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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烈士纪念日，那些守护英烈的人们这样诉说——
安徽怀远县陈集镇，88岁的胡兆伦老人在烈士陵园擦拭无名烈士墓碑。新华社发
 9月29日，河北邯郸市火磨小学的学生们在晋冀鲁豫烈士陵园烈士纪念堂参观，缅怀革命先烈。郝群英摄/光明图片  9月27日，第七批在韩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遗骸抵达沈阳抗美援朝烈士陵园。新华社发 编者按 9月30日是国家设立的烈士纪念日。当天上午，习近平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将同各界代表一起，在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敬献花篮。 中华民族的发展史就是一部凝结了无数英雄烈士鲜血的奋斗史。那些为新中国成立、建设与发展而付出宝贵生命的烈士，如同璀璨明星照亮苍穹，指引我们奋发前行。习近平总书记曾说，理想之光不灭，信念之光不灭。我们一定要铭记烈士们的遗愿，永志不忘他们为之流血牺牲的伟大理想。光明智库邀请四位默默守护烈士、传播精神火种的普通人，重温他们心中的英烈故事，讲述自己受到的精神感召，以此向那些长眠于历史深处的英雄们致敬。 为未曾谋面的战友守墓、寻亲 讲述人：新疆塔城地区沙湾县东湾镇卡子湾村村民 张秋良 卡子湾村位于天山脚下，这里整齐地排列着6座烈士坟墓。北面的山坡上，还有1座孤墓。这里面掩埋的，就是我从未谋面的“战友”。 每年的清明节、建军节，我都来此扫墓。每次来，我就走到墓碑前先敬个军礼，再用手抚摸碑上的名字，嘴里念叨着：胡咸真、阮延福、秦大瑞、栗新喜、陆金灿、牛书君、谷克让，张秋良来看你们了。 1979年，我入伍已经2年，随部队来到沙湾县驻防。那年清明节，部队首长带领我们步行一个多小时，来到天山脚下缅怀烈士。这7位烈士分别来自陕西、四川、山东、河南、江苏，其中最大的27岁，最小的20岁，均未成家。两公里外独墓里安葬的是来自陕西宝鸡的战士谷克让，他1976年入伍，牺牲时只有20岁。这些战友都是为了社会主义建设事业而牺牲的。当时，我被深深地震撼了。 1983年，我复员退伍回到陕西商洛老家，被分配到镇武装部工作，并结婚成家。可是，总觉得有个心结未曾解开。荒野上烈士的坟茔，以及我驻防期间曾照顾的失独老人时常浮现在我心头，成为难忘的牵挂。思来想去，我向妻子表达了回新疆为烈士守墓的想法。经过一番交流，家人们同意了。复员一个月后，我带着妻子又回到了卡子湾村，落户到失独老人犹培科家。此后，我每年都为7名烈士扫墓，并开始为烈士寻找家人。 1995年，我回老家探亲时，通过战友提供的地址找到了胡咸真烈士的家。他的母亲已经70多岁，因失子之痛哭瞎了双眼。当老人得知我为她儿子扫墓时，激动得要跪下给我磕头，我一把抱住了她，泪如雨下：“大娘，您就把我当儿子吧。您年岁大了，去不了新疆，我就年年替您给咸真扫墓。” 2016年，我认识了当时驻县某部队团长杨斌，向他讲述了7名烈士的事迹和为烈士立碑的想法。杨斌听了感动不已，当场决定就立碑事向上级请示。 2017年清明节，驻县某部队新任团长聂望军带着官兵，以及县、乡、村的领导及相关战友一起参加了立碑仪式。当时，我喜极而泣，在心里默念：“战友们，部队没有忘记你们，这是属于你们的荣光。” 现在我种了200多亩地，成立了养殖合作社，是村里的致富能手。但我为烈士找亲人的心情更迫切了。这几年，我常带着大儿子去扫墓，并告诉他，如果我走不动了或是不在了，要继续替我守护好烈士墓地。因为，烈士精神需要传下去，激励更多人接续奋斗。 