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曾居住过的景云里十七号 邱力立 摄
 景云里 邱力立 摄  《二月》封面（柔石 著）  柔石  “左联”五烈士铜像  鲁迅 ◆林楣 1928年6月的一天，一个戴着黑框圆边眼镜、中等身材、拎着皮质旅行箱，斯文儒雅的青年男子走进了虹口区横浜路35弄。抬眼望向弄堂口的刻字，青年知道了这里叫“景云里”，建造于1924年，是上海很普通的石库门里弄。 青年踌躇满志，他刚从国民党反动当局的追捕中逃出，心绪难平。这名青年就是柔石，原名赵平复，时年26岁，正是风华正茂时，却因逃亡而面容沧桑…… 师生之缘 1928年初，柔石在浙江宁海中共党组织和进步教师的支持下，出任宁海县教育局局长，致力教育改革，清除封建势力。5月，宁海中共党组织发动亭旁起义，暴动失败后，国民党反动派得知宁海中学是中共党组织的联络点，秘密抓捕柔石。柔石被迫出走上海，在朋友的牵线下，暂住在上海朋友的租住房里。看着这间小小的居室，柔石感慨万分，三年前的春天浮现眼前。 1925年春，桃花灼灼的日子，意气风发的柔石只身前往北京，他要去北京大学当旁听生。当时鲁迅先生在北大国文系讲授《中国小说史》，一周一次。这门课非常受欢迎，有很多外系的学生，去迟了，只能站在教室外的过道里听。所以，每逢鲁迅先生讲课，柔石必早早赶到教室。鲁迅讲课广征博引，语言幽默生动，语调平缓有力，吐字清晰，课堂气氛活跃，常引得学生笑声连连。鲁迅先生的普通话带有浓重的绍兴口音，与柔石家乡的宁波话有相近之处，听来特别亲切。柔石对鲁迅有着一种特别的亲近感，他详细地记笔记，不放过先生的每一句话。但这场师生之缘止于讲台上下，柔石未有机会私下拜见鲁迅先生。 1928年6月的上海，潮湿闷热，柔石此时的心绪就如这空气中的水分子，粘成一团难以散开。“先生定会给我指引。”立于朋友租住的小房间里，柔石迫切地想去拜见鲁迅先生。他知道鲁迅先生的居所就在邻处，于是，拿出一叠书稿，字斟句酌，这是他最新创作的长篇小说《旧时代之死》。柔石想，先生会对这部拙作给予怎样的评价？ 几个月后，在鲁迅原厦门大学学生王方仁的引见下，柔石终于见到了先生。他忐忑不安，不知贸然拜见，是否会惊扰先生？然而，一见面，先生那带有浓重绍兴口音的普通话，让柔石一下子放松下来。 柔石告诉先生自己原名、笔名的由来，并惴惴地把《旧时代之死》送给先生审阅。鲁迅微微一笑，这个小说之名已然表明这个青年的心思。随口问道，从宁波而来，现居何处？柔石说，住在朋友的租住房里……鲁迅略一思考，说，这样吧，这里附近有间房，你们看看合适否？ 附近这间房就是景云里23号。事实上，是鲁迅先生将自己居住的23号腾出来让给了柔石，自己一家则搬进了17号，鲁迅的三弟住在18号。这里附近还居住着陈望道、茅盾、叶圣陶、冯雪峰等一大批文化名人。 这是柔石与鲁迅真正的初次见面。 景云里23号，这间面积70平方米的石库门房子成为柔石在上海的安身之处，也是他革命文学之路新的起点。 那天，回到住处，柔石心潮澎湃。鲁迅先生智慧的语言、深刻的思想无不敲打着柔石的内心，尤其是先生对《旧时代之死》的两句点评，更让柔石心绪起伏，这两句话虽是写作上的评点，却更是一位前辈对后生的鼓励与教诲。 自那日后，柔石便成了鲁迅家中的常客。随着交往的增多，鲁迅对柔石的作品和人品都有了进一步的了解。鲁迅十分欣赏这个有思想有才情的青年，他从柔石的作品中感到了青春的活力。鲁迅尽力提携和帮助柔石，将柔石的《旧时代之死》和《人鬼和他的妻子》推荐发表，《旧时代之死》是柔石唯一一部正式出版的长篇小说。 在柔石心里，鲁迅亦师亦友亦父，鲁迅对柔石的生活、写作都产生了极大的影响。柔石的小说创作在题材、主题，甚至写作风格上都烙印着鲁迅的痕迹。 创作《二月》 一个落日余晖洒满街面的下午，柔石从窗外望向远处对面的屋顶，坡型屋顶有一个老虎窗，老虎窗里伸出一根新嫩的长竹竿。竹竿的一头光溜溜地架在屋顶的瓦片上，一头被绳子扎牢，吊在窗里的一个钩子上。看到这根竹竿，柔石倏忽一阵伤感，他想起了自家的那根竹竿，是母亲年初时候问乡下亲戚讨来的，也这样洗干净了吊在外面吹晒，说是吹吹晒晒，竹竿会牢固一些。他又想起了家乡的那条小河，一条不知名的河，常有妇女蹲在河边洗衣……楼下传来“咚咚”的声音，那是门环撞击大门的声音。一个想了很久的小说主题跳入了脑海，在“咚咚”声中回响……这就是后来享誉文坛的小说《二月》。 很多个夜晚，景云里23号的窗内映射出淡淡的黄色的光，那是柔石伏案灯下，奋笔创作《二月》。 写作《二月》时，柔石时常苦闷不已。他在肖涧秋身上看到了自己和许多青年知识分子的影子，他把自己的苦闷融化到小说里，反映了大革命前夕黑暗社会的沉闷，也反映了知识分子找不到出路的苦恼。