好长时间没有这般认真地读过一部书了，光标签就作了41个。因为这是一部记录我曾经经历过了兵团生活的书，而且正如书之封面所说，是一部用“史诗笔法，全面展现屯垦戍边中兵团历程”的鸿篇长卷。这就是北京知青朱难毅所著的上下两卷的《生命中的兵团》。

说它是“史诗笔法”，是因为这部书反映的北大荒的创业历史，不仅停留在十年的兵团时期，还包括了当年的铁道兵、十万转业官兵、青年垦荒队、关内的移民，甚至中央机关的“右派”等在这块黑土地上流血流汗留下的丰功伟绩。当然，更主要的是由知青、老职工和现役军人们共同奋斗的兵团历史。

说它是“全面展现”，是因为它采访的对象不仅有知青，还包括了老职工及子女、现役军人等能够采访到的所有与兵团有关成员。即使是知青，也不仅只是当年做过各级领导的、一生顺当的，还有无论当年还是现今依旧生活困顿的；也不仅是一直生活在兵团中的，还包括后来通过不同途径离开兵团的，记录的也不只是顺利地活到现在的知青们，更记录了那些不幸死于黑土地上的人们。

而对那段历史的评价，既有从现役军人角度出发的，也有是老职工和他们的子女眼中的；而在知青那里，既有所谓的“无悔”论者也有“有悔”论者，还有站在中立立场者。因此它就更加地接近历史的本来面貌，能够更加客观地“深度揭示风云际会下荒友命运”。

基于这样的认识，笔者认为此书对黑龙江兵团有了如下的客观评价：

一、对兵团组建的意义给予了准确的评价

兵团组建于1968年的6月，是当年“上山下乡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当然脱离不了那场运动的主要特点。

对于“上山下乡”，作者认为“上山下乡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管理的两大特点必然导致的结果，其一是经济政策的计划性，其二是人口政策的非计划性”。即计划性的经济政策造成了国家经济缺乏内动力，同时又因限制私营经济的发展，造成无法扩大甚至限制了就业人员的安排；而非计划性的人口政策则造成人口的激增，更增加了就业的压力。因此，广大的农村就成了安排就业的最好出路。而“文革”造成的经济衰退、人口积压更成了其最好的推手，大规模的“上山下乡”成为运动便大势所趋。

当然，这里还有国家一贯以来的“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的培养接班人的政治需要。

作为“上山下乡”运动的一部分，兵团的组建当然与其是密不可分的。但更有其重要的原因：反修防修的需要。此时的“苏联在黑龙江的东、北两而边界上制造的暴力冲突事件也愈演愈烈”。敌人屯兵百万于我边境，我怎可无动于衷，黑龙江兵团应运而生。原兵团3师21团团长袁树魁说了这样一件事：“1973年我在21团接待过英国《泰晤士报》的记者马克斯威尔，他在采访兵团后写文章说：在中国黑龙江省有一支准军事化部队！这句话说得不错，苏联要想动手，就要先过这一关！”

这，就是兵团组建的意义。事实证明，这是一步正确的举措，至少这在客观上震慑了对方，从而避免了一触即发的大规模战争。

二、彰显了知青文化

有些人（包括一些知青本人）总是企图否定知青下乡对农村带来的变化，否定知青在下乡中形成的知青文化。他们总是说“上山下乡运动”产生于“文革”中，最终以“大返城”的方式宣告了它的结束。“文革”已经被彻底否定，“上山下乡”也因为四个“不满意”而流产，因此不应当去肯定知青的作用，更不会有什么“知青文化”。那么，我们来看看《生命中的兵团》里，现役军人如何评价知青的作用和知青文化的吧。

19团政委惠明永说：“知青很单纯，也很正统，上进心普遍强，你只要给他们一个平台，他们就能干成很多事儿。他们给北大荒带去了各个城市的文化，是北大荒特别需要的。”兵团政治部宣传处韩忠志处长则说道：“兵团时期之所以能成为北大荒历史上的一个文化繁荣时期，有一大批有文化的知青是一个原因……”

除了现役军人，那些早期参加北大荒开垦的老军人、老职工也给予了知青文化以肯定的评价。

志愿军老兵谢克沛兵团时期是20团3营副营长，他也给予知青很高的评价：“对知青怎么看？我的评价一直非常高。……知青最大的贡献，就是把城市文明带到了垦区。客观的说，知青的文化素质远远高于当地人，双方的差距是有20年，也就是说，知青把北大荒的文化发展加速了20年。”这又是极高的评价呀！

当年从山东老家随父亲闯关东而来的老职工唐守科谈到知青时这样说：“知青给北大荒带来了文化，这话一点不假，主要体现在他们对我们子女的教育上。我们连队有了知青后才有了小学校，……营部建中学，那里的老师也都是知青。”

原1师7团1营的参谋付宝华认为：“从整体上看，知青的文化水平高出老职工一大块，学起新东西来也很快。特别是‘老高中’的人，可以说是大学苗子。除了教书育人以外，他们在北大荒的文化传播作用还体现在文艺活动上。……他们带来了城市的信息、习俗和观念，改变了农场人的眼界和喜好。”

