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洪峰 著 人民出版社 2018年出版
一、举轻若重，广大精微 周恩来日理万机，是举轻若重的光辉典范。1964年初冬，著名儒学大师马一浮在中南海怀仁堂挥毫写下两副诗联分别赠给毛泽东与周恩来。赠毛泽东的诗联是：“使有菽粟如水火，能以天下为一家。”赠周恩来的诗联是：“选贤与能讲信修睦，体国经野辅世长民。”这两副诗联表达了马一浮先生对毛泽东和周恩来的敬仰，也反映了他对两位伟人之间关系的深刻认识。郭沫若称赞周恩来“思考事物的周密如水银泻地，处理问题的敏捷如电火行空”。周恩来为了让毛泽东集中精力思考战略性和理论上的重大问题，把大量精力放在处理具体事务、具体问题上。有一次，一位曾经在周恩来身边工作多年的同志问周恩来为什么这样做？周恩来严肃地说，你怎么也讲这个话？我们这么大的一个国家，有那么多具体的事，总要有人去管它的。我多管些这类事，就可以让毛主席有更多的时间去考虑一些更大的问题。周恩来作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总管家，是政务最繁忙的人，但他游刃有余，举轻若重，无论是复杂问题，还是简单问题，都处理得自然流畅，井井有条，节奏分明，有声有色。中国有一句古语：“致广大而尽精微。”周恩来具有共产党人的崇高理想和博大襟怀，他的格局是广大的。他一生又养成了精益求精、细致入微的严谨作风，他轻中见重，以轻济重；小中见大，以尽精微而致广大。 以周恩来在“三年困难时期”解决粮食问题为例。根据周恩来工作台历的记载，从1960年6月至1962年9月，两年零四个月里，周恩来关于粮食问题的谈话就达115次。其中1960年下半年19次，1961年51次，1962年45次。他及时审阅粮食报表，精心计算粮食安排，多次出京调查粮食情况，解决粮食调拨问题。从周恩来办公室退给粮食部办公厅，现仍保存的32张报表中，周恩来的笔迹有994处之多。例如在《1962年至1963年度粮食包产产量和征购的估算》这张表上，周恩来用红蓝铅笔作标记145处，调整和修改数字40处，在表格边上进行计算6处，批注数字70处，批注文字7处，整个表格密密麻麻地留下了周恩来的手迹。这些报表作为珍贵的历史文物，是周恩来极端负责精神的生动见证，也是周恩来举轻若重领导风格的生动体现。 周恩来有惊人的关注细节的才能。他的一生充满了无数个精彩的历史瞬间。在1954年日内瓦会议上，中国代表团为外国记者举行电影招待会，其目的是让世界了解新生的人民共和国。周恩来特别交代有关同志要选好放映日期，不要在开会的日子，也不要在周末，把请柬分成两种，一种指名邀请，一种不写名字，就放在“新闻之家”，准备让中国台湾、南越、南朝鲜以及不便邀请的美国记者自取。放映时根据中文解说词，用英文通过扩音器作简单说明。放映的电影是《梁山伯与祝英台》。为了能让外国朋友看懂，代表团的同志打算搞一个15页左右的英文说明书，发给外国记者。周恩来听到汇报后，立即指出：十几页的说明书，谁看？我要是记者，我就不看。然后，他出了一个主意：在请柬上写一句话：“请你欣赏一部彩色歌剧电影——中国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放映前用英语作个三分钟的说明，概括地介绍一下剧情，用词要带点诗意，带点悲剧气氛，把观众的思路引入电影，不再作其他解释。结果，演出大获成功，观众报以热烈掌声，认为太美了，比莎士比亚的《罗密欧与朱丽叶》更感人，说这是“东方式的细腻的演出”。周恩来还让有关人员把影片拿到卓别林家里放映，这位电影大师也称赞不已。 周恩来的举轻若重，贯穿了他的一生。他的举轻若重，既体现在他处理风云变幻的外交工作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重艰巨的国内事务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中美、中苏、中日等大国关系和万隆会议、日内瓦会议等重大国际事件上，也体现在他处理周边关系的棘手问题上；既体现在他处理“三年困难时期”调整、抗美援朝、“文化大革命”等重大经济、政治、军事问题上，也体现在他处理繁杂琐碎的日常工作上。 周恩来同毛泽东一样，在长期战争年代养成的工作习惯，新中国成立以后一直未变。在26年的总理生涯中，他很少在清晨4点半或5点以前上床就寝。除非需要参加会议，他要睡到上午10点半或11点。午饭后，他通常午睡片刻，然后开始工作。前面我们曾经引述了周恩来一位秘书记载的周恩来的一天。这里，是另一位秘书以日记形式记录的周恩来的一天：上午11点，总理会见林业视察组后，发布森林防火的指令。12点他接见教育专家。12点半午餐时，他边吃边读他们交来的报告。午餐与往常一样，两盘菜，一荤一素，外加两个玉米饼。午餐后一边听我们给他念报告，一边活动右臂15分钟。随后，他阅读有关今后6个月所需粮食和煤炭的报告。下午2点，他中断阅读，询问我们：“今年夏天防洪工作做得怎样？我们秋收有无保证？”的确，堤坝已年久失修，必须及时修复。总理命令工作组去查看各地堤坝情况，动员人民解放军和群众参加修复工作。总理亲自决定哪些部队到旱涝地区去参加抢险救灾。他审阅了城市的住房计划。工人们居住的贫民窟必须铲平，为他们盖上四层公寓式的砖瓦楼房。“但是，不要忘记应先铺设自来水管道。”下午4点，他与工程师商讨工厂的厂址。怎么能在缺煤、缺油、缺电的情况下建工厂呢？