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这些主导兵团的老兵，在共和国处于“文革”的内忧外患之际，听从组织召唤，奔赴边疆，屯垦戍边，及时稳定了原农场因“文革”造成的内乱局面，在高效完成各项战备工作的同时，继承发扬南泥湾精神和北大荒精神，掀起了黑龙江农垦史上又一次大规模开发建设的高潮。本篇记叙的“三军”，系指一位八路军、一位新四军、一位老红军，在原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拓荒的事迹。 老红军、开国少将、兵团第一副司令：颜文斌 提起黑龙江兵团，就不能不提颜文斌。颜文斌的名字，和黑龙江兵团历史紧紧地联系在一起。 兵团组建后，沈阳军区和中央军委先后向兵团派了三名主要领导。一名是第一副政委程克廉，1968年10月到兵团，1969年末调离兵团；一名是政委任茂如，1970年初到兵团，直至兵团撤销；唯有第一副司令颜文斌，全过程主持兵团八年工作。他是兵团全部工作的亲历者、参与者、领导者和决策者。 黑龙江兵团是在原东北农垦总局和黑龙江省所属部分农场的基础上组建的。如何把原农场按照兵团准军事编制组建起来，这不单单是个更名问题，而是有大量工作要做。当时，黑龙江垦区的文化大革命正处于斗批改阶段，各级领导已被“造反派”夺权，靠边站，有的还在被批判、游斗；有的农场派性严重，打内战；有的清队扩大化，随便抓人。据有关资料记载，仅八五二农场（后组建20团）文革以来被看管、批斗的地富反坏右、叛徒、特务、死不悔改的走资派就达1297人。 当时，垦区上下指挥系统基本失灵，正常的生产秩序被打乱，许多科技人员受批判，职工群众人心惶惶、等待观望，各项工作处于无序状态。 面对这一情况，兵团工作如何开好局，起好步？颜文斌同志与到任的几位兵团领导果断决定，先“办班”，“放人”，结束内斗。并将这一精神形成会议纪要，下发各单位。纪要中明确指出：“现在关押的人，除证据确凿的杀人、放火、投毒的危险分子外，其余人员应全部释放，然后举办学习班。” “办班”分级进行，兵团、师、团各负其责。兵团司令部主要办团（场）一级靠边站的干部学习班，从1970年至1971年上半年，先后办了7期，参加人员达300多人。 通过“办班”，“放人”，很快刹住并结束了垦区各农场文革期间的派性斗争，减少了内耗，使一大批干部很快解放出来。同时，也使垦区的广大干部和群众，从文革中的社会动荡、思想混乱、对立与分裂，走向稳定与平和，恢复到正常的人际关系和生产生活秩序，从而加快了兵团组建的步伐。 尽管后来按照中央和省里要求，兵团也开展了批陈整风、批林批孔、批邓、反击右派翻案风等政治运动，但这些运动都在兵团党委的领导下有序进行。颜文斌同志对此有条不成文规定：“不管批什么，不能影响战备和生产；不管怎么批，不能把人心批散了，把思想批乱了。” 这条不成文的规定，如同定海神针，客观上起到了稳定垦区社会秩序、保护垦区生产力的作用。 1968年10月，中央军委颁布第一批命令，为兵团配四名副司令。除颜文斌外，有一名始终未到职。剩下两名中，一名负责计划财务，一名负责接待知青。战备工作只有颜文斌兼管。 颜文斌同志，1932年参加红军，经历过无数次实战考验，并先后5次参加敢死队。残酷的战斗考验，铸就了他敢打敢拼、血性担当的性格。他深知战备工作的重要，面对苏联大兵压境的紧张形势，他提出：要带着敌情，以临战姿态搞好战备。 他仿佛又回到了战争年代，同司令部有关部门研究、分析敌情，一件一件解决组建战备值班队伍的具体问题，严肃要求作战部门要树立忧患意识，带着敌情抓战备。他强调，如果因为我们战备准备工作不落实，导致敌人长驱直入，国破家亡，我们就会成为历史的罪人。 1969年3月，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爆发后，兵团上下齐动员，积极做好支前工作，全力支持珍宝岛自卫反击战。三师21团担架营一连三排开赴珍宝岛，运送弹药，接送伤员，为伤员输血。战斗结束后，沈阳军区为该排荣记二等功。 珍宝岛自卫反击战结束后，颜文斌同志又亲自带队，先后三次，勘察兵团及各师未来战场及战争情况下的转移地点。 1969年10月，沈阳军区又为兵团派来两名副司令，两名副政委。颜文斌同志随即把自已分管的战备工作交给新来的副司令，他便集中精力考虑兵团全面工作。 据统计，兵团期间，共组建起7万人的武装分队。即两个武装团（一个炮团，一个步兵团），35个步兵营，31个各种炮连，5个高射机枪连，61个警卫通信连，装备各种轻重武器5万余件。