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六 执掌共青团中央（9/1）严于律己 胡耀邦清正廉明，严于律己，从不谋取私利。 在政治待遇上，他从不与人比高低，总觉得自己对党的贡献很小很小，而党给自己的荣誉和待遇很高很高。1956年9月15日至27日，中共八大在北京召开，胡耀邦以饱满的政治热情和喜悦的心情参加了这次会议。会前，他严肃认真地准备了大会发言稿。在会上，他以《引导全国青年向最伟大的目标前进》为题作了激昂慷慨的发言。他豪迈地宣称：“至今有团员2000万人，占全国青年总数的70%。已有215万团员加入了中国共产党。青年团已成为党的可靠后备军。” 每次散会回家，他都是喜形于色，还要对家人和秘书说上几句，如称赞毛主席的《开幕词》高屋建瓴，又别具一格；赞赏刘少奇同志的《政治报告》抓住了根本，带来了根本性的转变，实事求是。可是到会议后期，秘书察觉到他有点反常，回家进门后什么也不说，表情严肃，心情沉重。进办公室后，就伏案疾书，写完后亲自抄好，装进公文包。第二天去开会，自己将公文包一起带走了。这种情况接连有两三次。曹秘书看在眼里，不便询问，只是猜测：一定有什么重要机密，否则，他会叫我抄写的。大会月底前闭幕，随后公布了新选举的第八届中央委员的名单，胡耀邦当选为正式中央委员，大家向他表示祝贺。他却依然神情凝重，心事重重地说：“祝贺什么，不相称啊！”“不少省委书记、中央的部长、部队的将军，他们的水平比我高、功劳比我大、资格比我老，但还只是候补中委。我向中央和毛主席写了信，请求无论如何不能安排我为中委，如果工作需要，安排个候补中委就足够了。但没有被采纳，我心情很难平静啊！”谜团解开了，原来就是为了这个，他在桌上抄抄写写，是给毛主席和党中央写信啊！ 他的信是这样写的： 陈云、小平同志阅转 主席并原书记处同志： 今天上午我出席主席团会议，看到我的名字摆在预定的正式中央委员会里的时候，从心底发出了无限的痛苦。几次想站起来提出意见，但老是感到难为情。当快要散会的时候，算是鼓起勇气站起来了，可是又被大家说“不要谈个人问题”，就坐下来了。 我是做梦也没有想到，我会被提名为中央委员的。我决没低估过自己，我曾经量过自己的分量。我这样计算过，如果我们党把领导核心选成一个二千多人的大团，大概我可以摆得上。后来决定选成一个大连（这是我衷心拥护的），在这个连里有了我的名字，心里非常不安。但又一想，做青年工作的没有一个人也不好，所以就拼命压制着自己，没有提，也没有同别的同志讲。至于由于提得太快，又没有把工作做好，因而欠了党的债，那以后我还可以经过自己的努力去补偿。从这一点上说，我认为我这样做也是识大体的。 现在97个正式中央委员的名单中又有我，我就完全想不通了。这样做使我太没有脸面见那些无论是过去多少年和这几年，对党的贡献都比我大几倍的绝大多数的候补委员。这对我的压力实在太大了。 无论如何，请主席和中央同志把我的名字摆在候补委员里去。 情绪有点激动，写得词不达意，想一定会原谅我。 敬礼！ 事后，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刘澜涛代表主席团同胡耀邦谈话，认为青年团里应有一名负责人为正式中央委员，他本人的资历也符合这个条件，劝他不要再提这件事，才告结束。 事后秘书们安慰他说：“中央委员会名单，想必毛主席、党中央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人选都是适当的。”后来他对人说：“当选候补中委的邓拓同志，事先也向中央、毛主席写了‘请辞报告’，但中央也没有同意。”胡耀邦对邓拓一向很是尊敬和佩服，说他是个既有才气又很有才干、为人正派的优秀人才，他只当上候补中央委员，而自己当上中委，怎不感到惭愧啊！ 胡耀邦就是这样在政治上严格要求自己，从不以己之长比人之短，反之，常常看到自己的不足，虚心学习人家的长处。 由于“左”倾错误的影响，“三面红旗”和“五风”的严重危害，致使从1959年开始，中国人民在经济极端困难的岁月苦苦挣扎，度日如年。 为挽救危局，争取国民经济根本好转，于1960年12月24日至1961年1月13日召开了中央工作会议，胡耀邦参加了这次会议，他的心情异常沉重，他对农村日益严重的“五风”是痛恨的。就在这次会议期间，他的胞兄胡耀福和堂弟胡用简受家乡浏阳县文家市公社金星大队党支书记龚光繁之托来到北京找胡耀邦。当时龚光繁想为大队买一台发电机，但买不到，就请胡耀福和胡用简来向胡耀邦求助。经过党支部研究，请胡耀福和胡用简给胡耀邦带了一点家乡的土特产冬笋和芋头，以表达家乡人民的一点情意。 胡耀邦听说大队想买一台发电机搞生产，认为这是一件好事，就答应为他们买。