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
二 “红小鬼”苏区立功（3/1） 蒙冤“AB团”分子 正当胡耀邦领导儿童局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之时，以王明“左”倾错误为标志的党中央，对革命组织内部隐藏的阶级敌人，作了过分夸大的估计，提出了一系列过“左”的肃反政策，并强令将湘赣根据地的大批领导干部当作“AB团反革命分子”列入肃反对象，责令省委进行“审理”。 “AB团”中的“A”字，是英文“反”字的第一个字母，即反对的意思。“B”字代表布尔什维克。“AB团”是国民党右派1927年初建立的一个反共组织，几个月后便被解散。但以王明为首的“左”倾机会主义者在中央占据了领导地位，受其影响，湘赣苏区的肃反工作出现了简单化、扩大化的错误，错杀了一批好干部、好同志。对一些被怀疑的对象随意拘捕，大搞“逼、供、信”，严刑拷打，致使不少同志屈打成招，惨遭杀害。领导肃反的肃反委员会只凭口供，不做调查，使许多革命同志含冤九泉。 湘赣省委书记王首道认为，对待肃反问题，必须慎之又慎，一定要重调查研究，重确凿的证据，绝不能错杀无辜。但苏区中央局再三催促“速办”，甚至指责省委在肃反问题上“右倾”，逼迫省委抓紧肃反工作。 当时的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左”得出奇，他背着省委，挑选了一些战士，成立了一个纠察队，用逼供信的办法，逼着一批战士承认自己是“AB团”分子，全部将他们杀害。 苏区中央局偏信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一面之词，他打“小报告”说湘赣省委在肃反工作上软弱无力，对“AB团”姑息纵容，从而爬上了肃反委员会主要负责人的宝座。此人心狠手辣，品质极坏（在长征时叛变）。他是湖南醴陵人，木匠出身。1932年4月任湘赣省总工会委员长，10月当选为中共湘赣省委候补常委。他任省总工会委员长时，就把工人纠察队以“AB团”的罪名搞掉了。之后，纠察队又重新抽调政治上可靠的骨干组成，结果又被他搞掉了。他任肃反委员会头头后，耀武扬威，首先加害于朱昌偕，逼得他在永新梅花山自杀身亡。 在这段时间，王首道与张启龙等同志，较好地控制了肃反局面，保护了大批好同志。有的上级下令要杀，被抵制住，免遭杀害；有的上级下令要逮捕，他们没有执行。后来中央认为他右倾，撤销了他的湘赣省委书记职务。 面对湘赣苏区大抓“AB团”的严峻局势，引起大家的极度恐怖，到了人人自危的地步。胡耀邦感到无比困惑和迷茫，心中生起一阵阵疑团：“肃反”怎能如此胡来？昨天还是一起冲锋陷阵、拼命工作的同志，今天怎么就成了反革命？省委书记王首道不遗余力地领导苏区军民建设和保卫根据地，成绩显著，有目共睹，怎么竟被撤销职务，受到残酷斗争、无情打击？ 一场横祸随即降临到他和谭启龙的头上。胡耀邦（时任湘赣儿童团团长）和谭启龙（时任省少先队队长）的私下议论很快被省委政治保卫局知悉。加之胡耀邦的一个老师是“AB团”，他平日和这位老师在工作中接触较多，胡耀邦又是一个读过初中的“小知识分子”，湘赣省保卫局“顺藤摸瓜”，认定胡耀邦也是“AB团”成员。1932年底，保卫局报肃反委员会同意，将他们两人列入“AB团”分子名单，并停止了他们的工作。由于他俩是省里两个部门的领导，对他们的处理还需要提交省委常委会讨论。会议一开始，肃反委员会头头当场宣布：谭启龙、胡耀邦是新侦破的“AB团”分子，应立即逮捕。 到会的大部分同志感到很突然，不相信这是真的，不相信他们这两个从小参加革命、对党忠心耿耿、勤奋工作的“红小鬼”，会是“AB团”分子。有的领导还说：抓了他们又怎么办？会场气氛顿时紧张起来，空气几乎要凝固了。 