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4/2）1937年4月26日，顾祝同派飞机接周恩来到西安。周恩来见到顾祝同、张冲后，把准备和蒋介石会谈的内容同他们先交换意见，并和顾祝同商议发放本月份经费与寒衣问题、河西问题以及派人到鄂豫皖等苏区去等问题。 5月下旬，周恩来飞抵上海，在上海、南京停留几天，同各方面人士洽谈，争取共产党的公开合法地位，并酝酿筹办公开刊物。 5月27日，蒋介石和宋美龄乘坐专机由南京飞抵庐山脚下的十里铺机场。同行的还有侍卫长钱大钧和经委会委员王世杰。庐山成了蒋宋每夏必到的“夏宫”，他们固定的住处是牯岭长冲河东路12号别墅。这幢掩隐在一片绿荫深处的英国券廓式别墅，蒋介石取名为“美庐”。 6月4日，周恩来在张冲的陪同下到达九江。庐山北麓的莲花洞前，已经备好几乘轿子，张冲指了指轿门，请周恩来入轿。周恩来摆摆手：“用不着！我们步行上山吧，顺便还可游山逛景。”轿夫们为难地互相看了看，握住轿杆不知所措。周恩来回头笑笑：“你们就跟着走，脚钱我会照付的。” 周恩来被安排在牯岭镇长冲河东路94号仙岩饭店。这个住处在南昌起义前，李立三、邓中夏、张太雷与苏联顾问鲍罗廷等人都住过。周恩来在这个房间走动了一遭，想起10年前的八一南昌起义，心里不免百感交集。不久，张冲从蒋介石那里回来，告诉周恩来：“委员长要接待来庐山的许多要员，要你稍等几天。”周恩来对蒋介石的怠慢，只在齿间咬了咬，没有多说。 6月8日晚上，周恩来由张冲和戴笠陪同，来到蒋介石下榻的12号别墅。周恩来先提交中共中央提出的《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接着向蒋介石申述来此以前所准备的各项意见。 蒋介石这次给谈判设下许多新的障碍。本来是他提出要中国共产党先商量提出一个合作的纲领来，这次他却完全撇开周恩来带来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另外提出一个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的主张来。这个同盟会由国共双方同等数量的人员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两党一切对外行动及宣传，统由同盟会讨论决定，然后执行。同盟会如进行顺利，将来视情况许可扩大为国共两党合组之党。这个办法，显然是要在“国民革命同盟会”的名义下，从组织上把共产党融化在国民党内。 对国共合作中急需解决的具体问题，蒋介石也态度一变，推倒在杭州时的许多承诺。他提出红军改编，由中共发表声明，政府即发表3个师的番号，共12个团，45000人。3个师之上仍只设政治训练处，政府委派参谋长、政工人员及辅佐。蒋介石公然提出要毛泽东、朱德出洋，南方游击队由中共派人联络，经调查后实行编遣，但是首领须离开。 对陕甘宁边区主席，蒋介石认为应由政府委派，中共推荐，副的由中共自己推举。政府释放在狱中的政治犯。中共可派240人参加国民大会，但不能以中共名义。召开国防会议时，可容中共干部参加。 周恩来对蒋介石态度的变化，早有思想准备。当即表示：有关国民革命同盟会的组织，事关重大，必须请示中共中央后定；有关红军指挥机关和边区人事安排等问题，不能同意；并严词驳斥要朱德、毛泽东“出洋”的安排。双方争执很久，以后经宋子文、宋美龄、张冲往返磋商，问题仍无法解决。 6月15日，周恩来又同蒋介石进行了会谈。由于蒋介石坚持己见，周恩来也不让步，谈判进入了僵持状态。 6月18日，周恩来回到延安。毛泽东的窑洞里又是烟雾腾腾，中央中央书记处在这里开会讨论。为了推进统一战线的建立，打破谈判的僵局，及早实现两党合作，中共决定再做让步。首先，在两党合作形式上，同意组织国民革命同盟会，但是先确定共同纲领，这是两党合作的政治基础。组织上，同意蒋介石依据共同纲领有最后之决定权。对于目前具体问题，拟于7月份发表宣言，指定周恩来起草；如蒋同意设立总的军事指挥部，红军待其名义发表后改编，退一步可以用政治机关名义指挥部队，但必须有等于指挥机关的组织和职能，争取朱德为政治机关的主任，否则即于8月1日自行宣布改编。力争朱德为红军改编后的指挥人，原则上毛泽东不拒绝出外做事，但非至适当时机不去。 