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飛力教授並不是「快手」，也非「著作等身」，他於1978年重回哈佛到2007年退休的三十年間，總共只出了三本著作。第一本是《叫魂：1768年中國妖術大恐慌》（Soulstealers: The Chinese Sorcery Scare of 1768），1990年英文版出版，1999年出版中文版初版，2012年再版，是孔飛力最廣為中國讀者熟知的一本書。第二本是《中國現代國家的起源》（Origins of the Modern Chinese State），我們於2014年出版了這本書的中文完整版。這是以孔飛力1994年在法蘭西學院所作的系列講座為基礎修訂編輯而成的一本書，相比于《叫魂》來說，理論性更強。第三本是2008年出版的《生活在他者世界的華人：現代的人口遷徙》（Chinese Among Others: Emigration in Modern Times），到目前為止還沒有中譯本。
這三本書中，大家最熟悉的是《叫魂》，但譯者陳兼說，《起源》也許才是最重要的一本。雖然這本書篇幅最小，但「孔飛力在這本書中所提煉並集中闡述的，是他以自己的基本『問題意識』為出發點，多年來從事中國史研究而形成的一些基本看法，以及與此纏繞在一起的他自詡為真正的知識分子（或更為準確地說，真正的「知識精英」）的視野及關於人類命運的憂慮」。
這本書快出版的時候，我們想要給作者寄書。陳兼教授說老人家身體已經很不好，聽說從家裡搬出來住在養老院中，平常不太能聯絡得上。後來孔教授的一位“very good lady friend”聯絡了他，說孔老得知《起源》出版非常高興。樣書最後由陳兼教授轉交孔老，下一次再聽到的消息卻是孔老離世……
書比人長壽吧。要表達對一位逝去的學者的敬意，從閱讀和思考他留下的思想遺產開始，或許是最好的方法。
孔飛力
這本書的中文版終於要同中國讀者見面了。我想借此機會，對我在書中有所論及但未能充分展開的一些基本問題作進一步的闡述。
我何以會在這本書的標題中使用了「現代」這個詞？對此，最爲簡單的回答是，我所謂的「現代」，指的是「現時的存在」。然而，近來我在對這一問題的再思考中意識到，這種關於「現代」的簡單化理解大概是難以完全令人信服的。至少，「現代」這個詞應該會使人們聯想到一些更爲深廣的問題，而若要對這些問題予以進一步探討的話，那麼這本書恐怕就要厚得多了。
「現代」這個概念除了其本身的簡單定義之外，還涉及同史學史演進以及人類規範發展有關的一系列問題。例如：從世界範圍來看，「現代」國家之間的差異和區別是由甚麼造成的？難道只有在經歷了工業化的西歐和北美才會形成可以被稱之爲「現代」的國家功能、政治結構和社會體系嗎？這其實是一種文化上唯我獨尊的判斷。如果我們接受這種判斷的話，那麼，產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的所有其他與「現代」相關的歷史敘事便都要從「現代」中被排除出去了。由此而導致的，只能是一種結論已被預設的簡單化推論：似乎發生於西歐和北美以外地區的「現代化」進程是由不可阻擋的外部力量所造成的，而各種不同文化、價值觀和社會體系之間的差異僅僅是一種存在於遙遠過去的現象，它們同「現代化」的發生也只存在著次要和帶有依附性的聯繫。
然而，不同國家是可以經由不同的方式走向「現代」的。當我們一旦認識到這一點之後，便能夠將現代化發生的「內部」史觀和「外部」史觀從方法論上統一起來了。我認爲，使得一個國家成爲「現代」國家的，是它所面臨的爲我們所處時代所特有的各種挑戰：人口的過度增長，自然資源的短缺，城市化的發展，技術革命的不斷推進，等等；而最重要的，則是經濟的全球化。對於同樣的挑戰，不同的國家由不同的歷史經驗和文化背景所決定，所作出的反應是不同的。而它們的不同反應，往往是通過各自國家的不同特點而表現出來的。在一個「現代性」有著多種形式的存在、也有著各種替代性選擇的世界上，政治歷史所要強調的，應當是同各種民族文化和歷史經驗相契合的種種「內部」敘事。當這些敘事涉及到不同國家由於受到經濟力量的影響和帝國主義強權的威脅而發生相應的變化時，「外部」方面仍然有著至關重要的意義。然而，要回答現代國家何以會具有形形色色的憲政結構這樣的根本性問題，僅僅依靠「外部」史觀便不能說明問題了。
