举行各种各样的庆祝活动。以1940年为例，“不但重庆、成都、金华、昆明、桂林、贵州……等大城市里热烈的举行纪念‘三八’大会，有千万人行列的游行，发行特刊……在各处偏僻的乡镇也都举行了纪念‘三八’。为了争取全民抗战的胜利，在这一年的‘三八’各地妇女一致地提出了要‘实行宪政’、‘反汪肃奸’及‘全国妇女大团结’的口号”。[27]  限于篇幅，无法详述这些活动以及这些活动背后国共两党的组织发动工作，但“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国共两党领导中国妇女运动的重要场域，这一点是值得重视的；而中国的“三八”纪念活动背后的革命性、斗争性也是值得铭记的。这国际妇女节庆祝活动会演变成国共两党争夺对于中国妇女运动话语权与领导权的舞台。[12]

近代发展

1949年以后，《人民日报》每年发表“三八”国际妇女节社论，该社论成为了“由全国妇联主持的代表国家行为的‘三八’节大型纪念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8]  ，显然，自大革命以来，以“三八”国际妇女节为重要载体开展妇女工作的传统在新中国得到了很好的继承。

1960年以来对“三八红旗手”和“三八红旗集体”的评选与表彰活动，更将新中国成立以来以“女劳模”为象征的“新中国妇女”形象赋予了更明确的性别属性。“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比活动始于1960年，1960年1月29日《人民日报》提出了评比标准。[29] 而1960年2月15日的《人民日报》通知中进一步指出该评比活动的意义在于，“全国妇女一定要人人树雄心，个个立大志，争取成为红、勤、巧、俭的社会主义劳动妇女，为完成和超额完成1960年国家建设计划，为高速度建设社会主义作出更大的贡献。[30]  1960年3月5日，由全国妇联等9个团体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联合举办的纪念“三八”国际劳动妇女节、表彰和鼓励一万个（实际是10002个）“三八红旗手”（6305名）和“三八红旗集体”（3697个）的广播大会在北京举行。现 在的人们已经很难想象这个广播表彰大会之盛况空前，“从边疆到内地，从沿海到山区，我们辽阔广大的祖国就是广播大会的会场。参加大会的有一亿二千万以上的各族各行各业的妇女。”[31] 

虽然受文化大革命的冲击，全国妇联业务工作在文革期间基本停止，《人民日报》从1967年开始不再发表“三八”社论。但以康克清、邓颖超为首的中国的妇女工作领袖们锲而不舍又充满智慧的努力，使这一传统在1973年得以恢复，这与中共中央重建妇女组织、再度重视妇女工作的进程完全契合。1978年3月4日，全国妇联在人民大会堂召开首都各界妇女庆祝“三八”国  际妇女节的座谈会，在文革期间中断的“三八红旗手（集体）”的评选活动在1979年得以恢复[32]  ——使得1924年以来，“三八”国际妇女节作为中国妇女运动和妇女工作重要场域的传统得以继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