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教授卢大儒）

3月26日，崔永元在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举办了一场名为“班门弄斧谈转基因”的讲座。讲座结束后，复旦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遗传学教授卢大儒针对崔永元提到的转基因引发的伦理问题表达了自己的意见。后来却演变成一场长达数十分钟的争锋与质问。

卢大儒提出对转基因的探讨应该将保障知情权与科学技术本身分开讨论，崔永元质疑了黄金大米里被转的基因并非2个而是7个。微博上，多数网友一边倒地支持崔永元；知乎上，得票率靠前的答案则站在了卢大儒一方。

凤凰网独家对话卢大儒，还原一名专业内领域人士对转基因的看法。

凤凰网：你当时为什么要参加这个讲座？

卢大儒：我当时在实验室，八点钟左右，接到新闻学院一个老师的电话，询问我是不是被拦在讲座外面，是不是有新闻学院的人拦着我不让我进去。我说没有啊，我根本就没去。她又问我是不是我带的一批学生被拦在外面了。那我就说我去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去了之后发现没有这回事，当时讲座基本已经结束，开始提问环节。

我之前有三个学生提问，其中一个文科生对他表示了崇拜，剩下另两个学生对他提出了一些质疑。他当时对学生的回复就不是很尊重，讲了一些类似于“怎么有这样的学生”的话。

凤凰网：当天在场的学生大部分是新闻专业的还是生命科学学院的？

卢大儒：大部分是新闻学院的学生。

凤凰网：以你的专业背景，你是怎么看待转基因的？

卢大儒：我自己不是研究转基因技术的，我的研究方向是遗传学领域内的医学遗传学，主要是肿瘤分子流行病学研究。但我能看懂转基因的语言，它里面所有的东西我都明白。我们用的是同一套科学语言。

在我看来转基因就是一场科学革命，我们八十年代学到这个技术的时候，是把它当作一个伟大的会改变全世界的科学革命来看待的。到九十年代也还好，怎么到了2000年之后，大家就开始歧视它。把它当作一个不好的东西了。

凤凰网：崔永元说黄金大米里有7个转基因，你说是2个，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

卢大儒：其实2个与7个根本不是重点，我们说，只要这个基因转得好，转得对，你转多少个都可以。但转得不好，一个也不能转。所以数量不是争论的标准。我了解到的是，我们在转基因的研究中，大部分时候转的是一个功能基因，改变它的功能，一个是选择基因，又叫标签基因。但这两个在实际操作中，有时标签基因可以保持不变，只转功能基因，有时功能基因需要同时转两个。所以到底是转1个还是2个还是3个，它不是一个确定的答案。

崔永元说的7个，我刚开始没明白，后来听别人跟我解释，他是把基因的每一段都算成单独的一个基因。这个在科学界是站不住脚的。我们对基因有科学的定义，他的这种分类方法是不对的。

凤凰网：崔永元提到的转基因引起的伦理问题，是怎样的？

卢大儒：崔永元通过指责黄金大米的伦理问题，来论证黄金大米有问题。我的观点是，科学与伦理要分开。科学就是科学，伦理就是伦理。比如，尊重每个人的知情权，让人家知道他吃的黄金大米是用来做实验的。你没有告诉人家，这是违反伦理规则的。你必须要告诉他，在人家不知道的情况下，让人家吃，是不对的。

黄金大米的功效是看维生素A 的转化实验，这是个好事情，只是在程序上出了问题。而因为缺乏维生素A ，非洲贫困儿童每年有170万至200万的人得夜盲、失明、乃至致死。

那么我们说，这个事情是个好事情，但程序错误，你不能因为黄金大米在执行过程中出现了纰漏，就说黄金大米本身有问题。这是要分开讨论的。

其实我觉得科学家跟他的出发点是一样的，都是想这个社会好。我们应该求同存异，你想，我干嘛跟他为敌。我犯得着吗？

凤凰网：你在这个讲座之前，对崔永元了解吗？尤其是他对转基因的态度？

卢大儒：知道。知道他反对转基因，知道他拍了一个纪录片，知道他是选择性地以偏概全来讲这个事。但是我想，新闻记者的做法，不一定是完全科学的真实，他用记者的手法去让人们关注这个事，你不能跟他特别较真。

