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3月16日，一组武汉大学的樱花图片，瞬间激活了大家春的感知。原来，樱花早已悄悄开放。网友感慨，忽然怀念那个嫌弃武汉大学人多的日子。 进入三月中旬，武汉大学樱花开放。因疫情防控，校园不对公众开放，为了满足大众对美景的期待，武汉大学开启“云赏樱”，3月16日至25日每天上午10时至下午16时，通过网络为公众呈现校园樱花实景。 如果评选中国最美大学，武汉大学总会出现在候选名单里。郭沫若曾这样评价武汉大学的美：“武昌城外的武汉大学区域，应该算得是武汉三镇的物外桃源吧。宏敞的校舍在珞珈山上，全部是西式建筑的白垩宫殿。山上有葱茏的林木，遍地有畅茂的花草，山下更有一个浩渺的东湖。湖水情深，山气凉爽，而临湖还有浴场设备⋯⋯太平时分，在这里读书，尤其是教书的人，是有福了。”樱花丛中的武汉大学行政楼（原武汉大学工学院大楼）一角，要说中西混搭，工学院主楼算得上是早期建筑的典型。从外表看，屋顶为四角重檐攒尖顶，内正中却设计了从底部直通到顶的5 层中庭，覆以玻璃制成的顶盖，方便采光。如此巨大贯通的共享空间当时不仅国内没有，在国外也很罕见。 由于世界疫情严峻，我们的抗疫成果虽收效显著，但距离彻底结束战斗那天，还需要时日。我们不妨放下焦虑，在这个春日中，也来一场“校园云游”吧。  一到春天，满山绚烂夺目的花木（那时还没有樱花）、珞珈胜处的宫殿建筑群构成武大一景，吸引游人前来。当时武大有多火？中外要人，如蔡元培、胡适、李济、张伯苓、张君劢、周恩来、董必武、陈独秀、蒋介石、陈立夫、李宗仁、陶德曼、司徒雷登等都在这里留下足迹。多少学术界、教育界、政治界的重量级人物，来此治学、居住，佳话流传。 若是你从武大正门进，不要被2013年新落成的“国立武汉大学”牌楼所迷惑，真正的文物牌坊，在距武大正门千米的地方——街道口劝业场的尽头，略微破旧地耸立于商业街道上。它才是守卫珞珈校园的老校门。 “国立武汉大学”老牌楼，在距武大正门千米的地方——街道口劝业场的尽头，建于1933 年，四根八棱圆柱，表示喜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柱头上云纹寓意浓厚的文化气息  1928年，改组不久的国立武汉大学准备在武昌东湖南岸落驾山（后由闻一多改名“珞珈山”）一带建设新校园，新校舍建筑设备委员会委员长李四光赴上海邀请美国建筑师开尔斯（F．H．Kales）担任总设计师。或许是被开尔斯1925年参加中山陵设计竞赛时的作品所吸引（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建筑系的他是当时唯一一位获奖的美国建筑师），又或许是开尔斯不像“平常一般市侩式的工程师，专门计较报酬的厚薄”，能够满足校方“又经济又坚固”的条件，双方一拍即合。 11月，一架由上海直航武汉的专机，在飞越落驾山上空时，低飞盘旋很久，飞机上坐着的正是开尔斯。经实地考察，开尔斯倾向于将大学建在珞珈山北至湖滨的丘陵地带中。其上以狮子山为中心，分布着十余座小丘陵，三面环湖，不仅山丘坡缓，水源充足，山石、泉水、湖水均可利用，各项建筑也可依山而建，节省地基、石料。建议得到建筑设备委员会的采纳后，开尔斯便着手设计工作，在他房间里，总是满满陈列着武大校舍的图案，他时常去冷峭山顶实地考察，一待就是一两个小时。一年后，建筑详图完成，紧接着校方招标，校舍建设工程正式开始。 