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3/3）西安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东北军。东北军是一个以张学良为惟一领袖的军事集团，多年以来一直以张学良个人为中心来维系内部的团结，虽有不同派别，但都能服从张学良。除了张学良以外，没有任何人能代替他指挥并控制全军。这时，东北军实际上已是群龙无首，所谓元老派、少壮派的矛盾日益表面化。 西安方面的困难，南京了如指掌。蒋介石加紧对西安的军事压力和政治分化。1月13日，蒋介石派人到西安，他提出两个方案：一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和十六路军撤至陕西西部和甘肃一带，红军仍返陕北，陕西省政府主席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甲案。二是中央军进驻西安，东北军移驻安徽和淮河流域，十七路军移驻甘肃，红军仍返陕北，安徽省主席可委东北军的人充任，甘肃省主席可委十七路军的人充任。即所谓乙案。不论哪个方案，对西安都是不利的。权衡之后，接受甲案东北军、十七路军和红军仍靠拢在一起，“三位一体”不致解体；接受乙案，东北军可移驻较富庶的地区，但“三位一体”自然解体。蒋介石写信给杨虎城，劝他接受甲案。而何应钦又给王以哲、何柱国写信，要他们接受乙案。十七路军主张接受甲案，东北军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接受甲案。暗中却想接受乙案。东北军少壮派则主张先救张学良，其他一概不谈，这样使得西安的内部矛盾更为尖锐。 对于友军的内部问题，共产党不便干预，只能给予建议。1月15日，杨虎城向周恩来表示：如果真的打起来，他没有把握取得胜利。周恩来根据中共中央和平解决的方针，分析当前的局势，向杨虎城提出3点建议：一、为求得和平解决，须先由杨、于通电就职；二、由他们派人去奉化见蒋介石，对乙案坚决拒绝，对甲案可基本接受，但中央军须全部退出甘肃，在西安得留东北军和十六路军各一部，东北军可伸至咸阳；三、主要是军事上3单位靠拢，政治上利用国民党即将召开的三中全会来解决问题。 张学良迟迟不能回来，东北军少壮派加紧活动。他们大都是团营级军官，掌握实权，对张学良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蒋介石更加痛恨，于是发动签名运动，要求营救张学良，即使与中央军开战也在所不惜。他们不满元老派的和平主张，甚至以为他们是要取张学良而代之，十分气愤。主和的人竟至不敢公开讲话。杨虎城对打仗没有把握，但担心蒋介石报复，也希望张学良回来，因而倾向于少壮派。一时主战的少壮派占了上风。 这时周恩来觉得战端一开，有违西安事变的初衷，也不利于争取张学良回来。面临这种复杂形势，他抓住矛盾的主要方面，着重做少壮派的工作。1月27日晚上，周恩来邀请少壮派的主要人物应德田、孙铭九、苗剑秋等人到代表团驻地张公馆东楼会客厅谈话。从客厅里不断传来慷慨激昂的声音，原来少壮派坚持要张学良回来才能撤兵。周恩来耐心地进行说服：“我们了解东北军的特殊性和副司令在东北军中的重要性，我们极愿把副司令营救出来，但是现在我们要坚持要求放回副司令，蒋介石一定不放回，相持之下，很容易发生战争，这对副司令回来的问题更没有好处。”并充满感情地说：“共产党与蒋介石的血海深仇，我们永远不会忘记。共产党与东北军和张副司令的血肉关系，我们也永远不会忘怀。凡对副司令有好处的事，我们一定尽力而为。但现在坚持要求副司令回来，不见得对他有好处。” 这些话仍没有说服少壮派。苗剑秋一边大哭，一边说：“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你们红军开到关中干什么？是否你们看着我们让蒋介石消灭？你们不帮助我们打仗，咱们就先破裂。”孙铭九也痛哭流涕地向周恩来请求红军出兵，这样一直闹到下半夜。为了摆脱这个僵局，周恩来只好说：“这个问题很重要，容我们明天好好商量一下再答复你们。” 1月30日，周恩来、博古、叶剑英乘汽车到三原云阳镇红军前敌司令部开会，张闻天、彭德怀、任弼时、杨尚昆、左权都参加了会议。