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伟大的时代造就伟大的人物。近代以后，由于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中国在西方列强坚船利炮的轰击下，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黑暗深渊。为挽救民族危亡，探寻救国救民的道路，一大批先进分子和优秀的中华儿女前赴后继，努力奋斗。“邓小平同志就是从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近代以来伟大斗争中产生的伟人。”邓小平出生于四川广安，在时代大潮的推动下勇于开拓，逐渐走到更为广阔的天地中去，成长为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在五四运动和新文化运动洗礼之下，年轻的邓小平离开故乡漂洋过海远赴法国勤工俭学，寻求救国救民出路。通过一系列磨砺，他的政治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最终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终身。 一、怀抱“实业救国”的理想走出国门 1919年，五四运动在北京爆发后迅速扩展到全国，四川各地积极响应，举行了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运动。广安的青年学生也热血沸腾，立即响应起来。许多学校纷纷成立爱国分会组织，并组织了声援北京斗争的爱国运动。当时，邓小平正在广安县立中学读书。5月下旬，学校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们都行动起来，在学生爱国分会的组织下进行了游行、集会、宣传、罢课和抵制日货等活动。邓小平积极参加了这些活动，“开始比较深入地思索一些社会问题，萌发出改造社会的意识，具有了初步的爱国思想和民主思想”。1919年下半年，邓小平按照父亲的安排，到重庆留法勤工俭学预备学校读书，这为邓小平进一步开阔视野、了解中国和世界打下了重要基础。除了在学校学习法文、中文、代数、几何、物理、工业常识等语言和现代科学知识外，邓小平还积极参加学校留法勤工俭学同学会的工作，并和同学们一起多次走上街头进行演讲、集会、游行、散发传单等活动，呼吁社会各界团结起来抵制日货。11月，他还和同学们一起，与贩卖日货的重庆警察厅厅长郑贤书进行坚决斗争，最终迫使四川当局撤销了郑贤书的警察厅厅长职务。这一年，邓小平虽然只有15岁，但已经投身两场爱国的群众斗争和政治斗争。这无疑给了他深刻的教育。“时代的脉搏，爱国的思潮”促使他不得不比较深入地思索一些社会问题，但是由于交通闭塞、信息不畅等原因，此时的邓小平还只是具有了初步的、朴素的爱国思想和进步思想。正如邓小平在后来回忆这段经历时所说，由于参加了这个运动，“爱国救国思想有所提高。这时所谓救国思想，无非是当时在同学中流行的所谓工业救国思想。在那时我的幼稚的脑筋中，只是满怀希望地想到法国去一面勤工，一面俭学，学点本事回国，如此而已”。 1920年8月，通过了留法预备学校考试的邓小平登上法商聚福洋行的“吉庆”号客轮离开重庆，9月10日在上海换乘法国邮轮“盎特莱蓬”号离开祖国，远赴法国“发愤图强，学好本领”，为的是有朝一日回到祖国，“搞工业以工业救国”。正是出于此种理想，他抵法后希望从事的工种是“铸铁”。经过整整39天的海上航行，1920年10月19日，邓小平一行人到达法国马赛港。在这39天内，邮轮途经香港、西贡、新加坡等众多著名港口，极大开阔了邓小平的眼界，但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不只是世界之大、风景之美，更有英、法殖民地浮华与困苦杂陈的世象，以及亚洲、非洲等一些贫穷落后国家和地区被帝国主义肆意掠夺、人民遭受到奴役与剥削的惨景。这些都使邓小平愈加明白“贫穷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深刻认识到“工业救国”的重要性与迫切性。 二、在勤工俭学中进一步开阔眼界，并重新思考国家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1920年10月21日，邓小平等一批学生在巴黎华法教育会的安排下，来到巴黎附近的小城巴耶，进入巴耶中学学习。受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欧洲主要国家经济危机的影响，法国经济萧条，邓小平等在巴耶中学“俭学”的日子异常艰苦。1921年3月13日，邓小平和邓绍圣、陈家齐等19名中国学生离开了巴耶中学，本来所抱的“工业救国”“学点本事”等想法，也变成了泡影。离开学校后的邓小平为了生计，开始了在法国艰苦的勤工生活。1921年4月初，邓小平在位于克鲁梭的法国最大的军火工厂施奈德钢铁厂觅得一份工作。刚进厂的邓小平被分配在轧钢车间当一名散工，负责拖送热轧的钢材。