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辰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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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7年10月9日,一个不平凡的日子!

时间:2016-02-11来源:艾邦仁 作者:郭兆英 点击: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地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想通过它,告诉人们开始几批下乡的,並非像有的传说那样,被强迫或者糊里糊涂去的。当然,后来下乡的情形各异。 我还想说,知青对党和国家、对当地农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地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和自己的人生感悟。
    我想通过它,告诉人们开始几批下乡的,並非像有的传说那样,被强迫或者糊里糊涂去的。当然,后来下乡的情形各异。
    我还想说,知青对党和国家、对当地农牧区,是有一定贡献的。
    我想通过自己对知青的认识,以及我的这段亲身经历,能有助于大家从多角度,去看待这段历史;正确、全面地认识知青。
     我是1966届高中毕业生,北京女八中,是我人生里程中最重要的加油站。
     刚考入女八中时,给我印象最深刻的是,王季青校长(原国家副主席王震同志的爱人)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
    当时,她给我们介绍了,学校的光辉历史;学校培养了多少国家栋梁之材。就是她那些不断探索、努力拼搏的讲话,始终在激励着我,教我在坎坷的人生路上,永不放弃、不断进取。
    1963年,我考取了北京女八中。在以前的学校,我是全年级的学习尖子。所以,到了女八中以后,根据我在原来学校的学习成绩及个人表现,被选为团支部组织委员。当时班上的团干部,除了我一人是外校考来的,其余都是本校考上来的。
       但是,第一学期开始,我的学习成绩却成了中等,我由团组织委员降到团小组长,又到一般团员。学习成绩的下降,对我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当我想起王校长在开学典礼上那番鼓舞人心的讲话时,努力进取的勇气就有了。
      我给自己订了一个规划:我要求自己的学习成绩,在高中一年级保持中等水平,在高中二年级达到良等水平,在高中三年级要成为班上的优秀学生。
      结果,我提前一年进入了优秀学生行列。同时,我在学习毛主席著作、“学雷锋”、“学王杰”等运动中,还被树立为各种典型。所以,又重新被选为团支部领导,还在高中三年级入了党(“文革”前),并且学校还要保送我上大学。可惜,开始了"文革",未能成行,这也许是—生的遗憾。
     后来,由于各种原因,我三十多岁才得有机会系统学习。我通过脱产和业余时间,系统学习或短期培训,考取了十八个学历证书(其中有四个属于大专以上的学历证书,十八个中有八个是退休后,在各公司工作期间考取的),並获取了两项高级专业职称。尽管如此,仍感到有一种遗憾,因为没有时间和机会,让自己所学的知识,尽可能多的发挥作用。
      1966年5月,“文革”在中学开始,学校停课,“内战”四起。“文革”初期,我和我们家都受到了误伤,我(修正主义苗子)和父亲(被打成走资派)分别在学校、单位挨批挨斗,家被抄,面对当时政治混乱,除了疑虑,更多的是不满。
       1966年8月以后,我采取了“逃避”的态度,与几个同学自发到工厂、农村参加了几个月的义务劳动。
       1967年初,我又和几个同学从北京,步行到狼牙山,进行了一个多月的社会调查。一路上,我亲眼目睹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联想到高三毕业时,学校进行的“一颗红心,多种准备”的教育,深深地认识到,是劳动人民养育了我们,有志气的知识青年理应到农村去,将自己所学到的知识献给农村,去改变那里贫穷落后的面貌。