期间，毛泽东拿出一顶刚刚得到的国民革命军的军帽，戴在头上试了试，说笑起来：“我看蒋介石是一定要我们戴他做好的帽子，我们就不妨戴一戴吧。反正腿还在我们身上，不行就走嘛！”话毕，大家哄堂大笑。 6月26日，南京方面电邀周恩来再上庐山，继续谈判。7月初，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的草案。7月4日，他偕同博古、林伯渠到西安。7日，到达上海。 就在他们到达上海的当天晚间，震惊世界的卢沟桥事变发生了。 延安的反应是迅速的。7月8日，中国共产党通电全国，大声疾呼：“平津危急！华北危急！中华民族危急！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生路！”号召全国同胞、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驱逐日寇出中国，为保卫国土流最后一滴血。 7月11日，驻在陕西省泾阳县云阳镇的红军前敌总指挥部电请中共中央先派先遣师东开河北，援助驻守在平津一带的二十九军抗战。13日，毛泽东、朱德召开延安市共产党员和各机关工作人员紧急会议，号召准备“随时出动到抗战前线”去。 在上海期间，周恩来同博古、林伯渠在上海会见为中共中央担任联络工作的潘汉年和准备担任江苏省委书记的刘晓。周恩来对他们说：“要注意局势的变化。日本帝国主义的全面侵略和我国的全面抗战势在必行，不可避免。”并强调：“不管形势怎么变化，统战工作要大力开展，群众工作要稳扎稳打，党要隐蔽。要从长远打算，不能只看一时现象。” 7月中旬，周恩来和博古、林伯渠前往庐山，随即向蒋介石递交了《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蒋介石对中共送来的宣言不感兴趣，动手改了两句，又扣住不发。将革命同盟会一事搁置不提，纲领的问题也无从谈起。 14日，中共中央向南京国民党政府表示：“愿在蒋指挥下努力抗敌，红军主力准备随时出动抗日，已令各军10天内准备完毕，待令出动，同意担任平绥线国防。” 15日，周恩来致函蒋介石，要求尽早公布宣言，指出：“现在华北炮火正浓，国内问题更应迅速解决，其最急者为苏区改制与红军改编之具体实施。”而张冲所转达的条件同6月庐山谈判所谈变化极大，告诉周恩来：要求红军改编后各师直属行营，政治机关只管联络，无权指挥。周恩来不能不在第二天写信给蒋介石指出：“此与来（周恩来自称）上次在庐所面聆及归陕向党中诸同志所面告者出入甚大，不仅事难做通，且使来一再失信于党中同志，恐碍此后各事之进行。” 17日，蒋介石、汪精卫在庐山召开座谈会，却不准周恩来出席，旨在表示中共不合法。 座谈会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才见到迟迟露面的蒋介石，并与他及国民党谈判代表邵力子、张冲举行两党会谈。谈判中，发生了激烈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红军改编的指挥和人事问题。 同一天，洛甫、毛泽东致电在庐山的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提出：“为大局计，可承认平时指挥人事等之政治处制度，请要求设正副主任，朱正彭副。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以资统率。” 18日，周恩来将急需确定的具体问题写成12条，其中包括洛甫、毛泽东的上述意见，通过宋美龄交给蒋介石，但蒋介石仍坚持红军在改编后不设统一的军事指挥机关，3个师的管理直属行营；3个师的参谋长由南京派遣；政治主任只能转达人事、指挥，可以周恩来为主任、毛泽东为副主任。周恩来当即严正表示：蒋对红军改编后指挥与人事的意见，我党决不能接受。 由于谈判已陷于僵局，周恩来等随即离开庐山，飞往上海。洛甫、毛泽东在20日致电周恩来、博古、林伯渠：“日军进攻之形势已成，抗战有实现之可能……我们决采取蒋不让步、不再与谈之方针。”次日，周恩来等电告朱德、彭德怀等红军将领，建议不管形势如何变化，须“立即自行改编3个方面军、6个单位的统一组织，每个方面军编足15000人，独立军、师都编入，加强干部，使各方面军都能独立工作”。 