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 欣闻“上海知青研究资料中心”承办的“2020上海知青图书交流会”在11月11日以云端会议的形式举行，开创了“知青图书交流会”举办六年来的新形态，衷心期盼“中心”和“交流会”在搜集和研究知青史料的领域中能够出现新气象！百尺竿头，更进一步。 我始终觉得，搜集知青图书资料是开展知青研究的重要而必要的开端，但是多年来的所见所闻往往局限于搜集数量的逐步增加，很少看到对知青图书资料开展较为深入的研究。曾记得，2016年夏天曾经着手编制知青图书内容提要，当时我十分期待有一本包含内容简介的“总目提要”（模仿《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为各方研究者提供检索的方便，可是这个想法过于理想化了，只能是不了了之，半途而废。 “一代知青”已经垂垂老矣，期待着“后浪”接棒奋斗，使“上海知青研究资料中心”不仅仅是收藏，更具有浓郁的研究氛围，发挥业已搜集的知青图书资料的作用，这应当是“更上一层楼”的新目标。 （二） 平心而论，这些年里“中心”和“交流会”给我极大的帮助，感激不尽，绝非虚言。 我是上海的一名六七届初中生，在“12•21指示”之前的1968年11月就去江西插队，这是上海地区第一次大规模有组织的跨省插队。正是这样的亲身经历，数十年来使我大惑不解的是，当初，1968年“3•30批示”和“4•4中央文件”推出“四个面向”，但在八个月以后“12•21指示”横空出世，出现了上山下乡一片红，甚至是插队落户一锅端。那么，当年短短几个月里究竟有些什么变化？怎么变化的？……自2009年涉足知青话题以后，我更想把它搞清楚。到2012年底，一桩并不显山露水的历史事件引起了我的关注。 2012年12月28日的上海电视“往事”栏目，使我第一次得知1968年4月上海曾经组织了“考察小分队”到黑龙江、江西等地筹办知青农场，用于安置上海的“老三届”中学生，及至1968年7月，北京方面有个意见出来，上海不要到江西办农场了。稍后，从《上海知青与井冈山》一书（江西省吉安市委党史办编著．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中看到类似的叙述此外，在网络博客上还有“迭飞”的回忆录，也述及当年的“小分队”，其中还涉及到张春桥这样的高层次的人物。这些零星信息里，没有提供明确、详细的过程情况，此事在《中国知青史》《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大事记》《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上海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纪事录》以及新编地方志等正式出版物中均不见记载。 出乎意料的是，2016年5月和2017年6月的“图书交流会”为我打开了回望历史的大门。在那两次交流会上，当年“下乡上山考察小分队”的成员毛大德、胡似等先后捐赠了有关“小分队”的“早期知青文物”，提供了当年6、7月间考察活动的具体地点，更提供了考察报告等文件资料，我得以近距离地观察那段历史留下的第一手史料。在“资料中心”的热心帮助下，我与捐赠者建立了联系，在交流中又看到了保存至今的一封重要信件。 这些资料使我大开眼界，又想起了当年“群众组织报纸”《上海红卫战报》等尚未开发的“富矿”，终于获得了相当大的突破与收获，当年报纸上的公开报道和捐赠者的文物互相得到了印证，初步显现了被湮没的“小分队”的历史痕迹。有关的研究论文《1968年上海“下乡上山考察小分队”始末》发表在上海青年管理干部学院主办的《青年学报》2018年第4期。 回想上述过程，深感“中心”和“交流会”是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是他们帮我脑洞大开。 在此基础上，我继续追溯“域外办场”中止之后向“跨省插队”转变的过程，发现了当年重要政治人物的轨迹。1968年8月8日《上海红卫战报》在率先宣传上海地区40多名中学生即将到井冈山插队时，首次透露，张春桥在8月1日发表讲话，“大力号召向邢燕子学习，大力提倡插队落户”，并“号召向邢燕子学习，发扬延安精神，艰苦奋斗，不向国家要一分钱。”在迄今为止看到的上山下乡运动史著作与文章中，这是从未见到过的历史细节。此外还看到了当年上海首批“跨省插队”被延宕的“插曲”，更有被众人遗忘的历史记录。 当年虽然在9月5日推出了关于再教育的最新指示，但是《上海红卫战报》继续保持着“跨省下乡”的高调，从张“大力号召”插队落户，到插队落户是“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更新要求、更高标准”，再到张“代表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插队落户的号召。在12•21前后，一脉相承，逐步升级，不仅开创了六八届中学生下乡上山一片红，绝大部分是插队落户，甚至在1969年初就提前预告了六九届中学生也要一片红。这些记载不能不使人感到，到底是谁在号召插队落户，实在是一个值得瞩目的历史疑团。而目力所及的上海地区知青史研究中对上述记载均未提及。 （三） 回顾以上过程，不难发现，很大程度上都见之于当年的报纸，但是那些史实已经从人们的记忆中消失了，如今要研究那段历史，需要花大力气寻觅老报纸，解读老报纸。不能把数十年后的地方志及大事记之类的资料作为捷径。从那些资料中找不到1968年上海地区的上山下乡是如何起步的，就是一个极好的例证。 我只是从《上海红卫战报》上追溯那段历史，实际上在茫茫书海中还是可以“大有作为”的。前不久得知“资料中心”收藏了《上海儿女在黑龙江》一书（上海市政协文史委编辑出版，2006年3月），其中有《难忘的人生章节》一文，几乎是2012年年底那个电视访谈节目的文字版。这样无意之中获得的“沧海一粟”固然值得高兴，但是更感到日益庞大的知青图书资料库亟需有志者去开发、去利用。 “一代知青”不仅有责任抢救历史资料，还需要由这些过来人、当事人健在之时，尽可能多地梳理、解读那些图书资料，悉心品味当年留下的文字材料，不拘泥于现有的说法和观点，鹦鹉学舌，拾人牙慧，而是独立思考，去伪存真。即使是当年的官方档案、新编的地方志，也需要认真甄别，钩沉探幽。只有这样才有可能获得超越前人他人的结果，有可能为旁人后人研究历史提供有用的铺路石。 （草于2020-11-08，改于11-09）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