讓我們來看一下魏源爲解決政治參與和合法性問題所進行的探討。魏源認爲，應當讓更多受過教育的文人參與到政府事務中來，而這種看法本身同民主並無關係，也同由西方經驗所造就的其他體制並無關係。就其本源而言，魏源的反應產生於純粹的國內因素：人口的長期增長，渴望獲得官職的文人數量相應的大量增加，以及由腐敗、派系活動和無能所造成的清代國家的蛻化，等等。然而，清代中期人口的增長，又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中國以外的發展所造成的。美洲的各種農作物經由東南亞的西方國家殖民港口輸入中國，從而爲養活更多人口、導致中國人口的擴張提供了條件。到18世紀中葉，中國商人的足跡遍布於東南亞的各個港口，而他們的貿易網絡使得中原各省份的物資供給變得更爲充裕。對外貿易增加了中國的銀兩供應，並進而使得中國國內貿易更爲生氣勃勃，也大大增加了腐敗產生的機會。儘管所有這些背景性因素都是邁向「現代」世界體系的重要步驟，但在魏源的世界觀中，卻並無這方面的認識。
歷史學家們讚揚魏源，因爲他意識到了西方對於中國安全所構成的嚴重威脅，並極力推動中國通過掌握西方軍事技術來保衛自身的疆界。他在19世紀40年代初完成的名著《海國圖志》中，重新喚起了中國官員及文人們對於海洋戰略的長期關切（滿清統治者對此很少給予關注）。《海國圖志》植根於明代和清代早期關於南洋地區權力關係的研究。魏源寫這本書時，實際上回到了一種早先便已存在的學術傳統。他爲自己所設定的任務是，運用自己關於西方在南洋地區野心的新知識，來更新這種學術傳統。他的學術成果之所以能夠建立在堅實的國內基礎之上，這是因爲，他受到了明代知識結構中已爲人們所熟知的亞洲海上權力模式的啟迪。由此決定，他關於中國戰略地位的看法也主要是以南洋爲基礎的。西方殖民者來自相距遙遠的「外洋」環境，在歷史悠久的南洋體系中，則是新來者。但魏源覺得，也許可以借助於他們的戰略原則來應對新出現的威脅。
一位美國學者通過細緻的研究發現，當魏源對「海國」進行探討時，他所受到的西方影響是「微乎其微的」。不管怎麼說，魏源有意識地運用了中國國內先前便已存在的相關知識，又受益於新的情報資料，這從知識的戰略性發展的角度來看，不應是其弱點，而是知識演進的一個自然而然的階段。魏源的政治議程在於重新界定權勢力量和政治參與之間的關係。同樣，他關於國家安全的看法，也是以一種得到了充分發展並高度系統化的中國的世界觀爲基礎的。他的出發點是現有的思想材料，他所引用的各種文化上的先例，則是爲他所處時代的政治領導層所能夠理解的。「權勢力量和政治參與」問題同「國家安全」問題的不同之處在於，他通過在討論中引用種種隱喻和典故，已在認識論上掌握了前者，但他還沒有掌握後者，仍然需要以更爲精緻的全球性知識爲基礎，對明代的海洋戰略予以重新改造。然而，不管是在面對前者還是後者時，他對於新的環境與條件的創造性反應都是通過古老的智慧而表達出來的。
在這本書裏，「constitution」這個詞一再出現，因此，我也需要在這裏就此作進一步的討論。在我對現代國家長期演進的論述中，「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constitutional agenda）的發展佔據了中心位置。自20世紀初以來，中國曾有過好多部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大法」。然而，這些成文的「根本性大法」的數目似乎同它們的有效性以及爲人民所接受的程度並不成比例。我認爲，同成文憲法這樣的「根本性大法」相比較，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也許更爲重要。
