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4/1）艰难曲折的国共和谈 1937年2月9日，顾祝同到达西安。当天，周恩来即与顾祝同会面。顾祝同告知，蒋介石原定10日与周恩来的杭州谈判推迟了，要他先和周恩来谈判。这样，以顾祝同、张冲、贺衷寒为一方的国民党代表和以周恩来、叶剑英、潘汉年这一方的共产党代表开始了正式谈判。 这次谈判适逢国民党正准备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为了推动国民党向抗日的立场转变，中共中央于2月10日致电国民党三中全会，提出了著名的五项要求和四项保证。 西安谈判一开始，双方就直接进入实质问题的谈判。周恩来以中共中央致国民党三中全会的电报精神为依据，陈述了中国共产党对一系列重大问题的基本意见。双方就中共在适当时刻公开、苏区政府改为中华民国特区政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扩大民主、分期释放在狱的共产党员等问题达成了初步的协议。 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西安谈判暂停下。在三中全会上，国民党内就抗日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会议通过了《根绝赤祸案》，决定“彻底取消其所谓红军以及其他假借名目之武力”，“彻底取消所谓苏维埃政府及其他一切破坏统一之组织”，停止“赤化宣传”，停止其阶级斗争等。这些话表面上是老调重弹，但正如周恩来后来在中共七大会议上所言：“这个东西是双关的，因为红军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红军，但红军还存在；苏区改了名称，也可以说是取消苏区，但苏区还存在，所谓停止阶级斗争，停止赤化宣传，就是不许我们在国民党统治区有政治活动。”这些表明，国民党的政策已开始向着抗日的方向转变。 2月26日和27日，周恩来同参加国民党三中全会后回到西安的张冲继续会谈，谈判的焦点集中在红军改编上。 周恩来提出红军改编后人数至少六七万，共6个师，每师3个团。张冲坚持红军最多只能编4个师共4万人。周恩来表示不能接受。张冲坦率承认，蒋介石、顾祝同并非轻视红军，而是怕红军迅速壮大。两天会谈没有结果。 经过3月1日和2日的反复磋商，双方既有坚持也有让步，意见逐渐接近。3月8日，双方认为意见大体一致，决定为1个月来的谈判做一总结，由周恩来写成条文，以便电告蒋介石做最后决定。这便是史学界所称的“三八协议”，国共第一次谈判取得的成果。 不料，两天后，国民党方面又横生枝节，就红军的编制和领导权问题向中共代表团发难。3月11日，贺衷寒突然提出一个修改方案，对“三八协议”做了重大改动。如红军改编后只能有3个师，每个师只能有1万人，要服从南京中央一切命令，政训人员、辅佐由南京派遣等等。其实质就是要裁减红军，改变共产党对红军的独立领导。 周恩来坚决拒绝这种无理的条件，并向中央建议，关于民主政治与红军独立领导问题，不是与顾祝同、贺衷寒可以解决得了的。中共中央完全同意周恩来的意见。 3月12日晚，周恩来紧急约见张冲，指出贺衷寒横生枝节，一切都有根本动摇的可能。要他以原提条文电告蒋介石，否则只有请张冲回南京见蒋。同时，周恩来表示：“我党只是不承认贺案，对于两党团结救国和拥护蒋委员长的根本方针，并不因贺案而动摇。”且强调所发生的争执问题是根本性的问题，在西安已无法再谈，只能到南京同蒋介石直接谈判解决。 3月15日，张冲面见周恩来，说明贺案作废，改以“三八协议”作为谈判基础。周恩来再次强调要迅速面见蒋介石谈判。 3月下旬的杭州，空气清新，艳桃李浓，花云如织。脱去钢架背心的蒋介石浑身轻松。这时，周恩来在潘汉年陪同下到达杭州，直接和蒋介石会谈。 问候之后，周恩来直奔主题：“中共为国家民族利益计，才谋求同蒋先生和国民党合作，但不能接受所谓‘改编’、‘投诚’之类的用语。”蒋介石嘴边挂着难以捉摸的微笑：“我承认中共有民族意识、革命精神，是新生力量，几个月的和平运动影响很好。由于国共分家，致使10年来革命失败，造成军阀割据和帝国主义者占领中国的局面，我们都应反省过去的错误。你们不必说同国民党合作，只是同我个人合作之间的事。希望中共这次改变政策后，与我永久合作，即使我死后，也不要分裂，免得因内乱造成英、日联合瓜分中国。因此，要商量一个永久合作的办法。” 周恩来顺势将中共的几点具体要求陈述出来：“一、陕甘宁边区须成为整个行政区，不能分割；二、红军改编后的人数须达4万余人；三、3个师以上必须设总部；四、副佐及政训人员不能派遣；五、红军学校必须办完本期；六、红军防地须增加……” 蒋介石变得少有的宽容，立即表示：“这些都是小节，容易解决。