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四大纪念馆。 资料照片
■记者 周楠 在中共四大纪念馆内，收藏了一份珍贵的中共四大会议通知。据考证，通知的落款“锺英”是中共中央的代名，由毛泽东亲笔签署。 据党史专家查证，这份会议通知可能是现存最早的党的全国代表大会会议通知，也成为中共四大纪念馆的一件珍品。 正是从这份通知开始，全国各地994名党员推选了20名代表，来到上海。1925年1月11日到22日，在虹口区东宝兴路254弄28支弄8号，中共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 中共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基本完成了从一个政治小团体到全国性群众政党的突破，实现了中国共产党力量发展的第一次“核变”。 群众路线实践的新起点 1925年1月的上海，元旦刚过，邻近淞沪铁路天通庵站的虹口东宝兴路上，出现了一些陌生面孔。听说话口音，南腔北调；看相貌打扮，更是五花八门，甚至还有个老外。 在“朋友”的接应下，这些异乡来客陆续拐进一条石库门弄堂。弄堂走到底，敲开门，穿过客堂，上到二楼，朝南的房间里，摆着一张大桌子和一块小黑板。桌上是一些英文讲义，黑板上写着英文单词，大大小小的凳子椅子，把屋子挤得满满当当。 没人想得到，这个小小的“英文补习班”，竟是成立3年多的中国共产党将要召开的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那些风尘仆仆的远方客，正是来自全国及海外的四大代表。那位老外，则是共产国际代表维经斯基。 这是一股年轻的力量。除了46岁的陈独秀，其他与会者平均年龄29岁：意志坚强的蔡和森，气质儒雅的瞿秋白，不苟言笑的李维汉，风度翩翩的周恩来，还有工运领袖汪寿华、陈潭秋、李立三、项英…… 中共四大纪念馆馆长童科说：“中共四大在党的历史上第一次明确提出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和工农联盟问题，明确提出要加强党的领导、扩大党的组织、执行使党群众化的组织路线。” 值得一提的是，大会通过的《对于农民运动之议决案》阐明：农民是无产阶级的同盟军，农民在中国民族革命中有重要的地位。当时未能出席中共四大，正在韶山养病的毛泽东，已在着手开展农民运动，而在大革命的洪流中，湖南的农民运动声势最为可观。 这次大会对党章进行了修改，第一次将党的基本组织由“组”改为“支部”，同时设立了“支部干事会”，确立了基层党组织集体领导的制度。并且，将党的最高领导人由“委员长”改称为“总书记”。 中央党史研究室原副主任李忠杰表示，中共四大在党的组织问题上的贡献，可以说是“顶天立地”。“地”，是支部建设的历史起点；“天”，是党的中央机构。从此，党始终重视基层，这是其区别于其他政党和组织的一大特点。 一支成熟的独立政治力量 中共四大的召开，推动了大革命高潮的到来。纪念馆里的一张全国地图上，陈列了各地开展运动的情况。其中最著名的是，1925年5月30日，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发生后，上海开始的反对帝国主义总罢工、总罢课、总罢市。这场声势浩大的反帝爱国风暴迅速席卷了全国，参与人数达1700万人。 1925年5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影响下的工会已有160多个，拥有有组织的工人54万人，为即将来临的大革命高潮奠定了广泛群众基础。 1927年3月中旬，上海工人在陈独秀、罗亦农、周恩来等共产党人的领导下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这次起义打败了军阀部队，占领了除租界外的上海，建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市政府。 五卅运动和第三次工人武装起义，都是在中共四大之后，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取得胜利的。这也意味着，中国无产阶级作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日渐成熟。 在上海市中共党史学会会长忻平看来，中共四大既是革命道路探索的过程，又是群众路线逐步实践和实现的过程。我们党经过百年的革命、建设、改革实践，充分证明了“群众路线是党的生命线和根本工作路线”是行之有效的优秀传统和宝贵经验。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