       在狼牙山社会调查过程中,我给一位“文革”初期,一起共过事的25中学生去了一封信,谈了我很多社会调查的体会和打算。他回信说,他对这些问题没有太多的思考。但是,他们班的同学曲折,对这些问题有一些想法。
       1967年4月,我从狼牙山返回北京,目睹京城仍在“内战”,加上父亲也被“革命”(被打成走资派),很反感。当时,大概是因为江青4月3日、4日的两次讲话,使北京中学生分成了“四三”、“四四”两派,派仗打得一片混乱。
       我想,中学生无大学可升,无业可就,总不能一辈子呆在学校闹“革命”吧?该向何处去?那时,我虽然有探索前进方向的想法,也有摆脱困惑、寻找新出路的渴望。
       当时,北京25中的曲折和一些同学,也对“文革”打派仗感到厌倦,认为自办与社会实践相结合的新型大学,可能是条出路。他曾发出一份创办红卫兵大学的倡议书,两天就有很多人报名。在创办红卫兵大学的过程中,他们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有关青年运动的论述,按“文革”时期特有的思维方式去分析,学生的阶级属性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因此,不可能构筑无产阶级的教育阵地。
        就在这个时候,我从狼牙山进行社会调查返京,曲折的那位同学把我介绍给曲折(后来我们成为风雨同舟、患难与共的夫妻)。我们认识之后,在探讨中学生运动应该向何方走时,我谈了很多农村缺乏知识的窘况,分析了农民养活知识分子又迫切需要知识分子的问题,大大影响了他的思想。
       在这段时间里,我们经常交换看法,达成了共识:决定联系一些中学生到农村插队落户。当时我们认为,知识分子要革命,只有和工农相结合。再则,农民养活了我们,我们理应把学到的知识献给他们。况且,农村是那么需要知识。另外,我们也深受60年代初期青年学生榜样人物的影响。那时候,曾大力宣传过邢燕子、侯雋、董家耕、赵耘等一批“身居茅屋,心怀世界”的事迹,对我们感召力很大。
     思路清晰了,决心下定了,我们开始筹备到农村插队。一些同学听到这个打算,也准备和我们一起去。就在这时候,北京市革委会旁边贴了一些大标语,过去插队知青要求返城。于是,我们又在一起学习毛主席《五四运动》、《青年运动的方向》著作,觉得毛主席提出的青年运动方向——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应该没有错,我们一定要亲自走一走这条道路。
    当然,赞成到农村插队不是一帆风顺的,阻力非常大,我们团队的人数由少到多,又从多到少,最后剩下10名坚定者:女八中的郭兆英、郑晓东;二十五中的曲折、胡志坚、高峰、鞠颂东、王紫萍、宁华:二十二中的王静植;女十二中的金鹍。我们10人中,没有一个人的家长同意子女插队落户,但大多数人又不敢反对。
     我是独生子女,父母舍不得,多次找人、找学校做我的工作。当时,学校军宣队还准备让我做学校党支部书记(其实我只是个预备党员),所以学校也不同意。但是,我始终非常坚决,我的个性就是这样,只要认准了的事,一定会努力去做,並且会坚持做好它。
     我们筹备开始,先是选地点。开始比较理想主义,再加上青春浪漫,惟恐走得不远,沿着地图的边界线找,选中了新疆拜城这个极为生疏的地方,好让自己没有退路。计划9月底,在当地大雪封山之前出发。
      随后,我们到北京市劳动局汇报了这个计划,北京市劳动局安置办公室的同志,不赞成我们去新疆,说中苏边境纠纷多、不稳定,建议我们到内蒙古去,我们同意了,并等市劳动局出面,与内蒙古有关部门联系之后,我们再决定去向。
     10月初,内蒙锡林郭勒盟派安置办的杨振祥、张保德同志到北京接我们。
     10月8日那天,北京市革命委员会常委丁国钰、李冬民,北京市劳动局、教育局的领导,接见我们10个人,叮嘱我们要有艰苦奋斗的思想准备,到牧区后要虚心向牧民学习,尊重民族风俗,把牧区建设好。还要求我们,为留在学校的中学生带个好头,打响第一炮。当时,我们第一次隐约感到,他们可能要把我们的行动,同中学的分配连在一起了。
     10月9日清晨,我们10人来到天安门广场,这里已聚集了上千名送行的同学和朋友,还有家人。北京市劳动局也组织了欢送队伍,气氛很热烈。我们在金水桥前列队,面对天安门城楼上的毛主席像宣誓(誓词事先准备好的,比较长)。慷慨激昂宣誓之后,我们坐上北京方面派的大轿车,带着光荣而又沉甸甸的使命,像要上战场的战士一样,义无反顾地北上了。     
 