沉默片刻，省委常委、省苏维埃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站起来毫不含糊地说：“这两个红小鬼，出身苦，从小参加革命，工作一贯积极，思想活跃，直言快语我了解他们，他们怎么会是‘AB团’分子呢？不能抓！” 当时，肖克、王震带兵打仗在外，新委任的省委书记任弼时尚未到任，谭余保讲话还是有些分量的，他的话使肃反委员会头头露出窘相，然而他硬是一口咬定胡耀邦和谭启龙是“AB团”分子。 恰值少共中央局巡视员冯文彬列席这次会议，根据他在湘赣苏区巡视、检查了解到的情况，认为胡耀邦和谭启龙是在革命队伍中长大、工作很不错的年轻干部，不可能是“AB团”分子，决心把他们保护下来。他看着肃反委员会头头与谭余保争论不休，便起身坚毅地说道：“我正准备近两天回中央苏区汇报工作，这两个人就让我带到中央苏区去‘审查’吧！” 谭余保一听，心想，冯巡视员这是要保他们，于是表示同意。肃反委员会头头觉得也有台阶可下，没有反对。其他与会者更不持异议。就这样，胡耀邦和谭启龙躲过了当“AB团”分子被杀害的厄运。 12月下旬，冯文彬带着胡耀邦、谭启龙，还有省总工会干部宋新怀等一起到了中央苏区。 一天，天色阴沉，寒风凛冽，少共中央局书记顾作霖把少先队中央总部部长张爱萍叫去，严肃地对他说：“交给你两个‘AB团’嫌疑分子，是从苏维埃湘赣转过来的。对他们要认真审查，既不能冤枉好人，也不能漏掉敌人，一定要实事求是。”这两个人就是胡耀邦和谭启龙，都是十六七岁的小青年。 张爱萍对当时那种随便怀疑人、审查人的整人做法大为反感，况且他自己也有过一次险遭杀头的切身感受，因此，对胡耀邦和谭启龙没有丝毫怀疑态度，压根儿也不相信这两个娃娃是“AB团”分子。既然组织上把他俩交给他“审查”，便分别找他俩谈话。他了解他们的出身、经历、爱好和特长，觉得他俩纯系冤屈，于是分配他俩的工作。当时张爱萍兼任“反帝拥苏大同盟”青年部长，便把胡耀邦留在青年部当干事。20世纪末，张爱萍在《丹心耀日，矢志兴邦》的回忆文章中写道：“经过一段时间的相处和工作实践，我认为这两个同志（指胡耀邦、谭启龙）都无问题。胡耀邦聪颖活跃，热情能干，虚心好学，还颇有文才，对许多问题都有个孔夫子‘每事问’精神，好打破沙锅璺（问）到底；小小年纪就有为共产主义奋斗终生的坚强决心，干起工作来又是个拼命三郎。我正式向顾作霖报告：这两个人绝不是‘AB团’成员，从籍贯、年龄到工作经历，特别是现实表现，足可以证明他们是革命同志。” 听了张爱萍的报告，顾作霖双眉紧蹙，陷入沉思。停了片刻，他对张爱萍深有感慨地说：“是啊，我们对革命同志一定要从爱护出发，不能捕风捉影，陷害好人。” 胡耀邦17岁的年纪，人小心红，却无端受屈，他感到无比痛苦和烦恼。为了澄清是非，还自身一个清白，经再三考虑，他决心去找少共中央书记顾作霖，一吐为快。 一天晚上，朔风呼啸，寒气袭人，胡耀邦鼓足勇气，来到顾作霖住地，向他开门见山地倾吐自己的苦衷。他与顾作霖彻夜长谈，从家庭出身，文化程度，谈到14岁离家参加革命，加入共青团，到湘赣省做儿童团工作等革命经历。顾作霖听后深受感动，安慰他说：“你别急，是不是‘AB团’，会弄清楚的，你好好等着。”事后，顾作霖对冯文彬说：“不像吧，胡耀邦那么小的年纪，怎么会是‘AB团’呢？”冯文彬回答：“是啊！耀邦的历史是很清楚的，这几年他一直在苏区工作，一个十六七岁的娃娃，不可能是‘AB团’分子。” 这以后，胡耀邦有了行动自由。冯文彬经常鼓励他，要相信党，耐心等待。有话就找领导和同志们谈，别闷在心里。 不久，冯文彬被派去福建工作，胡耀邦泪眼婆娑地去送他，一边走一边问：“你走后，我怎么办呢？” 冯文彬深情地安慰他：“相信组织上会对你作出正确的结论的，不要急，更不要想不开，要经得起考验，你应坚强起来。” 胡耀邦依依不舍，一直把冯文彬送到村外的桥头。冯文彬策马走了一阵，回过头来，看到胡耀邦仍在寒风中伫立不动，目送他渐渐远去。 后来，在顾作霖的主持下，组织上实事求是地为胡耀邦作出了正确结论，使他免于灭顶之灾。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