27日，蒋鼎文向周恩来转告蒋介石的话：红军迅速改编，出动抗日。28日，周恩来一行返回延安，与中共中央书记处商议红军改编出动抗日事宜，决定主力红军集中在三原迅速改编，3个师以上设总指挥部，朱德为总指挥，彭德怀为副总指挥。 这时，蒋介石由庐山返回南京。28日至30日，北平、天津相继失陷。蒋介石再也坐不住了，于31日发表了《告抗战全体将士书》。 8月1日，蒋介石密邀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去南京共商国防问题。密电的消息在中共高层不胫而走，延安这山坳里悄悄传递着兴奋。从国共合作到国共破裂，已有10余个年头。长达10年的千里追杀、重兵“围剿”，甚至悬赏几十万大洋捉拿的“朱毛”和周恩来，现在又要成为蒋介石的座上宾，怎能叫人不高兴？ 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正式形成 蒋介石调转枪口，一致对外，联合中共和全国民众抗日，这不能不说是中华民族的幸事。这既是中共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巨大成果，同时也显示了北方山坳里的一群精英的政治气度。但在中央考虑派代表赴南京的具体事宜时，也不能不有所警惕。 毕竟中共与国民党存在着一层隔阂，毕竟“朱毛”与蒋介石是10年的“宿敌”，毕竟还有一个对蒋介石个人品行信誉的了解。前不久，西安事变的发起人张学良送蒋返回南京，反被蒋介石扣押软禁。对此，大家记忆犹新。 “毛主席和朱总司令可以不去，我同剑英同志代行。”周恩来说。听后，朱德说：“毛主席不能去。你不仅是军事领导人，更重要的是党的领导。蒋介石要研究的是国防问题，是一个军事会议，我不能不去。这叫‘兵对兵将对将’！”朱德用平静的目光征询大家。他一方面是稳住毛泽东不要一时性急，一方面也为自己去寻找理由。 周恩来手拿电报，稍思片刻，强调说：“按电报上点名的3个人一同去的确不合适，我看，是开国防会议，还是我同朱总司令、剑英去为好。”于是就这样确定下来，朱德为争得此行，心里十分高兴。 8月6日，周恩来和朱德从云阳乘汽车到西安。 抵达西安后，会同已在西安的叶剑英在9日同机飞抵南京。一下飞机，周恩来一行就感觉南京机场戒备森严，很快被车辆接走。 8月11日，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等步入蒋介石侍从室时，蒋介石缓步走过来，一一问好，伸出手与朱德相握时说：“玉阶先生，多年不见了，国难当头，热烈欢迎你参与这次军政会议，共商抗日大计。”朱德谦逊有礼地答道：“好喽，谢谢委员长！” 当日，周恩来一行出席了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军政会议。尽管这次会议是秘密的，但中共高层代表的到会还是受到与会人员的注意。这是中共代表第一次参加国民党的正式重大会议，也是共产党第一次在国民党首府取得公开活动的合法地位。 会前，周恩来一行见到了冯玉祥、白崇禧、刘湘、龙云等地方实力派将领。周恩来一行抓住这难得的机会宣传中共主张。 周恩来在南京国防会议上发言时，指出：“当前战争中，必须培养出可以独立持久的能力。在正面防御上，不可以停顿于一线及数线的阵地，而应当由阵地战转为平原与山地的扩大运动战。另一方面，则要采取游击战。” 在会上，朱德操着浓重的四川口音，系统地论述了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接着，他陈述了中共的主张：“在抗战中应该加强政治工作，发动民众甚为重要，在战区应由下而上及由上而下地把民众组织起来。游击战是抗战中的重要因素。游击队在敌后积极活动，敌人就不得不派兵守卫其后方，这就牵制了它的大量兵力……” 周恩来和朱德的发言引起很大反响。不仅使各方面人士进一步了解了中国共产党，而且对国民党政府制定全国抗战战略方针产生了积极影响。 会谈中，蒋介石一面侈谈“只有牺牲到底，无丝毫侥幸求免之理”，一面通过德国驻华大使和日本密谈，在和共产党谈判中，他仍提出向红军派参谋长、政治部副主任。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