   从有下农村插队的想法到出发,历时半年多的时间,我们的思想准备还是比较充分的。
     1967年 10月9日,是我终身难忘的日子。我从学校走向牧区,将准备在人生的旅途中走一条曲折的路。曲折的路,始于天安门广场的金水桥前;曲折的路,就是从1967年10月9日这一天开始。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去内蒙插队的消息,并刊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后来,有些记者还跟着我们到了蒙古包,到了羊群边,记录下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
 
     谁也没有想到,1967年10月9日,我们10名北京中学生,奔赴内蒙古锡盟草原插队的行动,竟会成为那场波澜壮阔的上山下乡运动的发端。随后,成千上万的知青从全国各个城市走向农村、牧区,人数达1700多万,相当于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  
        当我们10个人走出自己人生的这一转折时,对它可能产生的影响没有想过。当时,我们谁也不会想到,此举对毛主席挥动巨手会起到某种作用;不会想到,此举会为成千上万中学生的安置工作提供思路;也不会想到,它竟会像一颗火种,燃起了熊熊大火,燃遍了“文革”中的中国大地;更不会想到,在我们之后10年间,有1700万知识青年,离开城市上山下乡,而后又离开农村回到城市,形成相当一个欧洲中等国家的人口大迁移,冲撞得中国社会动荡不安。
     由于新闻媒体的宣传,在我们到草原落户的第二个月,即1967年11月,又有300多名北京中学生,作为第二批知青来到了内蒙牧区插队,我们第一批十名知青,在锡林浩特市和广大市民—起,隆重地迎接了他们。
  两天之后,人民日报在头版以半版的篇幅,刊登了我们去内蒙插队的消息,并刊发了人民日报评论员文章。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北京日报等多家媒体,也纷纷予以报道。后来,有些记者还跟着我们到了蒙古包,到了羊群边,记录下我们的学习、劳动和生活。
        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从1968年12月,毛主席发出“知识青年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之后,在全国形成高潮。也许我们的行动,在当时对全国可能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我把自己如何下乡的经历简要的写出来,是想告诉人们,我所经历的那一段真实的历史。
        我认为,面对当时国家经济的危机四伏、社会秩序的混乱动荡,学生无法升学就业的局面,出现了老三届学生上山下乡,缓解了各方面的压力,仅就这一点讲,知青是有功的。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战天斗地、改变农村旧面貌的事迹,体现着我们这一代人改天换地的豪迈气概。知青精神是一种为国分忧的民族精神;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无私奉献的主人翁精神;执着进取的时代精神。这种精神过去需要,今天需要,明天更需要,我愿知青精神发扬光大,永不衰减。
     “知青”这个专有名词,48年来,一直紧随着我,伴我走过了坎坷的人生路。回想起我走过的路程,它包含了多少苦涩和自豪。同时,我也深感付出的太多,失去的太多。48年来,虽然也取得过一些成绩,但未能成就骄人的事业,心中曾不是滋味,可我觉得自己问心无愧。蹉跎岁月和努力进取,伴随我走过了前多半生。一路成长的艰辛,不是每一个人都会懂,因为我们对生活的忠诚,有自己的深度和过程。生命道路坎坷而曲折,再多苦难我们也担承了,岁月中的苦涩、苦难,造就了我们丰富的人生。缺憾也许是一种美,因为它是用信仰来支撑的。
      我想,我们的知青朋友们是要总结过去,但更重要的是向前看!更好地、更切实地规划一下未来的生活,如何健康、快乐、积极地走完我们后边的人生路!
     我常跟我的朋友们讲,这也是我当前的生活态度:昨天已经属于过去,不必得意,也不必追悔;明天还未到来,无法想象,也无法把握;只有今天常在,努力过好每一个今天!
  
                                          2015年10月9日
 

(责任编辑:晓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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