这份工作不仅劳动强度大，而且异常危险，但工资连吃饱饭都不够，甚至工作了20多天后邓小平还倒赔了100多法郎。这次不到一个月的钢铁厂的勤工实践，让邓小平切身感受了“威严的工头”“恶狠狠”的歧视目光和辱骂，品尝了劳动人民被压榨、受剥削的悲惨境遇，体验了工人阶级政治上受压迫、经济上受剥削的苦难处境。这些都使邓小平受到了极大的震撼，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腐朽与黑暗面有了真切的认识，进而开始重新思考国家和人生道路的选择。 离开钢铁厂后，邓小平来到巴黎华侨协社，并开始打短工。他在火车站、码头搬运货物、行李，在建筑工地推砖、扛水泥，还做过清洁工等。这些切身经历使他更加感受到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冷酷和生活的艰辛，思想进一步发生变化，“主张更见鲜明”。这段经历对他以后思想的变化、人生道路的选择具有重要的影响，正如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学撰写的自述中所写的那样：“生活的痛苦，资本家走狗——工头的辱骂，使我直接或间接地受到很大的影响，最初两年对资本主义社会性的痛恶略有感觉。”另一方面，资本主义国家工业现代化的大机器生产打开了他的眼界，使他接受了现代化的启蒙教育，思想上和认识上更加宽广，开始从世界和人类的角度来思考问题，这为他后来深入认识共产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打下了基础。艰苦的劳动和困难的生活，也磨炼了邓小平的意志，使他具备了艰苦奋斗的品质和勤俭朴素的品格。 三、思想逐步成熟，确立共产主义信仰 1921年4月起的半年多时间里，邓小平在巴黎华侨协社靠做杂工和从中国驻法公使馆领取微薄的生活维持费艰难度日。当时同在法国勤工俭学的李维汉后来回忆说：“华侨协社有个图书馆，里面有很多用中文翻译过来的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这些书刊对我们很有影响”。“我们又是怀有爱国主义思想的比较先进的青年，亲受帝国主义侵略、军阀战争和豪绅买办阶级压迫、剥削之苦，痛恨旧的社会制度，我们又多少参加过五四运动或者受过他的影响，向往科学与民主。”“我们读了那些无政府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的书刊，对于书中描绘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美妙愿景，对于那种没有人剥削人、人压迫人，人人劳动、人人读书、平等自由的境界，觉得非常新鲜、美好，觉得这就应该是我们奋斗的目标。有了这个目标，大家就高兴地以为找到了真理。”虽不能确证邓小平在此期间是否去过这个图书馆读过这些书，但李维汉所描述的这种情况却大抵是当时留法学生中较为普遍的现象。 1922年2月13日，邓小平从巴黎来到蒙塔尔纪附近的夏莱特小城，在这里他找到了一份稍微稳定的工作，到哈金森橡胶厂做工。蒙塔尔纪是中国赴法勤工留学生的重要聚集地，蔡和森、向警予、李维汉、李富春等都在这里工作和学习过。在哈金森橡胶厂，邓小平被分配到制鞋车间工作，每天工作10小时，开始实行计时工资，熟练后实行计件工资。1922年10月至1923年初，邓小平曾离开橡胶厂一段时间，试图到塞纳求学，但最终未能如愿。1923年1月，邓小平回到橡胶厂工作，但在一个月后又彻底离开。此时的邓小平离开工厂，是因为他有了新的理想和追求。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成立，是中国历史上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使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有了可以信赖的政治组织者和领导者，中国的前途有了光明和希望。早在1921年三四月间，在法国的张申府、赵世炎、陈公培、刘清扬、周恩来就成立了巴黎共产主义小组。在中共一大召开前，“巴黎共产主义小组曾接到国内开会的通知，但因路途遥远，时间紧迫，未能派代表出席”。中国共产党成立的消息传到欧洲后，赵世炎、周恩来、李维汉等积极筹备，于1922年6月在巴黎郊区的布罗尼森林举行会议，成立了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成立后向国内党、团中央报告了成立的情况，1922年冬进一步发展成中共旅欧支部，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中够党员条件的同志正式转为中共党员。1923年2月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成为其旅欧支部，名称改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其领导机构改称旅欧共青团执行委员会，周恩来任书记。 