中国的电力和石油最为匮乏。下午5点，他和经济学家、科学家、工程师一道研究中国工业化的布局问题，会议一直开到晚上8点。总理说：“目前我们甚至连缝衣针或自行车都还不能生产，却必须学会制造飞机。”周恩来同他的朋友、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一起喝粥，郭沫若提醒总理在延安时开办过一所航空学校，尽管当时风沙弥漫的天空中没有出现过任何飞机。总理回答说，“我们知道首先要做好思想准备”。夜幕降临了，我们很多人都感到疲倦不堪，我们到院子里快跑了一阵，揉揉眼睛，再回到屋里继续工作。晚上9点，总理召集新成立的卫生部有关人员开会，商讨接种天花疫苗和预防霍乱的问题。“我们必须教育人民养成良好的习惯，避免传染霍乱”（此后两年内2亿人接种了天花疫苗）。当天对外广播稿子送来了，总理很快地看了一遍。他把外贸部长找来。“日本商人表示愿意与我们签订合同。我们必须予以答复。可以通过香港办理。”他浏览了中国报纸的社论，不禁皱起眉头，因为他认为有一篇社论言辞偏激。晚上10点，作为军委副主席，他出席了军委会议，讨论人民解放军进驻西藏事宜。人民解放军必须与西藏地方政府达成协议后，方可进入西藏。总理说，西藏代表团已启程前来谈判，他们必须受到尊重。他找来有关西藏问题的专家。“我们绝对不能表现出大汉族主义。我们有许多少数民族。应该学会他们的语言和风俗习惯。”他向军队发布命令，重申必须爱护各地的纪念碑、塑像和古建筑。早在1948年，总理就已将需要保护的历史古迹和庙宇编目造册，并通知各军事指挥官和政委。这次再度发出通知，保护手册的文物古迹增加了西藏的庙宇和寺院。“让我们的西藏问题专家列个表。绝对不能允许军队在宗教圣地宿营生火。我们不是国民党。”子夜12点，他与中国科学院的成员就建立基础研究机构一事谈了整整两个小时。“中国在培养自己的科学家方面要敢于投资。”深夜2点，他接待了考古学家和历史学家。“我们必须成立一所考古研究所。中国的文化一定要加以保存。这是我们的宝贵遗产。过去的东西并非都是糟粕。”深夜3点半时，他开始阅读送来的文件、新闻摘要，直到4点半为止。对其中几份文件，他口述了答复的内容。凌晨5点，他拿着其他几份文件上床就寝了。 这就是周恩来一天的工作，不论问题是重要的，或者表面看来并不重要的，他都事无巨细，抓得很紧。因为他懂得，成就大事业必须从小事情上做起。一个小小的细节往往成为发展一整套新思想、新任务的新线索。一次阅读一份香港杂志，他发现有两幅12世纪字画轴卷在香港出售。一个电报马上打到在香港的龚澎和她丈夫乔冠华那里。乔冠华当时负责香港新华社的工作。“把这两幅轴卷买下来。它们是我们国家珍宝的一部分。”有座寺庙要建一尊佛像，请他决定佛像面庞的样子，他说：“菩萨源自印度，不要把他塑造得太像中国人了。”一天，负责外交部办公厅工作的王炳南收到一张周恩来写下的、措辞严厉的便条，问王炳南为什么“连打一小时之久的电话，外交部无人值夜班？”一次，一位机要交通员送错了几份文件。周恩来让人把这位惶恐不安的交通员找来。难道他不热爱自己的祖国吗？倘若热爱，怎能办事这么马虎呢？在他身边工作过的人说：“总理从不大声喊叫，也不骂人，但是他说话的口吻越平静，他越是讲‘责任在我，我没有交代清楚’，我们就越觉得难受，好像我们身上给刀拉了一条口子似的。”一位财政部的青年妇女曾见过周恩来一次，她说：“我这一辈子都在问自己：这件事如果周总理来处理会是怎样的呢？见过总理一面，谁也忘记不了。当时我是实习会计，我跟着新成立的中国银行的官员们去见总理，研究决定人民共和国发行的新货币。周总理仔细观察所有新货币的图案，逐一研究货币的大小、印刷和币值。他责成我们收集1949年以前各地军阀发行的60多种地方货币。‘我们应该把这些货币保存在博物馆里，我们的后代应该了解过去的中国是什么样子。’” 周恩来认为，在实际工作中必须保持应有的冷静，尤其是经济工作，更应实事求是。他说：我们对待任何问题，都必须坚持“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的老实态度。主张对“领导者的头脑发热了的，用冷水洗洗，可能会清醒些”，“不要光看到热火朝天的一面。热火朝天很好，但应小心谨慎”。他历来要求领导人“要戒慎恐惧地工作”。郭沫若曾经向周恩来引述过美国诗人惠特曼《草叶集》里的一句诗：“一片草叶的作用不亚于星球的运转。”对周恩来作了由衷的赞美。 中国共产党建立的崇高威望和历史功绩，既得益于毛泽东的删繁就简、举重若轻、高瞻远瞩、战略运筹；也得益于周恩来的事无巨细、举轻若重、殚精竭虑、夙夜在公。毛泽东思想培育了几代中国人，周恩来作风影响了几代中国人。中国不能没有毛泽东，也不能没有周恩来。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为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解决和处理一个又一个具体的矛盾、困难和问题，创造了根本前提和条件；周恩来举轻若重的具体落实，则为毛泽东举重若轻的战略决策，排除了琐碎事务的具体干扰。即使是在“文化大革命”这样极为特殊的历史时期，他们两者之间的互相补充、互相依存关系也是这样明显。对于一个领导集体来说，举重若轻和举轻若重相结合，是一种不可或缺的最佳组合。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