事后由警卫员李汉平与北京有关部门联系，购买了一台发电机，运回浏阳后解决了大队的生产和生活用电。但胡耀邦对胡耀福、胡用简用公款做路费以及带来的大队购买的土特产，很不满意，当时就批评了他们。在胡用简返回时又让他带给党支部一封信，再一次提出了严肃批评。 1961年1月12日，胡耀邦叫秘书高勇到他屋子去，说：“你给我拿点信纸，我要写封信。”高秘书随即拿了一本带有“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中央委员会”字头的信笺给他，他十分认真地写了这样一封长信： 光繁同志并党支部同志： 现在用简先回去，耀福过四五天后也就回来。不久前，我曾经给公社党委详细地写了一封信，请求公社和你们一定要坚决劝止我哥哥、姐姐和一切亲属来我这里。因为：第一，要妨碍生产和工作；第二，要浪费路费；第三，我也负担不起。但是，你们却没有帮助我这么办。这件事我不高兴。我再次请求你们，今后一定不允许他们来。 这次他们来的路费，听说又是大队出的，这更不对。中央三番五次要各地坚决纠正“共产风”，坚决严格财政管理制度，坚决退赔一平二调来的社员的财物，我们怎么可以用公共积累给某些干部和社员出外作路费呢？这是违反中央的政策的啊！如果社员要追查这些事，你们是负不起这种责任的啊！请你们党支部认真议议这件事。一切违反财政开支的事，万万做不得。做了，就是犯了政治错误。 送来的冬笋和芋头，这又是社员用劳动生产出来的东西。特别是现在的困难时期，大家要拿来顶粮食，你们送给我也做得不对。但是已经送来了，退回去，又不方便。只好按你们那里的价值，退回24元，交用简带回，请偿还生产这些东西的社员。在这里，我一万次请求你们，今后再不许送什么东西来了。如再送，我得向你们县委写信，说你们犯了法。 我哥哥带来的德滋（胡耀福次子——笔者），我这里也不能留。因为一切城市都在压缩人口回农村，这也是中央的政策。我们这些人更应该以身作则遵守这个政策。但耀福说，由于小学不健全，德滋在家里读不成书，希望到文市去上学。因为德滋年纪小，倒同情他能上学，如果在大队里的小学读不成，如果有可能去文市小学上学，就请你们加以解决。 来信说，冬季生产很好。我很高兴，但据说，你们去年整年的生产很不好，减产极大。务请你们根据中央政策认真吸取教训，兢兢业业地领导社员把今年的生产搞好。你们的生产搞不好，不但社员生活不能扭转，使我们这些在外工作的干部，脸上也感到不光彩。为了搞好今年的生产，我希望你们今年分3次（一次可在4月，一次可在8月，一次可在11月）把你们的实际情况写信告诉我一下。可写实在的情况，不许虚夸，有什么意见和不懂的东西，也可以写，可以问，绝对不要隐瞒。来信说，我对家乡有无微不至的关怀，这不合乎事实。一切不合乎事实的东西，都叫虚夸。不要那么写，但我的确关心你们的工作和生产。所以请你们在可能的情况下，今年分3次把真实情况告诉一下我。 用简说耀福生产还努力，耀福说用简工作还努力，这使我高兴。耀福每次来，我母亲和我，都再三叮嘱他一定要努力生产，绝对不可做错事。这次，我们又向他作了叮嘱，希望你们经常帮助他们。 耀福、用简都说，我叔叔的儿子耀寿哥较贫困，我没有能力作更多的帮助，只送了两件旧衣服给他，由用简带回，请你们转告他，我希望他搞好生产，努力改善自己家庭的生活。至于其他亲属，我实在无力接济，如有人来找我，也请你们劝阻。 这封信，我请你们转给县工作组和公社党委同志看看，以便使他们知道我对上面一些问题的意见。 再三地希望你们搞好社员的生活和全队的生产。 胡耀邦 1961年1月12日 胡耀邦写完此信，交给用简带走之后，他的心情并没有平静下来，经过几天考虑，他又想到1960年7月文家市公社社长杨庆祥来京时带的东西，于是又提笔写了一张清单，交给他哥哥胡耀福带回。他写道： 托胡用简带给中和大队的信，一定要给公社工作组和公社党委看。因为有许多重要的事在那封信中提到了。 去年7月带来 1．茶油15斤，每斤0.54元，共8.1元 2．豆子10斤，每斤0.1元，共1元 3．油饼60个，每个0.08元，共4.8元 4．熏鱼20斤，每斤0.7元，共14元 5．一共27.9元，交胡耀福带回，务必退回公社。 胡耀邦 1961年1月24日 这两次带的东西，按当时的市价共折合人民币51.9元，请胡用简、胡耀福带给了党总支书记龚光繁。 当今的人们看了胡耀邦的信和清单，可能认为胡耀邦是在小题大做。寥寥一点土特产，区区51元钱，算得了什么！而当时的胡耀邦，却提高到执行党的政策和损害群众利益的高度来看待，并教育基层干部也这样来认识问题，还不厌其烦地一笔一笔把账算清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