邓小平正是在哈金森橡胶厂工作期间，接触到了这些优秀的共产党员，对共产主义有了认识并最终确立了信仰。首先，有了相对稳定的工作和收入，邓小平可以更加认真地总结经验，深入地思考自己的人生道路。其次，最为关键的是邓小平在橡胶厂工作期间，和早期中国共产党人赵世炎和王若飞等是工友，和郑超麟、李慰农、尹宽等进步青年同住一个工棚。这样的环境对他的思想转变有着直接的影响。在工作之余，邓小平经常和王若飞一起散步、交谈。在交谈过程中，王若飞向邓小平揭露帝国主义、资本主义的黑暗面，和他探讨中国形势、中国出路等革命问题，并向他介绍马克思主义学说。当时，已是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书记的赵世炎经常到哈金森橡胶厂开展革命活动，向进步的中国勤工俭学学生宣传、介绍革命思想。“在先进同学的影响和帮助下”，邓小平开始阅读《新青年》《向导》等“关于社会主义的”进步书刊。对邓小平产生重要影响的是《新青年》第八卷和第九卷及社会主义讨论集，里面都是宣传马克思主义、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思潮方面的文章，既有评介俄国十月革命和十月革命后俄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方面情况的文章，也有列宁著作的译文，还有李大钊、陈独秀关于十月革命、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文章。在与共产党人接触交流、阅读马克思主义相关著作的熏陶和影响下，再结合自身勤工俭学的切身体悟，邓小平开始“相信陈独秀们所说的话是对的”，而且“每每听到人与人相争辩时”，“总是站在社会主义这边的”。此时的邓小平不仅因为接受了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知识，“受了已觉悟分子的宣传”，因而有了思想上的转变，而且已经以实际行动向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组织靠拢，开始“参加一些中国人和法国人的宣传共产主义的集会”。邓小平的积极态度和行动也逐渐受到了团组织的关注和重视。 1923年5月，和邓小平一起做工、当时已是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的舒辉暲找到邓小平，宣传并动员他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之后，和邓小平在哈金森橡胶厂同住一个工棚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汪泽楷又同他谈了两次话。邓小平于1923年6月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至此，邓小平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并为之奋斗了一生。 四、在革命工作中不断积累斗争经验 加入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后，邓小平一边在巴黎做杂工，一边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行委员会（支部）宣传干事。1923年底转到执行委员会书记部后，邓小平在周恩来领导下，参加机关刊物《少年》杂志的编辑工作。 《少年》杂志的主要内容是介绍共产党的性质和作用，宣传建党建团的意义，译载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邓小平的工作是负责刻蜡板。1924年2月，《少年》改名为《赤光》后，战斗性更强，开始重点宣传反帝反封建，阐述中国革命的任务，以配合国内国民革命运动的发展。除了做油印工作，邓小平也经常用笔名在《赤光》上发表文章，重点是同国民党右派针锋相对进行斗争，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批驳他们所标榜的“国家主义”。1924年1月，国共第一次合作开始后，按照国内党组织的决定，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员80余人全部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1924年4月，邓小平也以个人名义加入国民党。7月，在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次代表大会上，邓小平当选为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在随后召开的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第五届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当选为执委会书记局成员，负责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的日常工作。