知青的作用在大返城后就体现出来了，“兵团一撤销，知青一走，娱乐没有了，教书的没了，农场在一段时间里变得死气沉沉，少了精、气、神啦，好长时间都缓不过来。”转业军官、时任16团政治处副处长的邓子儒这样描绘知青返城后的情景。（Ｐ565）“知青大返城时，真把我们闪了一下，他们都是基层的骨干啊，教书的、搞机务的、卫生员……全是这些人，他们一走，我们只能赶紧挑选和培养当地的年轻人，补充空出来的岗位。这些人基本上是知青带出来的。”王秀玲是位知识型的老北大荒人，她对知青给垦区带来的文化影响感触很深，她说：“垦区的人现在的吃、穿、做事方式，都带着知青的烙印，连说话口音都不一样，他们带来的新鲜东西太多了。”由此可见知青文化对垦区的影响之大。“十万转业官兵”后代刘军说自己“因为常年和知青在一起，我们的眼界和思想发生了变化，慢慢地连说话、做事、穿着都和当地农民不一样了”。

不用多说，在现役军人、转业老兵和当地老职工的眼中，知青的作用是十分明显的，也是十分重要的，他们给兵团（农场）带来了文明与文化。

《生命的兵团》还特别列了一章“艺术的星空”，记录知青给兵团带来的诸如音乐、舞蹈、戏剧、绘画等种种文化和艺术，走出了一批著名的艺术家和文化人，并将知青文化提到与军旅文化、“流人文化”同等高度，认为“如今的北大荒文化，是以以上这些外来文化在交融后的发展结果，其中军旅文化和知青文化具有突出的水平，并占有重要的地位”。

书中除了列举了姜昆、濮存昕、孙滋溪、赵晓沫、陈新民等一批从兵团走出的著名艺术家外，更例举上诸如当年享誉兵团内外的“白毛女宣传队”，这支由普通知青组成的文艺宣传队，曾给兵团人带来了无尽欢乐的同时，大大提高了兵团的文化声誉和文化气息。而这样的宣传队在当时的兵团基层几乎连连都有。

虽然，这些只能算是狭义的文化，却也充分证明知青文化的存在和繁荣。这在书中有大量的篇幅予以记载，在这里就不一一叙述了。纪道庄副处长回顾道：“1973年搞工作大检查时，兵团党委对知青队伍做了三个评价：生产战线的突击队、战备值班的生力军、文化教育的传播者。”这是对知青的最恰如其分的评价。

三、肯定了知青精神

　　至于知青精神更遭到有些人的极力反对，认为这是将“被虐的历史和洒泪的经历，弄到最后，看起来变成了另一种东西”。更有人认为讲知青精神是“变着法在为那场浩劫唱赞歌”，是“捂着伤口唱赞歌”。甚至编了一套精神病医生的谎话，将谈论“知青精神”的知青嘲讽为“精神病人”。那么，兵团人是怎么看的呢？

兵团的组建其中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抗击苏联可能发动的侵略战争。面对这场可能发生的战争，知青们表现出了与前辈一样的精神。1师3团抗战老兵、团长段松魁这样说：“可贵的是，那个年代的中国人不怕死，国家意识特别强。知青们很勇敢，不怕打仗，有很多人还特别盼望着打仗。”这在某些人看来简直就是“傻逼”行为，是“不珍惜生命”的表现。而兵团司令部军务处副处长纪道庄则认为：“我们回顾兵团的备战，要反映的是中国人不屈服于强敌的一种精神，这是对历史的一个交代，也是对一切打中国领土主意的对手的一个态度。”“只要世界上还有国家之分，中国就需要这种精神，狭路相逢勇者胜嘛！”北京知青朱波曾带领知青参与了著名的珍宝岛战争，战后荣获三等功。他后来这样谈论下乡的感受：“我觉得人是要有一种精神的，老百姓世世代代能在那里活，我为什么不能活？看一个人的质量，不是看他地位有多高，而是看他能不能在任何环境中都在出自己，活出精彩。”这就是知青精神，是任何人也否定不了的。

知青精神不仅在于面对战争，同样也存在于知青的日常生产和生活之中。《生命中的兵团》一书记载了许多知青诸如水中割麦、冬修水利、上山伐木、修造国防工程等艰苦的劳动，尤其是开垦三江平原，创建6师最为艰难，比如修建二抚路。在这些劳动与生活的艰难中，磨练出了知青们艰苦奋斗的精神。

21团团长袁树魁说：“从兵团接收知青的效果上看，应该说锻炼了一批年轻人，功劳是大的……小青年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那就是北大荒给他们的品质。我觉得知青这一代人是国家的财富。”王志民是早年从海军第一学校转业的老兵，他从另一个角度评价了知青：“很多人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让邓小平给纠正了。我不这么看，我觉得这是特殊时期的一个壮举，造就一批能吃苦、肯奉献、了解社会底层的城市青年。无论下乡还是返城，这批人都实实在在地承载了社会责任，眼睛里有大局，还出了下决心扭转执政风气的总书记。”这是一个非常高的评价。