中共在几个月后可以参加国民大会、国防会议；行政区可以是整个的，但须由中共推荐一个南京方面的人来做正的，以应付各方，副的以下均归中共，并由中共自己干，我不来干涉。军队人数不同中共争，总的司令部可以设，我决不来破坏红军部队，只是联络而已。粮食接济定额设法解决；即使永久合作的办法尚未肯定，我也决不再打。” 蒋介石这次的表示确实很爽快，但周恩来对蒋介石有着多年的了解，一下就看透了他“将欲取之，必先予之”的谋略。蒋介石的意图是承认他为领袖，其他具体问题自可放松一些。 3月30日，周恩来携带同蒋介石联系所用的密码飞抵西安。4月初，返回延安。中央对杭州谈判很满意，决定由周恩来起草民族统一战线纲领，并具体研究两党合作的形式。 4月7日和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次召开会议，认真研究民族统一战线纲领问题。在讨论时，周恩来说：整个统一战线的原则，第一，要有共同的纲领。第二，要有联合的组织，才能行动。第三，在承认我们纲领的条件下，可以承认蒋为领袖。周恩来又强调，要坚持3个原则：第一是组织的独立性，无论如何不能混合；第二是国际性，不能断绝同国际的关系；第三是阶级性，是代表无产阶级的。这些原则必须在统一战线中得到承认。联合组织的名称，周恩来认为最好用民族统一联盟。 4月25日早饭后，一辆敞篷卡车从延安南门外红军总供给部大院开出，驶上了依山筑成的黄土公路，向西安方向驶去。 这是一辆军用卡车。在卡车的驾驶室里，坐着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车厢里坐着的是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副参谋长张云逸，周恩来的随从副官、延安卫戍司令部参谋长陈友才，机要译电员曾洪才，记者吴涛和4名警卫员。除此而外，就是担任这次护送任务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西北保卫局特务队副队长陈国桥，以及陈国桥率领的一个班的红军战士。还有与他们同行的，原陕北红军独立师政治部主任、时任中央军委一局参谋孔石泉。一行共25人。 周恩来这次离延安出行，是作为中共中央的代表同国民党的代表就国共合作、联合抗日等问题进一步举行会谈。卡车在山间公路上疾驰着，车后扬起一股灰黄的烟尘。坐在车厢里的干部、战士，说说笑笑都很兴奋。他们当中大多数都爬过雪山，走过草地，行军、打仗全靠两条腿，坐汽车长途行军这还是头一次，特别是去西安这样全国屈指可数的大城市，自然兴奋异常。 在干部、战士们的说笑中，卡车过了三十里铺，进入了劳山。路弯弯拐拐，颠颠簸簸，黄土弥天，卡车更加难开。 慢慢地，卡车驶上了劳山北麓的坡路。“砰！”突然传来一声像是枪又像是鞭炮的声响——原来遭到当地土匪伏击，一二百个土匪从正前方公路上挖的工事里，从后面的小山包和左边的树林中同时冲击，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密集的子弹射来，有些随从人员在车上就牺牲了。周恩来不等汽车停住，立刻喊道：快下来，散开，还击！他跳下车来，一面还击，一面指挥人员向右边的密林深处转移。在激烈的战斗中，陈友才、陈国桥等11人牺牲。 匪徒们一窝蜂似的冲向卡车，搜检财物。谁知车上既无银元，也无烟土，更无其他值钱的东西，只有两只上了锁的铁皮箱子。一个拿鬼头刀的匪徒，则对周恩来丢下的那条花毛毯乱砍乱剁。匪徒开始对牺牲的战士一个个搜检，当他们搜到陈友才时，不由一震。他们见他相貌堂堂，兜里又装着一张周恩来的名片，以为他就是周恩来，顿时慌了手脚，便抬上那两只铁皮箱子，仓皇而逃。其实，这名片是陈友才为了在西安联络工作方便，带在身上的。他们原以为箱子里会有金银财宝和烟土，结果抬到十几里以外的一个山坳里，打开一看傻眼了，里面全是中外文书籍和文件。狗咬尿泡，空欢喜一场。 当附近的红军闻声赶来时，周恩来、张云逸等已突围脱险。 当时，周恩来一行遭到伏击的消息传到延安后，延安上上下下都很震惊。毛泽东手里夹根纸烟，也不吸，只是不停地走来走去，显得焦躁不安，急切地期待着周恩来安全归来。 周恩来等脱险归来，从三十里铺骑马还未到延安南门，就远远地看到南门外广场上聚集了很多人，冲他们来的方向翘望。显然，在期望他能安全归来。临近广场，周恩来翻身下马，向大家挥手致意。大家立刻报以热烈的掌声，经久不息。在掌声中，人们自动闪出一条通路，毛泽东大步迎上来，伸开双臂，周恩来也紧走几步迎上去，两双巨手紧紧握在一起，两双眼睛深情地对望着…… 延安周围的土匪，在剿匪部队大力进剿下，很快就被肃清了。袭击周恩来一行卡车的作恶多端的土匪头子李清伍，也没有逃脱人民的惩罚。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