那时的珞珈山一带，到处是荒山田野和羊肠小径，交通十分不便，经学校函请湖北省建设厅，修筑了一条从街道口到校区的专用公路，名大学路，于1930年2月通车。1931年初，在街道口大学路起点的一侧，建起一座木质牌坊，象征学校的大门，大门油漆彩绘，十分别致，可惜第二年就被龙卷风毁掉了。1933年又用钢筋混凝土在原址上重新建造牌楼：四根八棱圆柱，表示喜迎来自四面八方的莘莘学子，柱头上云纹寓意浓厚的文化气息，琉璃瓦下正面书“国立武汉大学”六字，背面为中文系教授刘赜（刘博平，1929年在武汉大学中文系执教，是中文系“五老”之一）写的小篆体“文法理工农医”六字，表明学科特色。 最初谁题写的“国立武汉大学”已无法考证，“文革”时，牌楼正面换成了“武汉大学”，取自毛泽东1951年给武大农学院学生私信信封上的笔迹，到1983年武大校庆之际，“国立武汉大学”由著名书法家曹立庵重新题写，保留至今。不过随着时间推移，当“大学路”不见踪影，武大大门退回到现在位置，只有老牌楼待在原来的位置，隐没于闹市中。 关于珞珈新校舍的构想，1929年5月，王世杰在国立武汉大学欢迎校长莅校大会上说得很清楚，要超越北京大学、中央大学、广州中山大学，将武大造成一个真正的大学，就要完成新校舍的建筑，且这校园建筑当“以宏伟、坚牢、适用为原则，不求华美”。怎样才能宏伟？在开尔斯看来，最好的方式就是把建筑建在山顶，因而他合理利用狮子山，将图书馆置于山顶，文学院，法学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分布于图书馆两侧，男生寄宿舍则依山体南坡而建，既保证充足光照，又可避冬季寒风。  武汉大学狮子山建筑群全景图，中心位置为老图书馆，两侧为现数学与统计学院及老外楼，学生宿舍老斋舍依山体南坡而建，既保证充足光照，又可避冬季寒风。 所以当你走进武大校园，沿自强大道一直往前走，直至樱花大道，看见土黄色高墙上覆有一排“绿帽子”（武大早期建筑屋顶均覆以孔雀蓝琉璃瓦，只不过后来维修时烧不出孔雀蓝这种颜色，就渗进了“绿帽子”）建筑群时，最先跃入眼帘的便是当年的男生寄宿舍（现樱园宿舍、老斋舍）。清一色的红色窗户、古朴砖墙、3座罗马券拱门将4幢沿山宿舍连为一体。每幢4层，每层宿舍门口的门牌以《千字文》中“天地玄黄、宇宙洪荒、日月盈昃、辰宿列张”命名，拱门上部，独具匠心地增加了一层歇山顶亭楼，站在上面，武大山地全貌尽收眼底，东湖胜景一览无余。 1932年1月，国立武汉大学一期工程（男生寄宿舍、文学院、理学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教工第一、二住宅区等）竣工，不久，武汉大学由武昌东厂口正式迁入珞珈山新校舍。据随迁的老武大人刘定志回忆，开始，女生住在左面最下面的“天”字斋（女生宿舍1932年10月才竣工），单身教职员则住在其上层的“地”字斋，其余分配男同学。两人一间，抽签决定房间，房内配有双面书桌，备两人对坐，书架各一，钢丝弹簧床各一张。为了保证钢丝床的坚固耐用，学校体重最大，从前也是运动健将的叶雅各在床上亲身实验，又站又跳，保证不坏才算合格。每层宿舍供应有冷热水盥洗沐浴和冲水厕所。 在开尔斯的最初设计中，武大所有中式屋顶的屋角均为起翘比较平缓的北方样式。但承建珞珈山新校舍一期工程的汉协盛营造厂并没有严格按照图纸施工，而是根据南方地区的建筑习惯，将文学院大楼、学生饭厅及男生寄宿舍顶部三座亭楼的屋角全都做成了翘而尖的南方样式。