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晚年岁月（39/1）同江青一伙较量 1974年6月1日中午，身患癌症的周恩来最后环顾了一下自己的办公室，便告别了曾经工作生活25个春秋的中南海西花厅，前往解放军三〇五医院接受手术治疗，在医院度过了他生命中最后的1年零6个月。 在1972年5月间一次常例的检查中，周恩来被发现患有癌症。“文革”期间，他心力交瘁，忧劳成疾。但周恩来不顾病魔缠身，抓住林彪叛国事件后历史出现的转机，毅然举起批判“左”倾思潮这面旗帜，在各个领域里展开了一系列工作，努力消除“文革”的恶果，尽可能把党和国家从危难和困境中摆脱出来。为此，他把自己的病症置之度外，一再要求医务人员要把治病与他的工作统一起来，治疗要适应、配合工作，要使工作不受影响和干扰。 周恩来曾不止一次地向身边的同志吐露过，说自己感到疲乏，想喘息一下。但是，为了不让党和国家的领导权落入江青集团手中，为了遏止当时来势凶猛的“批林批孔”运动再度演变成“文革”初期那种动乱不堪的局面，周恩来强支病体，靠输血坚持工作，不舍昼夜抱病操劳。他经常是连续工作十几个小时，体力实在支持不住了，就躺在床上批阅文件，一看就是几个小时。 直到1974年四五月间连续发生缺氧症状后，周恩来才同意住院手术。这时，周恩来的身体已经极度虚弱，随时可能发生休克，但他仍然按原定计划于5月29日与马来西亚总理拉扎克就两国建交问题举行正式会谈。医生为了防止发生意外，带着医疗器材守候在门外，随时准备抢救。其间，陪同会谈的同志几次催他休息，但他一直坚持谈完。31日，他又同拉扎克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了中马建交公报。这之后，他才交代了工作，向秘书口授了“6月1日后对送批文件的处理意见”后，才住进了医院。 1974年6月1日，周恩来做了第一次手术。手术进行得非常顺利。医生们对此抱有充分的信心。但是，8月间，周恩来的病情又出现反复，为此不得不进行第二次手术。 周恩来病重住院，知情者心情沉痛。毛泽东看完医疗组关于周恩来病情的报告后，心情沉重，紧皱眉头，一脸严肃，并嘱咐身边工作人员要保密。毛泽东对于怎样治疗，十分关心，说：“开刀容易扩散，有危险，是否可通过中医的方法，用中药来控制病情。”还说，“外科医生动不动就开刀，开一个死一个，陈老总不是开刀死了吗？谢富治不是也开刀死了吗？” 周恩来住院治疗期间，毛泽东一直关注他的病情，甚至能记住周恩来每天失血的数字和施行手术的次数等。江青一伙则欣喜若狂，并加紧对周恩来攻击、诬蔑。6月14日，江青叫嚷：现在党内“有很大的儒”，重点要批“现代的儒”。6月23日，江青到天津小靳庄活动，影射攻击周恩来。 对于江青这种嚣张气焰，毛泽东很恼火。7月17日，他在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严厉批评江青一伙从“批林批孔”以来进行的一系列帮派活动。他说：“江青同志，你要注意呢！别人对你有意见，又不好当面对你讲，你也不知道。”并对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说：“总而言之，她代表她自己。她算上海帮呢！你们要注意呢，不要搞成4人小宗派呢！” 8月，毛泽东在一次讲话中指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8年，现在以安定为好，全党全军要团结。”此时的毛泽东认定国家不能再乱了。据此，他做出近期召开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提议。欲逐步使国家走上正轨，在他身后能完整、平安地交班。 那么，这个班交给谁呢？毛泽东属意邓小平。 9月30日晚，周恩来以国务院总理的身份抱病举行盛大招待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25周年。当他步入宴会大厅时，出现了令人十分激动的场面：全场沸腾起来，掌声雷动，经久不息。坐在前面的中外来宾一拥而上，紧紧地簇拥在他的身边，争相向他问候致意。不少坐在后面的同志，纷纷站在椅子上，遥望祝愿。周恩来短短数分钟的祝酒词，竟被全场热烈的掌声打断10余次。 也许是毛泽东的一种“政治习惯”：面临一场重大的政治斗争，他往往要离开首都北京。10月4日，在武汉的毛泽东，让身边的秘书电话告诉王洪文，并让王洪文转告周恩来：提议邓小平担任国务院第一副总理。