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的母亲走完了九十九个春秋，离我而去了！想到她生前的林林总总，心在隐隐作痛…… 她和父亲家在当地都算是殷实人家，四岁的她和两岁的父亲订了娃娃亲，之后就在父亲家长大。她们一同念书，在八道沟的丹国学校（丹麦在中国建的教会学校），经常为争第一名而暗暗使劲。她和父亲都写得一笔好字，记得哥哥姐姐在外地上大学，我经常帮妈妈给他们汇款寄信，清楚地记得开头总是“xx吾儿，见字如面……”她省吃俭用，用父亲微薄的工资，安排全家人生活，我们的衣服和鞋都是她手工制作，我经常半夜醒来看见她在做活儿。记得我上小学5年级时妈妈用红平绒给我做了一双棉鞋，同学们都说好看。 六零年“低标准”时，父亲在医院上班，经常下乡给浮肿的农民发黄豆面，（当时，农村各家挑灶，以生产队为单位，成立集体食堂，每人每天三两粮食，吃两顿饭。）当晚上他骑着自行车回到家里，已精疲力竭，拖着沉沉的两腿倒在炕上，妈妈挽起他的裤腿一看，他的腿也肿的铮亮，一按一个深坑，半天不起来。她赶紧端上饭让他先吃，把锅里的米粒全捞给他，我们就喝点米汤。一到吃饭时，她总是说自己吃完了，让我们吃。妈妈把饭都省给父亲和我们吃，有一次，妈妈竟饿得昏倒在地上。有时候就到姥姥家要些地瓜土豆回来接济一下。  我那时上小学只上午半天课，老师有时临放学时就给我们讲一些有关吃的话题，说是精神会餐，岂不知这对正长身体的十来岁的我们更残酷，耳朵听着美味佳肴，肚子咕咕叫个不停。那时哥姐都在外地念书，家里只有我和弟弟妹妹，所以，每天下午我都和邻居去五龙山挖野菜。有一次正要采一颗野菜，发现一条五彩斑斓的蛇就在旁边盘着，吓得我一身白毛汗，赶紧躲开，人都说蛇“上山直勾勾，下山滚激溜”上山比下山速度快，千万不能朝山上跑，还有就是只要你不惹它，它不会主动攻击你。第二天下午照样去采菜，父母都说多亏了我！ 记得有一年妈妈到荒湾一队奶奶家附近的山脚下开荒种地，领着我和弟弟（他才五岁），妹妹看家。只见妈妈汗流满面，奋力举着撅头，刨下一块块草皮，露出黑黑的松土，我负责把草皮打散，捡出去，忙活一上午，开垦出能有两铺炕大小的黑土地，实在是一点力气也没有了，又累又饿，妈妈说“歇一会，吃点东西再干”，我们到地头，打开包袱一看，带来的干粮早被弟弟吃光了！他见妈妈生气地瞪着他，哭着说“这菜饼子艮啾啾的，真好吃，我本来想给你们留点，可是吃着吃着就忘了”！唉，没办法我和妈妈只能喝点水。下午钡好垄，种上了荞麦，“头伏萝卜，二伏菜，三伏只能种荞麦”盼着秋天收下荞麦好包顿饺子。 三年“低标准”过去了，六六年又赶上了“文化大革命”，父亲因上级动员个人开牙科诊所，文革期间被定为是走资本主义道路而被批斗，戴大纸帽子游街，被抄家，关押，没收全部财产。造反派用一切手段逼迫他承认当过特务，他有些扛不住了，可母亲却说：你没做过的事不能承认，你要是承认了，八个孩子的前途全毁了。后来，父亲咬牙挺了过来，七四年得以平反，回医院上班。七六年患胰头癌去世，父亲六十岁，妈妈六十二岁。当时还有三个孩子没结婚，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全家的重担，到街道办的小厂打临时工，起早贪黑，为了多挣点钱，好给孩子办婚事，直到儿女都各自成了家。 后来，年纪大了，从街道小厂回到家里，她就每年夏天卖冰棍，我们怎么劝她，也阻止不了，她说是为了解闷，一直到八十岁，才不卖。她把爸爸留给她的三间房子卖了8500元钱，在别处花350元买了一间小房子，其余的钱都存在银行留着养老，因为她没有退休金。 她从不给儿女增加负担，八十五岁那年患了脑梗塞，怕影响我们上班，出院后坚持到老人院去。九十岁时不慎将胯骨摔断，在市中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创下了最高年龄纪录。当时我问她疼不疼，她说一点不疼，妈妈，那是开刀大手术啊，胯骨打了两个钢钉，能不疼吗？我们每次去看她，她都撵我们回家照料自己的事。 母亲一共生了十个孩子，有两个夭折了，我们四男四女姊妹八个，那时根本没人伺候月子，她还得给全家人做饭，家里还有爷爷和在我家跟爸爸学徒的表哥。她奶水不是很好，我们都是她用米糊喂养大的。多少次半夜披衣起床，打米糊，换褯子，能睡几个安稳觉？长大后，我们在学校取得了丁点成绩，她加倍鼓励夸奖，生活中遇到挫折，她总是告诉我们一切都会好起来，困难是暂时的…… 她很少打骂我们，总是以身作则，教我们如何做人。上学时同学们都爱到我家写作业，她们说我妈妈热情好客。亲戚和邻里有什么困难，她总是热心帮忙。 她用豁达开阔的胸怀包容了所有的一切，用伟大的母爱写就了平凡的一生。母爱其实是一种岁月，从绿地流向一片森林的岁月，从小溪流向一池湖水的岁月；母爱就是一生相伴的盈盈笑语；母爱就是飘向天涯的思念，母爱就是儿女病榻前的关切焦灼；母爱就是儿女成长的殷殷期盼。世界上最伟大的爱就是母爱，我用尽所有的词汇也说不尽母亲的爱！父爱如山，母爱无疆。 写于2013年3月 （作者为辽宁丹东知青）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