因为没有被及时发现，这一错误至二期工程建设时才得到纠正，故造成法学院与文学院飞檐之不同。 如果说人文区（文法学院）走的是中国传统风格，那理工区建筑则以西洋风格为主，寓意向西方学习先进的科学知识。理、工学院分居运动场北、南两端，位于狮子山建筑群东侧。理学院（老理学楼）主楼的圆形屋顶取材自圣索菲亚大教堂，以抵御从东湖边吹来的大风。楼内首层有中国最早的扇形阶梯教室，讲台在下，学生居高临下，体验格外不同。主楼两侧各有一配楼，为化学楼和物理楼（实验室）。1934年，李四光应校长邀请来武汉大学讲学，他在理学院为武大师生作了两次学术讲演——《庐山冰川》和《东亚恐慌中中国煤铁供给问题》，学生们受到极大启发。在理学院，植物生理学家汤佩松建立了我国第一个普通生理实验室，著名物理学家桂质廷创办了亚洲第一个天空电离层观测站，华罗庚在105教室作了回国后的第一次学术演讲，闻讯而来的师生把教室和走廊挤得水泄不通。多少先进的科学知识从这座老建筑传播开来⋯⋯  雪后的武汉大学理学院（2月16日摄，无人机照片）。新华社记者陈晔华摄 1936年工学院（现行政楼）竣工后，隔着运动场与理学院南北相望，主楼屋顶一方一圆，恰成对比。要说中西混搭，工学院建筑群算得上是早期建筑群中的典型。从外表看，主楼屋顶为四角重檐攒尖顶，楼内正中却设计了从底部直通到顶的5层中庭，覆以玻璃制成的顶盖，方便采光。如此巨大贯通的共享空间当时不仅国内没有，在国外也很罕见。主楼正前方，有2座罗马式碉楼，外围又配以4座中式裙楼，形成混搭建筑群。难怪后来武汉大学将其作为学校行政大楼，作为学校的中心。 一期工程中，饭厅及俱乐部（现樱园食堂及樱园大学生活动中心）为学生们最喜欢的地方。饭厅位于狮子山顶的西南部，矩形的建筑平面上覆盖着三重檐式歇山顶，内部为两层。一层作为饭厅，二层是学生俱乐部和临时大礼堂。每当饭厅铃声一响，上上下下的同学都朝饭厅跑；尤其是早餐、晚饭，各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脚穿木屐，踢踏踢踏。因为学校正式大礼堂一直没有建成，新学年开学、校长讲话、名人讲座、颁奖典礼等都在临时大礼堂举行。 珞珈新校舍落成不久，校长王世杰就邀请胡适来武大讲学。基于20年代游历苏联的观察，胡适大谈“实验主义”和社会主义，引起青年师生的兴趣，临时大礼堂座无虚席，不时传出如雷掌声。 1937年秋，周恩来受武大学生之邀，在临时大礼堂作了《关于中国共产党抗日救国的十大纲领》的演讲，尽管事先没有通知或海报，大礼堂仍被挤得满满的。期间，空袭警报传来，周恩来镇定指挥学生疏散，自己和警卫员则只在房子的木柱后面站着，等警报解除后继续演讲，号召广大青年学生投身到抗日救国的洪流中去。12月31日，周恩来在大礼堂又作《现阶段青年运动的性质和任务》的演讲，号召热血青年第一到军队去，随时准备到抗战前线去杀敌立功；第二到战地服务去，去把民众组织起来，武装起来，领导他们去做游击战⋯⋯不少师生受到鼓舞投笔从戎。武汉被日军包围，武大被迫西迁至四川乐山后，周恩来又牵头召集国共两党主要领导在学生饭厅成立“第九战区总动员委员会”，负责组织武汉全民有组织有计划地大撤退。 一座两层的古老破旧建筑迎来送往多少学界、政界名人，可要在武大校园寻着它，还真不那么轻松，你很容易因为高大树木的掩盖，不明显的标识而错过它，把那当作废弃的场所。 相较而言，武大老图书馆就显著得多。