根据党的规定，凡担任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领导职位的成员，即自动转为中国共产党旅欧支部的正式党员，这样邓小平就成为了正式的中国共产党党员。此时的邓小平还不满20岁。成为旅欧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执委会领导成员后，邓小平的责任和担子更重了，他经常到勤工俭学学生中进行革命活动，了解他们的情况，掌握思想动态，积极发展党团组织。 除此之外，他还继续坚持写文章，同“国家主义派”进行斗争，甚至因病住院也没有停止工作。1924年10月，邓小平在疗养院疗养期间撰写文章，有力批驳了国民党右派否定阶级斗争、反对国共合作、反对建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统一战线的错误主张，抨击了国际帝国主义侵略和统治中国的阴谋，号召“全中国人民反抗起来啊！打倒国际帝国主义！”邓小平的这些文章短小精悍、入木三分、尖锐有力，在当时的旅欧勤工俭学学生、华人、华工中具有很强的影响力。 1925年五卅运动爆发后，中共旅欧党团组织在法国领导开展了声援国内五卅运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当时，邓小平已经成为里昂党团组织的主要负责人，当巴黎的革命运动遭到法国当局镇压而陷入低谷、党团组织遭到破坏时，邓小平没有丝毫退缩，而是毅然返回巴黎领导革命斗争活动。1925年6月30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旅欧区临时执行委员会成立，邓小平担任委员。1925年7月，在邓小平等的领导下，旅法中国行动委员会成立。在成立大会上，邓小平提出了“为反对帝国主义，应同苏联政府联合”的政治主张。此后直至1926年1月，邓小平多次在各种公开或秘密会议上阐述“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要团结一致”“反对帝国主义”等政治主张。1926年1月3日，在旅法中国行动委员召开的秘密会议上，邓小平主张，“努力促进并支持冯玉祥将军与苏联建立良好的关系，以大力推进反对国内军阀和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会议最后同意了邓小平的主张，发出了“全世界工人阶级，所有在不同程度上遭受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各国人民，都应该联合苏联，进行反对国际帝国主义的斗争”的呼吁。 邓小平频繁进行革命活动，引起了法国警方的注意。法国巴黎警察局不仅秘密跟踪监视邓小平的活动，还把他列为“活跃的共产主义分子”，开始到处搜查他的住所，意图将他驱逐出境。在这种情况下，邓小平按照中共旅欧支部的决定，于 1926年1月7日乘火车秘密离开巴黎前往莫斯科。从此，邓小平开启了系统、全面、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的人生新篇章。 五、赴莫斯科学习，使“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 莫斯科是当时革命进步青年人人向往的地方。赵世炎在巴黎勤工俭学时所作《远望莫斯科》一诗中写道：“我们站在巴黎铁塔顶上，一片莽苍苍。翘首远望，遥指北方，万千风光，令人神往！”按照组织安排，邓小平等一批干部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学习，随后又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在社会主义国家苏联，在莫斯科，邓小平等进入了一个新天地。不仅物质生活有了保障，结束了在法国勤工俭学时饥寒交迫的境况，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中去，更为重要的是可以公开研读马克思主义著作，仔细研究中国革命、世界革命、俄国十月革命的理论和实践等问题，自由地开展党团活动。 邓小平在法国期间，虽然也认真阅读过一些马克思主义的重要著作，学习过一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但总体而言“对于共产主义的研究太粗浅”，并没有全面系统完整地研究过马克思主义理论。所以邓小平非常珍惜在莫斯科学习的机会，抱着“要来受铁的纪律的训练，共产主义的洗礼，使我的思想行动都成为一贯的共产主义化”的决心，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从邓小平填写的莫斯科东方大学学员《每周活动研究成绩表》中记录的情况看，他的学习生活丰富而充实。除了上课外，邓小平还坚持阅读报纸、参考书、党团出版物，与同志们谈话，参加团体会议等。