他们留下的文字，写着情怀与精神 讲述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副研究馆员 乔玲梅 1986年，我参与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建馆，至今已有三十多年，其间，一直从事文物征集、保管、研究工作。谈到与抗战文物相关的故事，一个个具体的人，一件件鲜活的事就涌现在眼前。这里，我想讲两个关于“文字”的故事。 在抗战馆有一封1938年写下的家书，长16厘米，宽25厘米，共5页纸，大部分内容用毛笔写成，只有信的末端用钢笔补记。这是一位兄长写给弟弟的家书。兄长叫王孝慈，共产党员，时任晋中特委组织部部长。1937年，他跟随一二九师三八六旅旅长陈赓来到山西阳泉，率领阳泉矿工抗日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随后组建平定抗日游击队，在太古、榆次、平定等地进行抗日斗争。其间，他的儿子俊安也参加了八路军。1938年10月，他给五弟写信，鼓励他奔赴抗日前线。信中有句话，尤其激励人心： 希望你打破庸俗人的见解，勇敢地走上民族解放的战场，与俊安、与阿兄、与全中国抗战的朋友们，与全世界拥护正义的人士们，手携手地向光明、向真理的大道前进。 在这种热切真挚的鼓励下，王孝慈的五弟投入抗日洪流，在随后的蓝村战斗中不幸负伤牺牲。2009年，王孝慈的女儿向里南、女婿靳贝民夫妇将这封珍贵家书赠给了抗战馆。 数年前，我负责征集了五本抗战日记。日记纸张已经泛黄且布满破洞，但字迹依稀可辨。文中记载了日记主人跟随部队到不同村庄采访的经过，有不少学习心得，也有一些调研考察记录。 日记的主人叫丁基，在延安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加入中国共产党，时任八路军晋绥军区机关报《战斗报》记者。他不仅深入基层采访群众、战士，还在采访之余参加战斗，以“笔杆子”“枪杆子”和敌人展开斗争。1944年的一天，丁基在参与赤尖岭伏击战后，连夜赶写通讯，真实呈现了整个战斗过程。第二天，他又参加了开府山战斗，但是不幸负伤、英勇殉国，年仅27岁。 这些定格于历史的文字，记载了一段艰苦卓绝的历史，也赓续了中国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曾说过，伟大抗战精神，是中国人民弥足珍贵的精神财富，将永远激励中国人民克服一切艰难险阻、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希望借这些文物的故事纪念烈士，并激励今人砥砺奋进。 为了英烈，做好文史研究与大众传播 讲述人：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副馆长、南京大屠杀史与国际和平研究院研究员 凌曦 今天是烈士纪念日，回想过往的工作与经历，我想通过三个片段表达对烈士的缅怀与敬意。 一条毛毯见证家国情怀。在纪念馆的文物藏品里，有一条军用毛毯。它的主人是1937年12月在南京保卫战中牺牲的程智。淞沪会战爆发后，程智告别年迈的父母和怀孕的妻子，离家赴国难。行前，他将随身的一条军用毛毯留下，并给妻子留书一封，写道：“此时正是男儿报国之时，余决心以七尺之躯殉国，唯盼吾妻能顺利分娩，新生勿论男女，望善抚之，以继吾志。”上海沦陷后，程智奉命参加南京保卫战，连续打退了日军多次进攻。12月12日拂晓，日军集中炮火轰炸中国守军阵地，程智右手三根手指被打断，血流不止，简单包扎后又继续指挥，号召全团官兵与阵地共存亡。最后，他的腹部被日军机枪击中，肠断而出，壮烈殉国，年仅30岁。而此时，他的孩子还未出生。 斗转星移，其子程增孝先生已逾古稀之年。几年前，他和家人在程智牺牲的地方举行家祭，并决定将父亲留下的唯一一件遗物——那条毛毯捐赠给我馆。在捐赠仪式上，他说：“我想父亲在九泉之下会感到欣慰，因为人民没有忘记，祖国没有忘记。” 一 套丛书再现抗战岁月。上世纪80年代以来，多位学者搜集档案文献、走访战斗遗址，陆续揭开了南京保卫战这段尘封的历史。