其中式屋顶（最高屋顶为罕见的八角歇山式，但又配上了攒尖式屋顶才会用的七环宝顶）和西式结构（采用西方钢筋混凝土框架和组合式钢桁架承重）是被人津津乐道的地方，这也是大多数武大早期建筑的共通之处。有人猜测，开尔斯很可能是从黄鹤楼被毁前（1884年被毁）的照片得到灵感，创作出这座外形组合复杂的高楼。 最寒冷的日子里，图书馆内温暖如春，因为阅览室木地板下设有取暖道，取暖方式与故宫类似。不过，这套取暖系统因年代久远已不能使用，采暖烟囱仍被保留下来。  在武汉失守前，武大师生已经西迁至四川乐山，国共一些要人纷纷住进教授宿舍。如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的郭沫若住在第12栋楼，周恩来夫妇被安置在第19栋楼。这两栋（郭沫若故居和周恩来故居）如今作为十八栋代表被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武汉大学早期建筑》名录予以保护。 武汉沦陷后，日军看中了武汉大学的环境，将珞珈校舍设为日军中原司令部。武汉大学因此大变模样，听松庐直接被日军直接拆毁，图书馆楼顶四角修了四个瞭望塔，理学院中修有关押抗日人士的地牢，学生饭厅及俱乐部成为野战医院和军官俱乐部，男生寄宿舍成为住院部⋯⋯ 期间，日军从日本运来樱花树苗栽种，目的是安慰日军伤兵。 樱花就这样来到了武汉大学。不过，那时的樱花规模还没有今天大，据当时留守校园的园林工人回忆，日军种下的樱花不超过30株，主要分布在今天的樱花大道上。 抗战胜利后，武汉大学师生回到校园。他们面对着28株樱花树时，心情非常复杂，有人想把樱花树砍掉，更多人决定留下它们。 有过留日经历的生物系主任张珽，将课堂设在刚刚开放的樱树下，他对学生们说： “这本是我们中国人的耻辱，不过现在日本人被打败了，这几株樱树反而成了战利品，成为日本侵华的历史罪证。” 不过，樱树的寿命有限，顶多活到20世纪50、60年代，但樱花依然没有从武汉大学消失。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向周总理赠送了“大山樱”1000株，800多株种于北京玉渊潭、陶然亭公园内（现已大部死去），由于周总理曾在武汉大学居住过，所以转赠了20株给武汉大学，栽种于珞珈山北麓的半山庐前。 1983年，为庆祝中日建交10周年，日本西阵织株式会社向当时在京都大学学习的武汉大学生物系教师王明全赠送了100株垂枝樱苗，栽种于枫园三舍南侧公路边和樱园，1986年全部开花。 1992年，在纪念中日友好20周年之际，日本广岛中国株式会社内“中国湖北朋友会”砂田寿夫率团访问武汉大学，赠送樱花树苗约200株，栽植于人文科学馆东面的八区苗圃，1996年开花。 砂田寿夫原为侵华日军士兵，投降后被安置在湖北仙桃等待遣返，因为感谢中国人宽大为怀，不施虐待，多次组织日本老兵回到湖北，赠送樱花树和其它厚礼，以表感谢和赎罪。  如今，人类再次面临挑战，樱花正在武汉大学静静绽放，人们虽然错过了春日美景，但也都心甘情愿。我们盼望的，是团结，是平安。花开花落终有时，总有一天，我们会重新拥抱世间一切美好。 （参考资料：李晓虹、陈协强编《武汉大学早期建筑》、骆郁廷编《流风甚美——武汉大学文化研究》、龙泉明、徐正榜编《老武大的故事》、刘珊珊《国立武汉大学校园建筑师开尔斯研究》、杨树《武大的樱花到底谁种的？》等）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