会议做出决定：只要东北军、十七路军两方面意见一致，红军可以暂时保留自己的意见支持他们的主张，和他们一起打，在打的过程中仍同南京谈判和平。当晚，周恩来、叶剑英赶回西安，将这个决定告诉杨虎城和少壮派，并对他们说：“只要你们团结一致，意见一致，我们绝不会对不起张先生，对不起你们两位朋友，包括打仗在内，我们一定全力支持你们。” 2月1日晚上，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5个人分别代表红军、第十七路军、东北军在王以哲家中开最高军事会议，共商行动计划。会上，于学忠、王以哲、何柱国主张和平解决，杨虎城同意并问周恩来的意见。周恩来说：“我们原来是坚决主张和平解决的，以后你们两方面有许多人坚决主战，为了团结，只要你们双方一致主和，我们当然是赞同的。”他又提出请双方注意内部的团结，防止少数人进行分裂活动。 少壮派原来以为这次会议会做出打仗的决定，会议的结果大出他们的意料之外，他们甚为气愤，认为王以哲、何柱国在会议上没有反映主战派的要求，“出卖张副司令”，“出卖东北军”，表示要“拼一死战”，“要除奸”。 当晚，应德田、孙铭九、何镜华等主战军官就酝酿杀王以哲、何柱国的事。 次日一早，孙铭九派卫队营连长于文俊带20个卫士闯入王以哲住宅。于文俊手持驳壳枪，进入卧室，对王以哲说：“军长，对不起你了。”随即连发9枪，王以哲就倒在血泊之中。有所风闻的何柱国由于躲在杨虎城处，才没有被害。 周恩来知道王以哲被杀的消息后，异常气愤，立即要李克农和刘鼎追查是什么人干的。孙铭九得知周恩来十分愤怒时，就去张公馆东楼向周恩来承认错误，并跪下请罪。周恩来要孙铭九站起来后，很严肃地责问：“你们要干什么？你们以为这样就能救张副司令回来吗？不，这恰恰是害了张副司令，你们破坏了团结，分裂了东北军，正在做蒋介石想做而做不到的事情。你们是在犯罪。”接着，周恩来进一步开导他认识错误，要他回去找应德田等商量怎样处理善后。 这时，西安城内充满着恐怖气氛，谣言蜂起。有的甚至恶意挑拨说：少壮派是受共产党的指使行动的，共产党有一张黑名单，要杀一批军长、师长，打出红旗。但周恩来依然那样沉着。他完全置个人安危于度外，立刻带李克农、刘鼎赶往王以哲家里。这时离王以哲被害只有一个小时，家中乱成一团。周恩来安慰家属，迅速帮助搭起灵堂，料理后事。消息传出后，使东北军高级将领深受感动。 从王以哲家出来，周恩来立即到新城杨虎城办公楼商议，杨虎城派他的代表李志刚到潼关继续同蒋介石的代表顾祝同等谈判。周恩来回到张公馆后，立即起草电报向中央报告今天发生的事情和处理经过，晚上，中央回电同意继续进行谈判，用一切办法制止东北军内部互相残杀。中央对代表团的安全十分关心，叮嘱要提高警惕，防止意外，并说已电告云阳前总，情况紧急必要时，派部队到西安保护。 王以哲在东北军是有威望的高级将领，他被杀的消息传到前方，激起了东北军广大官兵的愤慨。2月3日早晨，东北军前线部队调转枪口，撤出渭南防线，渡过河开到高陵。刘多荃的部队开回临潼，声言要开回西安为王以哲报仇。中央军开进渭南，逼近西安。周恩来当即派中共东北军工委书记刘澜波到渭南，向前方将领说明中共对事件的态度，表示中共坚决反对杀害王以哲的错误行为。少壮派原以为杀了王以哲等主和派，就可以和中央军决战，救回张学良，哪知道事与愿违，出现了这种局面，少壮派和许多主战的人都惊慌失措，气焰也顿时消失。 周恩来和杨虎城、于学忠等商议，认为少壮派的严重错误可能导致内部分裂，必须严肃对待。但他们在西安事变中是有功绩的，杀王以哲的动机是为了拯救张学良，不能随便处置他们，他不避袒护少壮派的嫌疑，毅然决定，派刘鼎把应德田、孙铭九和苗剑秋3人送到云阳红军总部，以免东北军内部大规模的自相残杀。 东线的东北军刘多荃师自动撤退，使中央军得以进驻渭南。刘多荃和缪澂流等高级军官在高陵召开高级军事会议，拒绝接受中共代表团接受甲案、东北军仍留西北与红军靠拢的建议，宣布接受乙案，离开西北东调河南、安徽。接着，东北军骑十师师长檀自新、一○六师师长沈克联名通电投蒋介石。至此，“三位一体”的大势已去，南京又对西安方面施加强大压力，使杨虎城、于学忠不得不通知潼关谈判的代表，按照乙案达成协议。2月5日，杨虎城、于学忠发表和平宣言。