为了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总体研究要深、专题研究要细”的指示精神，我馆联合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等机构，从2018年开始，用了近3年时间，从档案文献、文史资料、老兵口述、遗址考证等方面着手，推出了“南京保卫战史料与研究”系列丛书，许多档案是第一次公布。希望这套丛书的出版，能够再现抗战岁月，告慰英烈。 一场徒步追寻英烈足迹。在抗战烽火中，紫金山曾是保卫南京的东部屏障。中国军队曾在紫金山上修筑了大量碉堡和防御工事，与日军展开激烈的战斗。2018年清明节，我们举办了“祭忆英烈”徒步活动，350多位南京市民在雨中徒步，开启了一场缅怀之旅。很多家长带着孩子一起来参加，在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丛葬地纪念碑前献花，在中国军队碉堡遗址前倾听史学专家讲解。这让我感到一种强烈的责任感。今后，我们会更好地把历史研究和大众传播结合起来，让烈士精神代代相传，提示人们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只要走得动，我就一直讲下去 讲述人：河南周口市太康县自然资源局退休干部 韩其功 我的父亲是一名老党员，几十年言传身教，培育了我深厚的爱国、爱党之情。1997年，我来到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参观，被革命烈士的事迹深深打动。于是，我花了6天时间在纪念馆做了充分的资料整理，用笔抄写下来，还拍了很多照片，打算回家乡进行宣讲。也是从那时起，收集红色文物、书籍、报刊、纪念品，整理英烈事迹，成了我日常的重要工作。 一回老家，我就去见了3所学校的校长，希望他们给我一次宣讲机会。刚开始，只有一所学校同意了。没想到，宣讲效果特别好，学生们听得很入神，原定3天的宣讲被延长到6天。后来，另外两所学校也邀请我去宣讲，我的红色精神宣讲事业就此步入正轨。 为了讲好故事，我向纪念馆讲解员拜师学艺，到各地收集红色文物。这些年，我跑遍了大江南北，陕西延安、贵州遵义、广西百色等地的博物馆，以及杨靖宇、彭雪枫、焦裕禄等人的纪念馆、故居，北京、郑州、武汉、广州的古玩市场都留下了我探寻的足迹。我不会用电脑，只能用笔一字一句记录下来，整理了厚厚的素材。我还精心制作了红色宣传展板，图文并茂地展示那些刻印在岁月里的重大事件以及老一辈革命家的丰功伟绩。 一开始，身边的人不太理解，觉得我自己花钱、花精力干了件“吃力不讨好”的事。确实，为了在周边宣讲，我骑坏了6辆自行车，换了两辆电动车，电动喇叭烧坏过四五个，为了赶路，经常只能吃方便面充饥。有人问我，到底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我想，动力既来自对老一辈革命者的崇敬之情，又来自听众们的热情反馈。从刚开始每场几十位听众，到后来每次成百上千名听众，这让我坚信革命烈士的精神在代代传承，也让我立下誓言：“要为红色精神宣讲事业而矢志奋斗。” 目前，我已经收藏红色文物2000多件、红色书籍20000余册、报纸5000余种，义务宣讲革命先烈事迹300余场，听众达150万余人次。大家亲切地称呼我为“红色文化宣传员”，我还登上了“中国好人榜”。 现在，我已经组建起志愿宣讲团，在政府支持下，发展到了两三百人的规模。最近，县文明办还专门为宣讲团筹建了“红色书屋”，党员干部及广大市民踊跃捐献图书、画报，书屋藏书很快达到1000余册，打造了一个红色宣传阵地。 一眨眼，我的红色精神宣讲之路已经走过20余年。虽然精力大不如前了，但是只要我走得动，就会坚持讲下去，让红色经典在新时代愈发灿烂。 （项目团队：本报记者 李晓、王瑟、陈之殷、崔志坚、王斯敏）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