柔石渴望通过塑造两个追求光明和进步的知识青年的形象，揭露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是窒息人性的魔窟、孕育悲剧的温床。《二月》是柔石对现实的愤恨和思考，也是他渴盼改变现实的探索。 1929年夏天，《二月》成稿。柔石将书稿包裹得严严实实，放在一个皮包里，他叩开了鲁迅先生的家门。 鲁迅很郑重地接过书稿，亲自校阅全书。在《二月》里，鲁迅看到一个日益成熟的柔石，看到了柔石擅长的心理描写，时而欣悦，时而悲伤，时而向往，时而迷惘，整部作品贯穿着强烈与舒缓、伤痛与宽慰、绝望与自省等处于对立状态的情绪，但最终相互渗透相互融合。 鲁迅的居所离景云里23号不远，深夜，窗内投射出的淡淡灯光，与书中的字句有如和弦般的共鸣，鲁迅欣然为之作小引。 1929年11月1日，《二月》在上海春潮书局出版。（1963年，《二月》被改编成电影《早春二月》，由谢铁骊执导，孙道临、谢芳、上官云珠主演） 柔石在创作《二月》之时，在鲁迅的引荐下，与上海文化界很多知名人士相见并熟识。在鲁迅的帮助下，柔石和崔真吾等人一起组织了旨在介绍东欧、北欧文化，输入外国版画的“朝花社”，并筹办《朝花》期刊，同时出版《艺苑朝华》美术丛刊，1929年1月，鲁迅又把《语丝》交由柔石负责。不久，鲁迅与柔石合编《近代木刻选集（1）（2）》，并出版合译作品集《奇剑及其它》《在沙漠上》等，可见鲁迅对柔石的信任。 共同的办刊历程和木刻爱好使鲁迅与柔石的关系与感情愈加亲密，两人有时如同父子。鲁迅在日记中近百次地记录下与柔石交往的点滴。 痛斥黑暗 1929年秋，党中央决定组建一个以鲁迅为首的“中国左翼作家联盟”，要求柔石参加“左联”的具体筹备工作。 1930年2月，柔石和鲁迅、冯雪峰一起出席“上海新文学运动者讨论会”和“中国自由运动大同盟”；3月，三人一起参加了“左联”成立大会，柔石任执行委员、编辑部主任；5月，柔石加入中国共产党，出席了“左联”第二次全体会议，并以左联代表资格，参加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 这时的柔石，不仅是一名繁荣中国革命文艺创作的文化工作者，更是一名推进新文化运动的革命者。他把个人命运和国家命运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用小说、独幕剧、诗歌和散文等文体，积极奋进地写作，或痛斥现实的黑暗，或歌颂爱情的坚贞，他在文字里发出了改造世界的呐喊。 《一个伟大的印象》是柔石参加全国苏维埃大会区域会议之后，创作的一篇优秀报告文学。作品通过“辽东的同志”和“16岁年轻的勇敢的少年”两个主要形象的生动刻画，真实而深情地报告了大会盛况，写出了与会者的精神面貌和柔石的切身感受，亲切感人。《一个伟大的印象》用刘志清的笔名发表，后被译成日文，产生了广泛的国际影响。 而柔石专门介绍外国版画的画集《艺苑朝华》五辑，犹如一股巨大的春风极大地推进了新生的木刻艺术发展。 但是，此刻，阴云悄悄压上头顶。1931年1月17日，柔石参加在上海东方饭店举行的讨论王明路线问题的会议时，遭叛徒出卖，被国民党军警逮捕。2月7日，柔石与殷夫、欧阳立安、胡也频、李伟森、冯铿等23位革命同志被国民党反动派秘密杀害。 柔石牺牲的噩耗传来，鲁迅立于屋中，久久不能言语，直至深夜，鲁迅写下：“失掉了很好的朋友，中国失掉了很好的青年。”震惊和悲痛让鲁迅久久不能平息，站在景云里23号的窗下，抬头望向窗户，那点亮黄色灯光的人虽已逝去，但是灯光却永远地照亮中国大地。 “忍看朋辈成新鬼，怒向刀丛觅小诗”，这句著名的诗句，是鲁迅在《为了忘却的纪念》中缅怀柔石的。 《为了忘却的纪念》是鲁迅写的一篇悼念文字,写于1933年2月7日左联五烈士遇害两周年纪念日。鲁迅说：“每当朋友或学生的死，倘不知时日，不知地点，不知死法，总比知道的更悲哀和不安。”左联五烈士被秘密杀害，确使鲁迅异常悲哀、不安和愤慨。他冒着被捕的危险,写下了《中国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和前驱的血》《柔石小传》，在左联机关刊物《前哨》创刊号“纪念战死者专号”发表。直至辞世前，鲁迅依然时常念起柔石，《写于黑夜里》便是缅怀柔石和战友的。 景云里石库门内，鲁迅用一杆“金不换”的毛笔，一扫海上文坛的媚俗之风；而热血青年柔石，也拿出了被鲁迅先生所赞赏的、堪称中国早期写实主义杰作的《二月》。 《二月》是早春，但之后，便是桃花灼灼、梨花灿灿的春天。柔石定是这样希望的。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