包括柴静的片子，她可能有一些问题，但是她能促进我们对环境问题的关注。所以记者有一些夸张，有一些材料的选取，我觉得是一种手法。记者做新闻跟我们做科学肯定是不一样的。我们强调引经据典，而且每一个数据肯定都有出处，不能随便想的。

崔永元做的这些调查的东西，是夸张了，有点以偏概全，可能不是太合适。但一个批评者的存在，是可以让你这个行业发展得更好更完善的，从这个角度来说，他这样的人是需要的。

凤凰网：经过这次讲座之后，你对崔永元的认识有变化吗？

卢大儒：改变很多，我觉得他是一根筋。我看他微博上的文章，他说他是支持转基因研究的，只是在伦理问题上在知情权问题上应该更规范。但我跟他提这个的时候，他的反应不是这样的，他骨子里面是反转基因的。这个我就觉得他言行不一致。

另外他说话刻薄，做人不够礼貌不够尊重别人，这个我觉得也没有什么太好说的。

凤凰网：所以你觉得转基因技术是一个优点大于缺点的技术？

卢大儒：它有什么缺点呢，我不觉得它有缺点。

在这个问题上，要听科学界主流的声音，现在国家是把它当作一个战略高科技来研究的。国家下发了1号文件，提倡研究与发展转基因科技，这说明政府以及主流科学界对转基因是有正面的认识的。它肯定要经过安全性评估，然后才能成为一个战略任务。

如果真的有一篇文章，说转基因有很大问题，那么就说明它确实是有问题的。但现在的情况是，反转基因的文章基本都会被撤稿。因为人家同行觉得你说得不对，这个实验设定不完善，不符合统计学规定，或者有偶然性的事情。

当然也有一些边缘学科，比如可能跟转基因相关的传统农业化肥研究，比如医学研究，这些领域的科学家出于他们的立场，可能会给出一些反对的观点。

凤凰网：因为主流或者国家是一种支持的态度，那么会不会这种现象，一些科学家会主动迎合这种潮流，而逆这个潮流的观点就会被人为地淹没？

卢大儒：有学生也问到过这个问题，说国家要给你钱，做出来安全性好钱多，做出来安全性不好，是不是就拿不到这个钱。我们国家专门有一个转基因评估的团队，这些人不需要做有效性。他们就是评估别人做的效果，如果评估的效果不好，他们的文章因子反而会很高，会有很大的影响力。如果总是说转基因安全，这种文章反而没有人看。

凤凰网：所以转基因这个技术本身有没有一些不安全的地方？

卢大儒：我们说转基因最担心的是过敏，但大部分出现的过敏都是最常见的食物种类过敏，很难说跟转基因有什么关系。或者说还没有直接的证据表明是转基因造成的。

凤凰网：我国很大一部分公众其实对转基因还是持怀疑或者反对态度的，公众的态度对转基因研究有什么影响吗？

卢大儒：在转基因科学研究上，大众或者专业领域外人士对它的影响不大。

因为科学研究分为两个部分，一个是研究，一个是应用与推广。从事研究的，多半在自己的圈子里搞研究，圈外任何事对它的影响都不大。当然任何一个科技进步，都还是希望能够影响到更大多数人。所以可能负责应用与推广的专家会考虑大众的接受程度。

凤凰网：您怎么看待商场里标注的“非转基因大豆食用油”这类的标签。

卢大儒：我自己购买时根本就不在乎这个。这样的标注，其实是对转基因的一种歧视。但是我还是支持标注出来是否使用转基因原料的，毕竟要尊重大家的知情权。

不过很可笑的事情是，你说大豆转基因可以标注出来是吧，大豆油也可以标注出来，那豆腐呢？豆浆呢？这些类似豆腐的衍生产品怎么标注？给一个使用量的限制吗？还有，食堂使用的大豆油或者餐馆里使用的大豆油，这些都是不可控的。所以这样的标注从根本上来说，是没有太大意义的。你根本无法从生活里完全区分转基因与非转基因食品。

（凤凰网/杨希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