未成文的根本性大法包括了甚麼？人們對它們是如何理解的？它們又具有何種力量和影響？在很長的時間裏，英國並沒有成文憲法。18世紀的一位政務家曾寫道，英國的未成文憲法是這樣產生的：「一些由某種急迫的權宜之計或私人利益所導致的偶然行爲，隨著時間的推移而結合起來並得到強化，從而成爲習慣法。」正是這種「習慣法」，早在它導致了成文法律形成以前很久，便「受到了人們的尊重並成爲人們行爲的指南」。即便在今天，英國仍然存在著無數的議會立法和其他種種法規，其憲法並不是由任何單一的文件所構成的。如果我們對「憲法」這個詞作更爲廣義的解釋的話，那它就是：積極參與政治的公民們思考政治體制應當是甚麼或應當如何予以組織的「道德和哲學原則」。
成文或未成文的憲法是可以並存的。美國自1789年立國以來，便有著一部成文憲法。然而，美國憲法所包含的內容卻超越了憲法的文本。最高法院通過對於憲法的闡釋，在爲人們所接受的原則上形成了一種語境和氛圍，而人們正是在這種氛圍中來理解憲法的原始文本的。一位權威人士宣稱，他發現了一部「看不見的憲法」，而這指的是人們在憲法文本的潛在涵義上所達成的不成文的共識，以及經常會影響到政治治理的基本原則的種種價值觀念。在這位權威人士看來，這部「看不見的憲法」加強了諸如「民主的代表性」之類的基本原則——正是因爲政府的統治必須以來自人民的贊同和認可爲其基礎，任何形式的專權便都是人民所不能容忍的。
我對於「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理解，部分來自於英國模式。在英國歷史上的平常時期，受過教育者當中存在著一種不成文「憲法」，這是由已成爲人們共識的關於政府「恰當的」行事程序的一整套規則所構成的。在大部分的時間裏，這種共識是穩固的。公眾的行爲——包括權力掌控者的行爲——保持在可以接受的範圍之內。但是，在社會和政治陷於不穩定狀態的時期，關於憲政的共識便會在「議程」上採取一種面向未來的態度——從字面上來說，也就是制定一種通常會包括社會和政治生活的很多方面的行動計劃。「議程」（agenda）這個詞的意思之一，是拉丁文的動詞「行動」（to act）。這樣的「議程」，通過對於未來的理性思考，提出關於政治體制未來發展的新設想。從這一意義上來看，它是帶有「根本性質」的，因爲它所提出的，是關於政府和社會的合法性秩序的種種選擇和替代性選擇。一旦它被公民的相當一部分所接受，以這種形式付諸實施的不成文憲法便可以擁有巨大的力量，並會一代一代地傳承下去。值得注意的是，在美國，婦女要到20世紀20年代才獲得選舉權，要比美國「建制性議程」的出現晚了幾代人。同樣的情況也出現在《排華法案》（1882年）上，這要到1943年才最終廢除。
我認爲，當環境的變化（包括政治環境的變化）對社會形成重大威脅時，人們便會圍繞著種種「根本性議程」而開始形成共識。從乾隆到嘉慶的過渡便是一個這樣的時期——當時，在財政、人口、環境和政治的各個領域都出現了帶有警示性質的挑戰。魏源這一代人，是信奉「經世」哲學的一代。這一代人的「根本性議程」的特點，在於他們爲變革所提出的建議是從「以史爲鑒」開始的，他們巧妙地以產生於中國內部的價值觀、而不是以來自於外部的價值觀，來爲這樣的議程辯護。隨著19世紀歷史的推進，這些議程中也融入了來自外部的思想。然而，即便是這些外來的思想也在融入的過程中受到了中國「特質」的再造。關於文人精英階層對於政治更爲積極的參與有助於加強國家的權力和合法性的看法，便是一個例子——在其他文化背景下，由此而產生的，應該是相反的結果。儘管可能會有種種例外，但在我們這個時代，「現代國家」的特點似乎是符合於「根本性議程」或「建制議程」的產生取決於國內文化這一原則的。「根本性議程」的長期影響力，是從一代接一代的傳承中體現出來的。這裏所揭示的，是歷史演變在機制上的深層結構。
如果沒有來自友人陳兼教授的一再鼓勵，以及他和陳之宏教授爲翻譯此書所做出的不懈努力，那麼，本書中文版的出版大概是不可能的。我在此謹對他們兩位表示深深的謝意。我也歡迎來自他們和其他中國同行的批評。
2009年10月於美國麻省劍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