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在采访中，她曾说起扮演江姐的感触。“江姐是个地下工作者，她身上带有的革命气息使得她不同于平常女性，她热爱党、热爱生活和工作，所以是个充满朝气、富有生命力的形象，一出场就很有气场，我在饰演时也会注重表现她坚定、乐观的眼神。尤其是江姐为了让人民彻底得到解放，为了过上更好的生活，带着任务到淮阴山，那种兴奋、幸福、急迫的心情都是我需要理解和体会的。”任桂珍说，虽然她是演“江姐”，但不能抱着是在“演英雄”的想法，而要想着“我就是江姐，我就是党的女儿”。 一座城市，一段记忆。1949年5月27日，上海，天亮了。 去年5月，文汇报曾特邀老艺术家任桂珍追述往事，她亲历了南京路上打腰鼓的盛况，见证了改天换日的时刻。 上海人真淡定、真开放 1949年5月底上海解放，我们文工团打着腰鼓进上海。那时我才16岁，对上海的印象只来自几部老电影，那是传说中的“花花世界”。之前，我们从微山湖一路步行南下，一天走100多里路。累了我们睡在猪圈旁边，吃的是掺了沙子的米饭，出了一身汗没条件洗澡，每个人身上都有虱子。老白虱新陈代谢，每天都有小虫出现，我们戏称它们“革命虫”。不过大家并不在乎，把虱子篦一篦，扎两根辫子又上路了。 部队的战友们就像亲人一样，你生病了，战友会为你去老百姓家里熬点米汤，帮你去搞一点药。当大家齐唱“团结就是力量”的时候，感觉就像是一个大家庭，就都顾不上想家。行军路上，我们还要抓紧学习，熟读“入城守则”，我记得纪律条例非常细致，有“不住民房店铺”、“无事不上街”……当时，《入城三大公约十项守则》《入城纪律》都被印刷成口袋书，还有介绍大城市里公共设施、电器、市民生活的《城市常识》。 刚到上海那会儿，我们住在四川北路上的复兴中学，那是一栋漂亮气派的大洋房。第一次住洋房特别新鲜，连玻璃窗都要去摸一摸。到了晚上，我们二十几个女同志就在教室里打地铺，比起行军时已经像天堂了。复兴中学往北就是虹口公园（今鲁迅公园），我们每天吃饭要穿过公园。上海人真淡定啊，解放完全没有影响到正常生活。公园里什么人都有，女人挎着男人的手臂谈恋爱，在山东很少见过这么开放的情形。我们穿着军装、排着整齐队列，从谈恋爱的小年轻跟前经过，他们好奇地盯着队伍看。伙伴们都高高昂起头，我心里也有着一股自豪劲儿，“我们是来解放你们的”。 部队管得很严，不允许个人行动，所有时间不是学习政治和时事，就是排练。一个小组11个人，一起在大厕所间里洗头、洗澡、洗衣服。吃饭时，一个小组一大盆菜，主食是白米饭，也有馒头、肉包子，盆菜是我们山东特色的蒜苗红烧肉、烧豆腐、烧萝卜。我天生闲不住，行军去食堂时跟朋友落在最后，溜进路边一家卖零食的小铺子，糖果啊、花生仁啊真叫一个琳琅满目，把我们馋的哟。我们买了一小包花生路上偷偷吃，结果违反“入城守则”被抓到了。小组会上，领导狠狠批了我们俩一顿，“你们两个思想不对头，自由散漫，要认真写检查。” 排演《白毛女》眼泪止不住往下淌 刚解放那几天，上海每天都有大游行，那是我们文工团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百来号人打着腰鼓、扭着秧歌从四川北路一路跳到南京路，高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热火朝天，气势很足。群众从街道两边高楼的窗户里探出头，看着我们这支特殊的队伍。 文工团要参加游行，也要在固定舞台为群众和战士们演出，《妇女解放歌》《夫妻识字》《兄妹开荒》都是我的拿手节目。如果有时间，我们还要到工厂体验生活，为职工进行慰问演出。印象最深的是在申新九厂演出，厂方特别热情，天天给演员送馒头、红烧肉。在申新九厂，因为我们要以劳动模范杨富珍为蓝本创作节目，我还当过她的学徒。她只比我大一岁，步伐特别快，在纺织机前不停地走来走去，走一步，顶平常人两步。 学习结束后，我们在海军司令部排演《白毛女》。导演跟我们说台上演的都是真人真事，旧社会把喜儿折磨成那个样子，排戏时我的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白毛女》在司令部礼堂演出，市民和解放军战士都来看，到了剧情高潮，观众群情激愤。当演到杨白劳被迫自尽，喜儿被抢走时，台上台下一同为喜儿哭诉；演到斗争黄世仁的场面，观众控制不住激动，把砖头瓦片橘子皮往黄世仁身上砸。行军、进城一路上听到看到的事物、学习过的知识、背熟了的纪律在这一刻融在了一起，我的思想在演出中又再一次升华。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