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起“反革命集团”的大案起源于银川的几个知识青年。根据后来对“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主要成员陈通明的一篇报道（《共产党人》1999年第10期），他们在吴述森家成立了这个组织：

1969年11月23日……很久未曾见面，已经分配工作和上山下乡的同学聚会中银川市吴述森家里，大家在讨论酝酿了很久的话题——成立学习小组的事情。这些志同道合的青年人，把共产主义看作是自己最美好的憧憬和理想，他们给学习小组起名叫“共产主义自修大学”。

这些年青人有的是大学毕业，有的是中学毕业，有的已经下乡，有的分配了工作，没有资料讲明这些年青人能聚集在一起的原因，但他们或多或少都与银川二中有关，而这些年青人在成立“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之前互相都有过联系，并且还刻印过自己的读书笔记来交流。可以肯定的一点是，这些年青人都是有着独立思考、用于探索精神的人，这一点在组织成立后的《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中可以体现：

要培养和造就一批真正的而不是形式的，踏实的而不是虚浮的，勇敢的而不是怯懦的掌握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发展，有政治远见，具有独立的思想和工作能力，富于牺牲精神，探索并了解现代社会的运动规律，誓为世界上绝大多数人谋利益，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的坚强的革命战士。

从他们成立的组织名称“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上来看，这些年青人主要是进行理论的研究，《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守则》上也提到了：积极从事于世界民族民主解放运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现形态社会主义继续革命（诸如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理论探讨，同时紧密地结合现代实践的社会斗争和改造。

秉承着这样一个目的，自修大学的成员们在他们的油印的刊物《学刊》上刊登出一些理论研究的文章，在组织成立的前后两年内，《学刊》上先后刊登了他们二十多篇文章和笔记，他们带着现实斗争提出的各种问题，通过阅读马列原著，提出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些观点有些很具有现实意义，比如鲁志立在《什么是法西斯主义》中写道：

禁止一切为世界公认的民主权利，以至人民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残酷镇压一切反对或仅仅不同意暴力统治的人民，甚至采用公开的恐怖手段。

竭力推行种种仇视人类的反动谬论，例如宣传种族优劣论，反动血统论、人为制造阶级与阶级划分论等，来迷惑笼络一部分人以达到镇压人民的目的。此外还竭力推行愚民政策，实行奴化教育，提倡奴隶主义的盲目服从精神，宣扬个人迷信和领袖至上的神话，从意识形态上已堕入了完完全全的唯心主义。

再比如吴述森在《迎接七十年代的一个春天》中提到：

革命就是批判，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批判，揭露矛盾，正视斗争，批判现实中不合理的内容，在批判旧世界的基础上，开创一个崭新的社会。

二十世纪初，列宁说：“只有承认阶级斗争，同时也承认无产阶级专政的人，才是马克思主义者”。通过五十多年的实践以后，我们今天需要强调说，承认阶级斗争，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并且同时承认无产阶级专政是从有阶级到无阶级的过渡，是消灭阶级的手段，而不是制造新阶级，实行权力、财产再分配的变革，才是马克思主义者。

这些十七、八岁到二十三、四岁的年青人，以自己对马列主义的理解来对现实问题做了理论上的研究，无论他们这些观点是否正确，至少有一点，他们对当时所宣扬的所谓的马列主义有自己不同的看法，并将这些看法写了出来，从理论的角度挑战当时的权威，这种精神是可贵的，这种勇气是令人敬佩的。

在特殊时期，无论谁成立组织，即使这个组织是打着“共产主义”的旗号，也是非法的。在主要打击“现行的反革命分子”的一打三反运动开始后，“共产主义自修大学”就被当局所重点注意上了，1970年3月，“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主要成员在各地被捕，现在能找到名字的是吴述森、吴述樟兄弟俩、鲁志立（北京农业大学毕业）、陈通明、张维智、徐兆平、张绍臣等。

在《春风化雨集》中记录了对吴述森的审判片段：

审判员：你们“共大”是什么组织？

吴述森：研究、学习马列的学习组织。

审判员：你们研究的出发点是什么？

吴述森：为了探索社会运动发展的规律，为了加深对毛泽东思想的理解。我们不是反革命。

他们的辩白在当时的情形下只会起到加重自己罪行的作用，他们被以“现行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定罪，判决书是这样写的：现行反革命集团“共产主义自修大学”，他们打着研究马列主义的招牌，书写反革命文章、信件，极其恶毒地攻击我党和社会主义制度，妄图颠覆无产阶级专政。

判决结果，“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十三成员，吴述樟、吴述森、鲁志立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陈通明被判处无期徒刑，徐兆平被判处十五年徒刑，张维智被判处八年徒刑，张绍臣被判处三年徒刑，在东北的刘唯勇被判处三年徒刑，其他5人受到拘捕关押和在本单位隔离、批斗。

1970年8月的一天上午，在银川的体育馆召开了宣判大会，大会后吴家两兄弟和鲁志立被执行了死刑，据说为防止他们讲话，在他们的舌头上压了板子。被判三年有期徒刑的刘唯勇因长期精神和体力劳动病死于狱中。组织成员之一女青年熊曼宜在六月份被隔离审查时趁机逃离了单位的隔离室，触电而死，从当时的情况来看应该是自杀。这起所谓的“现行反革命集团案”共造成五人死亡。

1978年8月，宁夏自治区高级法院在银川市召开大会，为“共产主义自修大学”的冤案平反，为死者昭雪。

1978年9月29日的《人民日报》对这个案件专门发表了评论员的文章《革命青年的锐气是扼杀不了的》，文章开头是这样说的：在林彪作孽、“四害”横行的时候，以种种罪名打击干部，迫害青年，制造了大量的冤案、错案、假案。今天本报介绍的遭到林彪、“四人帮”一伙残酷迫害的一批知识青年，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案例。

这些年青人经历了文革初期的狂热，有些人甚至是造反派，但在痛定思痛之后，他们走出了迷惘，也走出了盲从的误区，他们走向觉悟和理智，他们不但为年青人，也为现在的全体国人树立了一个独立思考、挑战权威的榜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