2月6日，十七路军在西安的部队离开西安撤到三原。 2月8日，中央军宋希濂师和平开入西安。2月9日，南京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西安行营主任兼第一集团军总司令顾祝同到达西安。国民党特务人员在西安大肆活动，竟在大街上张贴标语，鼓吹“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攻击西安事变。周恩来毅然去见顾祝同，严词质问：“这些标语是谁贴的？想干什么？”逼使顾祝同不得不把政训处长贺衷寒找来，当面“申斥”，要他们立即把满街的反动标语全部洗刷干净。 同日，周恩来和中共代表团工作人员由张公馆东楼搬到七贤庄1号，成立红军联络处，对外称“第十七路军通讯训练班”。 在周恩来的敦促下，南京政府派往西安谈判代表张冲于同天飞抵，中共派到南京谈判的代表潘汉年也同机抵达西安。他们的到来，预示着和平解决西安事变迈向了更深一层的领域，国共两党就此开始能够坐下来对等谈判。这时，周恩来又开始担负起国共两党正式谈判的艰巨使命。 对于周恩来的良苦用心，张学良铭记在心。同年2月17日，张学良在溪口要求前去晋见的东北军骑兵军军长何柱国，要其转告部下：“我为国家牺牲一切，交了一个朋友，希望各袍泽今后维护此一友谊。”这个朋友就是中共和红军，其代表人物则是周恩来。他还背着看守，给周恩来写了一封亲笔密信，要何柱国秘密带出去，交给周恩来： 张学良在信中除对周恩来和红军予以赞扬，还表明其“一本初衷”的磊落态度：凡有利于国者，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和安危。他在溪口幽禁时接见何柱国等人，慨然表示：个人的自由与生死是小事，只要蒋介石能够实现诺言的重要部分，枪口一齐对外，就是自己死了，也会含笑于九泉。他还在给杨虎城、于学忠等西北、东北军首领的信电中，一再强调关于其“个人出处问题，在陕局未解决前是不便谈起，断不可以为解决当前问题之焦点”，如“仍以良之问题为先决条件，则爱我即以害我，不但害我，且害我团体，害我国家矣”。 在张学良被囚禁的漫长岁月里，无论风云怎样变幻，周恩来始终认为张学良是“千古功臣”，对其安危始终萦记于怀，一有机会便呼吁释放张学良。 汉卿先生： 自兄伴送蒋先生入京后，此间一切安然，静候蒋先生实践诺言，由兄归来主持大计。及撤兵令下，特赦呈文发表，愈足使大家认识蒋先生信义和宽宏。乃事未及周，蒋先生休假归里，中央大军竟重复压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惶惑愤懑不可终日。尤以整理西北部令，直视西北如无物。杨先生虽力持慎重。查一般将士之义愤填胸，兼之以中央军着着进逼，战机危迫已在眼前。弟居此仍本蒋先生及兄在此时所谈之对内和平、对外抗战的一贯方针，尽力调处。只要中央军不向此间部队进攻，红军决不参加作战。若进入潼关之中央军必欲逼此间部队，为自卫而战，则红军义难坐视。时机危迫，兄虽处不自由之地，然一系西北安危，请即商量蒋先生乃依前令尽撤入陕甘之兵，立保兄回西北主持大计，则和平可坚，内战可弭，一切人事组织都好商量。弟纵处客位，亦当尽力之所及，为赞助蒋先生完成抗日统一大计，而首先赞助兄及杨先生完成西北和平伟业也。至一切西北赤化谎言，蒋先生及兄均知之，必能辨其诬。弟敢保证，凡弟为蒋先生及有关诸先生言者，我方均绝对实践。只有蒋先生依预定方针逐步实现和平统一，团结御侮大业可立就也。非者，任令大兵进逼，挑起内战， 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此事之至痛者，徒供日寇及少数亲日分子所称快。吾望蒋先生及兄有以制止挽救之也。临颖神驰，伫候明教，并希为力国珍摄万岁！ 周恩来 10号 恩来兄： 柱国兄来谈，悉兄一本初衷，以大无畏精神绥此危局，犹对东北同人十分维护，弟闻之甚感。红军同人种种举措，使人更加钦佩。 弟目下（闲）居读书，一切甚得，请勿远念。凡有利于国者，弟一本初衷，决不顾及个人利害。如有密便，盼有教我。并请代为向诸同人致敬意。 此颂延安 弟良 二月十七日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