同时，抓了武装分队的军事训练，使每个武装人员都具备战时应有的基本素质。先后培训了军事干部2154人，训练了军事技术骨干两万余人。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上级军事机关对此十分满意。 我们很多人习惯于从生产的得失来评价兵团存在的意义，却忽略了组建兵团的最重要原因，那就是准备战争。客观地说，当年组建兵团，是国家支撑危局的一个应急措施。 颜文斌同志长期的军旅生活，使其养成了以行政命令来推进工作的习惯。这种工作作风，用来管理类似小社会一样的兵团，显然是不适应的。特别是用来指挥现代化的农业生产，难免发生“指挥失误”、“批评不当”的现象。 1971年5月，他到一师3团一个连队检查工作。发现一台拖拉机在小麦苗上压来压去，心里很不高兴，立即叫陪同的师团领导把拖拉机驾驶员叫下来，并自言自语地说，这不是把麦苗压死了吗？ 师团领导开始见司令员满脸不高兴，正猜测是什么原因时，听他话音，方知究竟。连忙上前解释：这是搞苗期镇压，把小麦根部压紧压实，保墒，防止麦苗透风枯死。总之，这不是破坏，是为了让麦苗长得更好……颜文斌听后，脸色立即转晴。此时，拖拉机手已跑到首长面前，有礼貌敬了一个礼。颜文斌同志马上与其握手，并表扬他干得很好！ 回到车上后，他深有感触地说，看来种地也有很深的学问…… 此事发生后，他每次到下面检查工作，都要带上生产和经营部门的负责人。当时兵团机关有33个处室，除计划处、农业处、工业处三个处的处长是非现役干部外，其余30个处室，全部是现役处长。而计划处长任兆奎、农业处长王强，这两个不穿军装的处长，多是他下团、队的随行人员。特别是王强处长，随行的次数最多。颜文斌同志尊重老农垦干部、尊重科学、虚心学习现代农业技术的态度，由此可见一斑。 然而，颜文斌作为兵团的当家人，人们对他的期望又决不囿于其在指挥农业生产的具体方式方法上，而主要看他是否有维护国家粮食安全的大局意识，和有效解决制约兵团农业经济长远发展的疑难问题。 颜文斌从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感到，一个国家的内忧外患，首先体现在国土和粮食两大安全要素上。而赋予黑龙江兵团“屯垦”、“戍边”两大任务，就是要解决国土和粮食这两大安全要素。毛主席所以亲自签发“照办”二字来批准成立兵团，其意义就在于此。 颜文斌来兵团工作后，反复思考如何把保卫边疆和开发建设边疆结合起来。他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得知抚远地区有大片可垦草原，而此处又恰恰是战备的空白点。于是，颜文斌拟在该地区组建六、七、八三个师，承担起“屯垦戍边”两大任务。他把自己的想法与其他兵团领导沟通后，责成作战部门拟定方案，上报沈阳军区。后经沈阳军区批准，只同意建一个六师。 如果说组建六师，开发抚远荒原，是颜文斌同志从国土安全和粮食安全大局出发具有战略眼光的话，那么，他推荐和力挺王少伯担任六师师长，可称作是具有慧眼的伯乐。 王少伯是个很有个性的人。他上任不久，就对六师师部建在火烧孟有想法，多次向兵团机关反映无果。一次，王少伯打电话请示颜文斌说：“司令员，我想把师部往后迁？” “迁到哪？”颜文斌问。 “我考虑，一是迁到25团团部，二是迁到富锦市。”王少伯回答。 “三江放不下你呀？你干脆迁到北京去吧！”颜文斌说完就把电话挂了。 王少伯知道惹怒了老领导，未敢再作解释，也彻底放弃了把师部建在富锦的念头。 不久，颜文斌同志让机关有关部门再作考察，听听大家意见。 计划处长任兆奎向司令员汇报。他说自己30岁到25团工作(七星农场)，比较熟悉三江荒原情况。兴建六师，他特别高兴。但师部建在哪？他建议还是建在25团团部比较合适。这样，使六师处于中心地带，又有25团为依托，便于六师尽快展开全面工作。 颜文斌听后，觉得有道理，也符合大多数同志的想法。于是，召开党委会讨论，并报沈阳军区批准，把六师师部迁到25团团部。 这一重大决策，不仅为六师顺利开展工作提供了重要的历史条件，也为后来建三江地区的城市化发展，创造了难得的历史机遇。 颜文斌惜地如金，视粮如命。在六师大力开发抚远荒原的同时，颜文斌要求其他五个师也要自找荒原，搞好勘察，能开发的尽量开发，能扩建成团的报兵团审批。 据统计，兵团期间共新建了9个团。除六师外，一师新建了68团；二师新建了17团；三师新建了58团和26团。 颜文斌要求所有老连队都要珍惜每一寸土地。他要求老连队种地要种到头，种到边，电线杆下转一圈。 