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大智大勇（13/2）23日，周恩来和张学良、杨虎城开始与全权代表蒋介石的宋氏兄妹在张公馆西楼二层谈判。谈话一开始，周恩来提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6项主张：一、停战，撤兵至潼关外。二、改组南京政府，排逐亲日派，加入抗日分子。三、释放政治犯，保障民主权利。四、停止剿共，联合红军抗日，共产党公开活动（红军保存独立组织领导。在召开民主国会前，苏区仍旧，名称可冠抗日或救国）。五、召开各党各派各界各军救国会议。六、与同情抗日国家合作。 宋子文借口中日武力相差太悬殊，不能马上抗日，只能做抗日准备工作，并且提出红军必须改编为国军，必须听从国民党指挥，方可停止内战，停止“剿共”。周恩来既坚持原则性，又讲究灵活性，从大局出发，做了光明磊落而又赤诚感人的让步，以换取“停止内战，一致对外”。他表示，如果蒋介石接受并保证实行中共提出的6条，那么“中共红军赞助他统一中国，一致抗日”。同时严肃指出，蒋介石违背孙中山遗嘱，打了10年内战，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值此民族危亡之际，不抗日无以图存，不团结无以救国，坚持内战无非自速灭亡。能识大局，立即实行抗日，实行民主政治，我党既往不咎，张杨二将军也会放蒋先生回去，如若坚持内战，则将成为千古罪人。宋氏兄妹救蒋心切，蒋介石本人更是归心似箭，况且英美老板一味督促和解，所以他们也不敢节外生枝。 经过两天谈判，终于以周恩来提出的6项主张为基础，达成6项协议：“一、改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容纳抗日分子；二、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保证人民的自由权利；三、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四、召开各党派救国会议；五、联俄，并与英、美、法联络；六、蒋介石回京后，通电自责，辞去行政院长职务，西北军仍由张、杨负责。” 24日晚，张学良去见蒋介石，说周恩来先生来了。蒋介石一惊，立即摇手：“不见不见！”张学良莞尔一笑：“还是见一见吧。你们是老交情，我们近年新交。” 蒋介石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焦躁不安。还没等他再次拒绝，周恩来已在宋氏兄妹陪同下走进屋来。他一见到周恩来大义凛然出现在面前时，显得窘迫不安。蒋介石想扶床坐起来，可摔伤的腰不给劲，只好半靠着，招呼周恩来入座。 周恩来神态从容地与蒋介石握手，望着老对手那衰老憔悴的脸容，周恩来心平气和地说：“蒋先生，我们10年没有见面了，你显得比以前苍老些。”蒋介石下意识地摸摸自己秃顶的头，无奈叹气道：“是呀，我是老态龙钟，而你还是满头黑发，不减当年。我能不老吗？你看……你看这些事情。”他竟一时不知从何说起。 随即，蒋介石又装腔作势说：“恩来，你是我的部下，你应该听我的话。”周恩来威严地说 ：“蒋先生，你违背孙中山先生的遗教，10年来因内战牺牲了千百万革命者，我这颗脑袋也是从你的刀下滚过来的，你就曾一再追加悬赏金来买它的。”他有意停顿一下，见蒋介石显得十分尴尬和狼狈，就放缓语气，给对方留点面子，接着又说，“这些，现在都不去说它了。只要蒋先生能够改变‘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不但我个人可以听蒋先生的话，就是我们红军也可以听从蒋先生的指挥。” 蒋介石见周恩来不咎既往，又松了口气，他瞟了周恩来一眼，装出几乎要落泪的样子，说：“我后悔了，杀人太多了。” 站在蒋介石旁边的宋美龄赶紧打个圆场：“周先生说过去的事不提了。以后，再不要‘剿共’了。” 周恩来接过宋美龄递过来的茶杯，喝了口茶，向蒋介石诚恳地说：“我们党一贯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主张各党派无论过去有什么旧怨宿仇或不同政见，都应该捐弃前嫌，组成抗日统一战线，共赴国难。我这次来西安，不是来算旧账，而是来商谈今后的救国大计的。” 宋氏兄妹又一次对周恩来表示感激。宋美龄还重复周恩来的话，俯身对着蒋介石说：“周先生是来同您商谈救国大计的，您听清了没有？”然后又不失体面地站起来说，“你们本是同校故交，今日会面，要互相见谅。此次委员长在西安出事，多亏周恩来千里迢迢前来斡旋，实在感激得很啊！” 张学良看到屋内气氛有所松动，也趁机对蒋介石说：“只要委员长同意抗日，我们仍拥护委员长做领袖。” 在轻松的气氛中，周恩来主动和蒋介石拉起家常：“蒋先生，好些年没见过经国了吧？如果想见，我们可以设法向斯大林交涉，将滞留在苏联的经国接回来，让你们父子团聚。” 原来在会见蒋介石前，周恩来从张学良那里看见过蒋介石刚被捉时写给宋美龄遗嘱式的电报底稿，要她“善视经国、纬国两儿。有如己出，以慰余灵。”据此，周恩来看出蒋介石身陷囹圄之后，对妻儿老小极为挂念，于是提出个人设想。 蒋介石一听周恩来主动提出使他们父子团聚，不由得鼻子发酸，又感激又羞愧。