在现役军人们看来，知青们“能吃苦、肯奉献、了解社会底层”，无论是在下乡时候还是返城后，“什么苦都能吃，干什么都要干得最好”，“实实在在地承载了社会责任，眼睛里有大局”，就是因为有了好的品质，具有良好的精神。

还是那个荣获三等功的朱波，返城曾因拿不出5块钱而难以参加知青聚会，就在这样的困境中，“后来我在街道办事处找了个干装卸工的临时活儿。我体力好，一天能挣一块钱。以后我有了正式工作，每月能挣32块钱，这正好是我11年前刚到北大荒时的工资标准。到1985年我38岁了，工资还不到38块钱。”

《中国青年报》女记者曾采访过一批特殊的知青－－北京最后的掬粪工。她写道：“他们是老知青，在北大荒生活了多年。回到故乡后，他们却背起了时传祥的粪桶。”“他们忍受着，忍受着生活上的窘迫、工作中的重负和心灵上委屈。……他们也许是粪桶最后的传人了，可他们挺直了腰板。之所以如此，是因为早在26年前，他们就开始用自己的青春和热血为国家分担灾难，分担忧愁，分担痛苦。这是一代人独有的活法儿。”这就是知青！这就是知青在兵团、农村所养成的吃苦耐劳的精神！

不想再一一列举了，谁说知青没有精神，请好好读读这本洋洋120万字的《生命中的兵团》！

四、全景式地反映知青的各种表现与思想

《生命中的兵团》并非一味地给知青唱赞歌，而是全面地反映知青（包括现役军人和老职工）的各种表现与思想。

比如对于“上山下乡”，既有老兵王志民的“不赞成”“认为上山下乡是错误路线”，也有持反对意见的，如北京知青高建瓴就十分明确地指出：“‘文革’的上山下乡，在我看来就是一场恶梦，它改变了我的政治信念，把我从一个理想主义者变成了一个具有强烈现实批判意识的人。”原26团的现身军人团长则认为上山下乡“对知青是一场灾难，既影响了学习，也影响了前途，最后还得返回城市”，知青是“被耽误了的一代人”。可以说是旗帜鲜明。

两种思想都在书中有同样的地位。更有辩证对待的。曾在兵团白手建成榨油厂的北京“老高三”张巨川这样评述：“说到上山下乡，我觉得给城市青年一个接触社会底层的机会并不错，‘文革’前我们每年都下乡，收获都很大。事物都有两面性，下乡耽误了我们的文化学习，但北大荒让我们这一代人学到很多在学校无法学到的知识和本领，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真正了解和认识了中国的社会，只是上山下乡的时间太长了。”这是比较中肯的。

同样对于知青历史的评价，是“有悔”还是“无悔”，《生命中的兵团》也给予了十分客观的处理，让各种意见都有一席之地。曾经参加过珍宝岛战役的朱波就明确表态：“我属于‘青春无悔’的那一拨人”，“我对自己在北大荒的这11年不后悔，如果再来这么一次，我他妈还去！”

北京的“小六九”高路明虽然后来成了教授，但她则无法“无悔”：“别看我后来上了大学，但这种损失是很难弥补的，再怎么赶，也难成为功底深厚的学术大家。……上山下乡影响了这一代人科学能力的培养，我们不能因为下乡增长了社会阅历，就忽视这场运动带给国家发展的负效应。”但她也客观表达了对那段知青经历的评价：“总的说来，知青经历让我真正认识了国家，也赋于我一生进取的潜能，如果现在让我退回到1969年，再在留北京和去兵团间做出选择，我还是选择兵团。但我希望是另一种形式－－一种不中断我们获取科学知识机会的形式。”这是我所接触到的知青中最为清醒的认识。

“小六九”的北京知青杨铸的评价是另一种的清醒：“说到对知青历史的评价，我觉得这和亲历者在返城后的处境有关。境遇不好的人评价趋于负面，认为下乡让自己付出了代价。比较顺的人，则容易把下乡经历视为人生的一种财富。”这是认识难能可贵。在我看来，这其中还牵涉到各人家庭在解放前后的处境和遭遇吧。所谓“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思想意识”，说的就是这个道理。

《生命中的兵团》不只是表现知青好的一面，也反映了他们负效应的一面，比如第三章“不打不相识”就用大量篇幅写了知青下乡后打架的情景。正是这样不避讳的手法，才成就了本书“史诗”的特色。

 《生命中的兵团》给予人们的感悟决不只是上面所说的四点，每个过来人和后来者都可以从中去理解知青，去吸取养料。

感谢知青朱维毅，感谢他以知青的身份叙写出这包含感情的兵团生活鸿篇。

感谢非兵团战士的朱维毅，感谢他从“外人”的角度用《史记》笔法，客观的描绘出兵团历程的史诗般的长卷。

　　　　　　　　　　　　　　　　　　　　　　　　2015年10月草就于暮耕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