这是在四届全国人大召开前夕，事关政府“组阁”的重大举动，也表明毛泽东的政治倾向性。 当时毛泽东在武汉被确诊患了老年性白内障。周恩来得知后非常着急，他特意托人将自己用了多年的一副老花镜带给毛泽东，并附信嘱毛泽东秘书：“这副眼镜是我戴了多年，较为合适的一副；送给主席试戴，如果不合适，告诉我，给主席重配。”小小礼物，情义深重。两位伟人一方面要相互鼓励与病魔做坚决的斗争，另一方面还要以不堪重负的病体支撑党和国家的万钧重任。 王洪文接到电话后，并没有按照毛泽东的指示马上转告周恩来，而是在当天晚上，首先去告诉了江青等人。江青集团这帮野心家，早已把四届全国人大看成是权力再分配的机会，他们要紧紧抓住这个机会，夺取党和国家的最高权力，怎能让邓小平雄踞国务院第一副总理的位置呢？ 毛泽东亲自做出的决定，江青一伙不敢不传达。他们拖了两天后，才极不情愿地将毛泽东的指示告诉了政治局和周恩来。10月6日，周恩来得知毛泽东这个决定后，非常高兴，立即约请邓小平谈话。周恩来千方百计力促邓小平复出任职的最大心愿，就是要把自己未竟的事业托付给邓小平，以免大权旁落江青一伙人手中。 10月11日，根据毛泽东的意见，中共中央正式发出关于在近期召开四届人大的通知。10月13日，正到处寻机发难的江青从《国内动态清样》上看到有关“风庆轮事件”的报道，其中有批判“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所谓“洋奴哲学”的内容。江青如获至宝，挥笔批道：“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又称：“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人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 江青批示后，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也紧跟其后，异口同声地提出这件事是“路线问题”。要求国务院、交通部抓住此事进行所谓“路线教育”。 与江青一伙大段大段横加指责，上“纲”上“线”的批语形成鲜明对照，邓小平仅在这份材料上画了个圈，而周恩来后来也只在江青派人专送的传阅件上批了“已阅”两个字。两位国务院主要领导人对江青一伙的无理取闹表面看似不屑一顾，实则已开始警觉。 10月17日晚，在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早有预谋的江青等人联合向邓小平发起突然袭击。他们把所谓“风庆轮事件”定性为“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一个典型，把攻击的矛头直指周恩来、邓小平领导下的国务院。 江青首先站起来质问邓小平：“对这件事，你是支持，还是反对？或者想站在中间立场上？你要表明态度。” 对江青一伙的这种惯用伎俩，邓小平过去已碰见多次，但他一般都以沉默来“表态”，而这一次，江青那种骄横无理、唯我独尊的腔调和做派，使他再也按捺不住心头的怒火。邓小平逼视对手，严词回击：“对这件事我还要调查，不能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们的意见？” 这是邓小平自1973年复出以来，第一次公开“顶撞”这位“文化大革命的旗手”。对此，江青颇有些意外。她怔了好一会儿，才突然明白过来。在一阵撒泼之后，又用泼妇式的语言攻击、谩骂邓小平。邓小平忍无可忍，愤然起身，退出会场。这时，在一旁静观事态的张春桥望着邓小平的背影，恨恨地说：“早知道你要跳出来，今天果然跳出来了！” 于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不欢而散。 当晚，“四人帮”在钓鱼台17号楼密谋策划。江青认为：邓小平所以吵架，就是对“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有气，反对“文化大革命”。老谋深算的张春桥分析说：邓小平所以跳出来，可能与总参谋长的提名有关，这是一次总爆发。他还说：我估计最近会发生些什么事情，果然发生了。 江青等人密谋的结果是，由王洪文出面，马上去长沙向毛泽东告邓小平的状，搞臭邓小平。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