这时周恩来又谈到今天刚达成的谈判结果时，蒋介石又沉默了片刻，表示完全同意，他说：“恩来，我们再也不要打内战了。我回南京后，你可直接到南京找我谈。” 周恩来见蒋介石表现出疲劳困顿的样子，便起身告辞：“蒋先生休息吧，我们今后还有机会再谈。”蒋介石连声说：“好！好！” 自谈判条件大体商定后，宋氏兄妹就要求张学良早点放蒋走，并提出最好在圣诞节回京，取个吉利。可是东北军、西北军的广大将士都认为“不签字就放蒋是没有保证的”。有人慷慨激昂地说：“西安事变是大家提着脑袋干的，不是张、杨两人的事，现在蒋介石还在我们手里，不在协议上签字，干脆就干掉他。” 25日就是圣诞节了，这天早上，宋子文收到东北军和西北军高级将领和幕僚鲍文樾、马占山、米春霖、杜斌丞等人一封联名信，提出放蒋走的条件是商定的问题必须签字和中央军立即撤出潼关。“否则，虽然张、杨两将军答应了，我们也誓死反对。”宋氏兄妹和蒋介石惊慌不已，立即要张学良想办法。 张学良感到事态严重，深怕夜长梦多，便决定悄悄地送蒋介石走，并准备亲自陪同前往南京“赔罪”。下午，张学良打电话请杨虎城来。杨虎城到后，张学良说明了准备放蒋的情况后，杨虎城说：“蒋介石是个政治流氓，他可以翻掌是云，覆掌为雨，中国的任何军阀，包括我们在内都斗不过他，没有哪一个不败在他的手里，只有共产党才够得上是蒋介石的‘敌手’。”因此，在释放蒋介石的问题上，杨虎城原则上是同意的，但对于如何放和何时放等问题上认为必须要认真严密考虑，决不能轻信蒋介石所谓的“人格”担保。 张学良说：“现在不走不行啦！不知道会出什么大乱子。我决心亲自送蒋走。我想在几天内就可以回来，请你多偏劳几天。假如万一我回不来，东北军今后即完全归你指挥。” 这时，蒋介石已经出来准备上汽车。杨虎城本不同意无保证的放蒋，更不同意张学良亲送，但他一向尊重张学良，又不知道周恩来是否同意张亲送蒋走的事，当着蒋介石的面又不好争执，只得和张学良一起去飞机场送蒋介石。 他们离开公馆10多分钟后，孙铭九报告了周恩来，周恩来连忙乘车赶往机场，想劝张学良不必亲送。在疾驰的汽车上，他心情沉重。因为这不仅关系到张学良个人前途，而且还会给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带来困难。 在机场临别时，蒋介石对张学良、杨虎城说：“今天以前发生内战，你们负责；今天以后发生内战，我负责。今后我绝不‘剿共’。我有错，我承认；你们有错，你们亦须承认。”他又“以领袖的人格”重申他许诺的6项主张。 下午4点多钟时，周恩来驱车赶到机场，飞机早已消失在云天深处。他不禁叹息：“晚了！张汉卿就是看《连环套》那些旧戏中毒了，他不但要像窦尔墩摆队送天霸，还要负荆请罪啊！” 蒋介石飞抵洛阳后，就对张学良颐指气使了。他首先逼令张学良打电报给杨虎城，释放在西安的陈诚、卫立煌、朱绍良、蒋鼎文等被扣的高级将领。杨虎城不愿给张学良造成困难，说：“做人情做到家，他叫放就放吧！”当天晚上，杨虎城在新城大楼为陈诚等人饯行，第二天就放他们回南京了。 这时东北军内部的意见分歧越来越明显，一些少壮派军官认为，扣留这些蒋方大员是张学良回来的保证，释放回去蒋介石如果扣留张学良，东北军就无所恃了。他们情绪非常激动。 事态的发展果然是这样。26日下午，蒋介石的座机到南京机场，国民党大员蜂拥前来迎接。随后张学良的飞机降落，机场上只有一批军统特务在四周警戒，张学良立即被软禁起来。31日，蒋介石在南京组织高等军事法庭悍然对张学良开庭审理。当天，判处他徒刑10年。几天后，又假惺惺地要南京国民政府将张学良“特赦释放”，“交军事委员会严加管束”。从此，张学良便失去自由，开始了他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囚徒生活。 与此同时，蒋介石下令杨虎城、于学忠二人撤职留任，并任命顾祝同为西安行营主任，调集5路大军共37个师向西安推进，企图压迫西安方面屈服。 这个突然的变化，使西安方面难于对付。一味示弱是不行的，必须在政治上表明严正的态度，在军事上做出有力的部署。连日来，周恩来经常彻夜不眠，和后来到西安协助周恩来工作的博古、叶剑英等研究对策，冷静地处理面临的复杂问题。他同杨虎城等东北军和十六路军的高级将领协商，由杨虎城领衔于1937年1月5日发出措辞强硬的电报，抗议蒋介石扣留张学良和准备重新挑起内战的阴谋。他还在报中共中央批准后，电调一部分红军主力开赴关中。 8、9两日，红一军团到达耀县、三原，红十五军团到达咸阳。10日，红二十七军也到达洛川。周恩来在几天内将南进部队急需的弹药、给养和器材迅速补充完毕，并到咸阳看望红军部队，讲述西安事变的意义，鼓舞士气。红军开入关中，引起各方面的兴奋和震动。 1月10日，周恩来写信给张学良，表明红军将与东北军、十七路军共进退，并盼他回西安主持大计。信的全文如下： 第二天，他又写信给蒋介石，严正指出“中央军竟重复开入陕境，特赦令转为扣留，致群情愤激不可终日”，要求蒋介石撤退进入陕甘的中央军，释放张学良回西北主持军政，这样才能消弭内战，一致抗日。否则，“不仅西北糜烂，全国亦将波及无疑，而垂成之统一局面又复归于破碎”，将为亲者所痛而仇者所快。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