初到莫斯科的邓小平下定决心“能留俄一天，便要努力研究一天”马克思主义理论，“务使自己对于共产主义有一个相当的认识”。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和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一年的学习时间里，邓小平学习了政治经济学、现代世界观、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革命运动、列宁主义、社会发展史、经济地理以及军事课等课程，知识能力和理论水平得到了大大提高。 在进行理论学习的同时，邓小平还积极参加党团组织活动，进一步锤炼党性。刚到莫斯科的时候，他“便已打定主意”，坚决地把“身子交给我们的党，交给本阶级”“愿意绝对地受党的训练，听党的指挥，始终为无产阶级的利益而斗争”。在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共产党的独立组织是“中国共产党中山大学莫斯科支部”，简称“旅莫支部”。1926年夏，旅莫支部解散后，全体中共党员都转为联共（布）候补党员，归联共（布）支部局领导。在组织活动方面，党、团员每周都有一次党小组会。邓小平对党小组的工作非常热心，曾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第九班中共党小组组长。他所在的党小组开会讨论的主题大多与中国革命直接相关，涉及“中国共产党与国民党”“马克思主义与孙文主义”“中国时事”等议题。在主持党小组讨论时，邓小平对纪律问题和训练问题“甚为注意”“对一般政治问题亦很关心且有相当的认识”，并积极引导和动员大家热烈讨论各种问题。通过一段时间的理论学习和组织训练，邓小平的党性得到进一步增强。1926年10月19日，邓小平按照组织要求，向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提交申请书，希望成为其正式党员。在申请书中，邓小平写道：“我本是一个中国党的正式党员。过去也曾在‘中大’做了一些工作。现在自己愿意加重自己的责任，请求委员会允许我成为一个正式党员。”这无疑是邓小平在深入系统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后，遵从自己的内心、践行自己的信仰所道出的“真言”。通过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近一年的学习，邓小平系统深入地学习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理论，对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中国革命运动的发展的历史和趋势有了深入的了解，理论水平和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的认识也都大大提高。同时，他在学校团委会的组织工作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思想修养和从事政治工作、组织工作的能力也有很大提升。这些都为他以后从事革命活动打下了良好的基础。由于邓小平的刻苦努力，他的优秀表现也得到了莫斯科中山大学党组织和同学们的肯定。莫斯科中山大学联共（布）党支部书记阿戈尔在给邓小平的鉴定中写道：“多佐罗夫（邓小平在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时的俄文名）同志是一个十分积极、精力充沛的党员和共青团员”，他“组织纪律性强，有克制能力，学习能力强”“党性强”，是“一名优秀组织工作者”。和邓小平同在一个团小组的同学徐君虎后来也回忆说，“邓小平性格爽朗、活泼，爱说爱笑，富有组织才能和表达才能”，“经验也远比我们丰富”。 1926年11月，邓小平等20多名莫斯科中山大学的优秀学员按照组织安排，回国到冯玉祥部开展政治宣传工作。至此，邓小平结束了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学习生涯，也结束了自己在国外探寻救国救民道路的旅程。从最初抱着“工业救国”“实业救国”“学点本事”的朴素救国愿望负笈海外，到最终接受马克思主义，成为一名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邓小平完成了他思想历程的转变，也求得了谋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真经”。从西渡到东归，从少年到青年，从学生到“战士”，邓小平早年行动轨迹和身份转变的背后，是思想和精神世界的华丽质变。在确立了共产主义信仰后，他以坚定的意志不断加强理论学习，锤炼自身党性，提高从事革命工作的能力，逐步成长为一个成熟的职业革命者，矢志不渝地为党和人民事业奋斗了一生。 （作者系成都工业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