八年中，兵团共开荒530万亩，耕地面积从1968年的1384.9万亩，增加到1976年的1915.2万亩。等于每年增加一个65万亩耕地的中型农场。 兵团时期，尽管农业生产出现过马鞍形，即1971——1973年因农业受灾减产，但从总体看农业形势是发展的。兵团的粮食总产量，由组建时的26.68亿斤，增加到38.78亿斤。八年累计上缴商品粮99亿斤。 兵团的工业发展也阔步前进。工业总产值由组建初期的1.37亿元，到兵团撤销时已达的3.91亿元，增长178%。工业生产的快速发展，不仅改变了原农场只靠农业单一经营的状况，也为垦区后续的发展及产业结构的调整奠定了坚实基础。 随着工农业的发展，兵团的林业、畜牧业，以及服务业和各项社会事业，也有了一定的发展和进步。 颜文斌同志在兵团八年，不仅圆满完成了党和国家赋予兵团的“屯垦戍边”任务，而且为兵团农业的永续发展和兵团的长远建设办了许多大事，既造福兵团，也惠及周边市县。 一 是抢修了二抚公路，结束了三江腹地没有公路的历史 1969年3月2日，珍宝岛自卫反击战打响，沈阳军区和黑龙江省革命委员会，把抢修“二抚公路”的任务交给了兵团。颜文斌同志十分重视该项任务，因为它既关系到兵团战备，也关系到兵团和整个抚远地区的经济发展。兵团仅用了十几天的时间，就组织了6800人的筑路大军和必须的设备、物资到筑路现场。 在施工的关键时刻，颜文斌同志亲临现场作动员，深入各个工区，具体解决施工中的问题，勉励施工人员发扬成绩，继续努力。 经过7个月的艰苦奋战，二抚公路于1969年11月建成通车，受到了黑龙江省委、省政府和沈阳军区的表彰。 二 是争取和建成了我国第一条支农铁路。 1972年初，兵团报请国务院、铁道部和黑龙江省政府，恳请修建一条从集贤县福利镇至六师60团团部（前进镇）的“支农”铁路，使三江腹地与外地交通网络连续起来，简称福前线铁路。 国务院十分重视兵团的报告。余秋里副总理当即批示“同意”，并决定由铁道部第三设计院勘测设计，哈尔滨铁路局组织建设，兵团参加施工。 兵团从三、六两师抽调了几千人，组成筑路大军，与铁路部门的筑路员工一起，奋战4年，克服了难以想象的困难，于1978年胜利完成了226公里的施工任务。 40年后的今天，回头审视这两项在垦区开发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大工程，仍然值得我们兵团人、农垦人骄傲和自豪。40年来，这两条运输大动脉，为三江平原地区3市6县、两个农场管理局、25个农场的经济与社会发展，发挥了巨大作用。它们是两座丰碑，横卧在三江大地上，昭示着兵团在北大荒建设中的一段不可小觑的业绩。 三 是基本建成了垦区通信网。 兵团成立以前，原农垦系统的通信联络，是依靠地方邮电部门的电话、电报网络，通信质量、效率和时效都比较差，难以适应战备和生产的需要。 兵团成立后，本着独立自主、平战结合的原则，开始了骨干通信网的建设。颜文斌同志重视通信建设实打实，亲自给老部下写信，帮助解决通信建设中的实际问题，使兵团通信处的干部很受鼓舞。从1970年8月至1973年底，兵团至六个师的通信线路全部架设完成，全长一千多公里，彻底改变了垦区的通信面貌。自然也为后来垦区通信设施的改造升级，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颜文斌同志不仅给黑龙江垦区留下了诸多有形资产，他还用自已的一言一行，弘杨了北大荒精神。 颜文斌来兵团前，曾先后任39军、40军的副军长。这两个军当年是林彪手下的三只虎中的两只虎。颜文斌到兵团，职务没升，级别没涨，工作条件反从内地到边疆，但他毫无怨言。 来兵团后，颜文斌一心扑在工作上。 八年来，兵团1900万亩耕地，留下了他的足迹；兵团最边远的战备值班分队，有他的身影；二抚公路有他的汗水；兵团的通信建设，饱含他的战友情。 在18团蹲点，三九严冬，他与工作人员一起刨粪，清厕所；在佳木斯郊区兵团机关农场，三伏酷暑，他与机关干部一起锄地，拔草。 在北大荒八年，有五个春节，他是与基层干部、职工、知识青年一起度过的。他艰苦奋斗，不忘初心，清正廉洁，两袖清风，受到兵团上下一致称赞。 下基层，他一向轻车简从，吃饭付款，住宿交费，从不搞特殊，从不收任何礼品，和各类名目的馈赠。他堪称一尘不染的老党员、老红军，是一名战功赫赫、德高望重的开国将军！ 2014年4月1日，颜文斌同志在大连逝世。《北大荒日报》发表了署名文章——一位让北大荒人怀念的百岁将军。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