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第二章 进入中央苏区后，张闻天同毛泽东的关系逐渐密切起来（2）
 刚回国的张闻天，不可能不接受和宣传了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的一些错误判断，也不可能不跟着“左”倾路线跑，并一度成为“左”倾路线的忠实执行者。如在对第三党、改组派等中间势力的分析上，共产国际认为第三党“是蒋介石和其他屠杀工人阶级和农民的刽子手的驯服工具”，与其斗争“是党的当务之急”；认为改组派“是妨碍工农革命运动彻底向前发展的主要危险”，必须“实行最坚决的斗争”。张闻天接受了这个观点，也认为“在反革命营垒中间，除了以武力屠杀民众，以血与铁来镇压一切革命运动的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外，还有一支比较更危险的军队，用反对蒋介石包办的国民会议，主张‘真正民众’的国民会议的方法来欺骗民众，向苏维埃进攻。这就是改组派，第三党，人权派，托陈取消派与右派叛徒”。 这个观点显然是不对的，错误的主要根源是张闻天缺乏中国的实践。 然而，张闻天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不是抱着错误的思想和观点不放，而是能主动地与中国国内的实际情况相结合，在实践中逐步修正自己的观念。如九一八事变后，中国的局势发生了更加复杂的变化。张闻天在这纷乱复杂的形势面前，没有继续抱着“中间阶级是最危险的敌人”的教条不放，而是审时度势，根据新的情况作出新的判断。 更为可贵的是，张闻天勇于努力弥补自己“实践”这条短腿。1931年初，他从莫斯科回到上海就开始补实践这门课，特别是1933年进入苏区以后，更为他深入实践进行调查研究提供了方便。也正是由于实践，才使得他后来逐渐认识到了“左”倾路线的危害，逐渐认识到了毛泽东所提出的主张的正确性，也才使他后来在实践中逐渐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线，而逐渐与毛泽东等站到了一起。当然，这也得力于他十分坚实的马列主义理论根基。 刚刚进入中央苏区的张闻天，在工作中不由自主地受到了毛泽东的影响，同时，他在工作中也自觉与毛泽东合作。而这一合作是与对“左”倾错误路线进行斗争相联系的。 那时，从临时中央到苏区中央局，总的来说对毛泽东不仅不重视，而且排斥、打击。 1931年11月初，中共中央代表团在瑞金主持召开了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通常称为赣南会议），毛泽东以苏区、中央局代理书记身份出席会议。这次会议对根据地问题、军事问题、土地革命路线问题展开了争论。 毛泽东坚持认为，中央根据地从实践中形成的一整套路线和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根据地实际情况的。几个中心县委书记也举出大量事实来支持毛泽东的看法。 但是中央代表团却坚持临时中央8月31日的来信精神。这封临时中央给苏区中央局和红军总前委写的长信，主要在军事和土地问题上批评中央局，说他们犯有很严重的错误。信里谈道：中央苏区容许地主残余租借土地耕种，对待富农只是抽肥补瘦、抽多补少，是阶级阵线不明；在军事上红军还没有完全抛弃游击主义的传统与团体观念，这与红军已在进行的大规模战争和担负着争取一省几省首先胜利的任务是不相称的。中央要求苏区：必须迅速扩大根据地，必须向外发展，必须占领一两个顶大的城市；必须进行彻底的土地革命，贯彻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国际精神。 对于这封信如何贯彻，意见分歧很大。当时中央代表团认为，苏区应根据中央指示，迅速扩大根据地，乘胜夺取中心城市，如赣州、抚州、吉安，然后扩大战果，以实现革命在一省数省的胜利。 毛泽东却认为，这是行不通的。因为红军在粉碎第三次“围剿”后，从敌人方面来说，蒋介石正忙于应付全国高涨的抗日救亡的反帝运动，不会很快进行下一次“围剿”；从红军方面来说，红军在第三次反“围剿”中连续作战，打得精疲力竭，急需休整和补充。另外，闽赣两个苏区之间还有七八个县的一些土围子被地主武装霸占着，当前的中心任务应是扫除土围子，打通两个苏区，然后再打通赣南与赣东北两个苏区。而所谓中心城市则被蒋介石军队占据，我们这个步枪鞭炮多，很少机枪重炮的红军，此时绝无战胜攻取之可能。 毛泽东坚持“从容不迫地去打土围子”，把打中心城市“放在脑后”，或者说“比脑后还要后，叫做放在屁股后”。 然而，会议不顾毛泽东的反对，通过了中央代表团起草的五个决议案。虽在原则上肯定红军取得粉碎三次“围剿”的胜利，但重点是表示“完全同意”中央来信对中央苏区的批评，并从各方面加以展开。 其一，在思想理论上，把毛泽东所坚持的从实际出发、反对本本主义指责为“狭隘经验论”。“红军中狭义的经验论，在实际工作中产生了不小影响，根本否认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单凭自己的狭小经验和短小眼光来分析各种问题，这完全是农民的落后思想，事实上会要走到错乱的非阶级的前途上。” 其二，在土地革命问题上，认为毛泽东主持召开的“二七会议虽然反对了露骨的富农路线，虽然在土地问题上进了一步，但其‘抽多补少’ 、‘抽肥补瘦’、‘分配土地给一切人’是模糊土地革命中的阶级斗争，也是同样的犯了富农路线的错误。” 其三，在根据地问题上，把“傍着发展”的正确方针当做保守来反对，要求中央苏区“必须于最短时间内”同湘赣等苏区贯通，“再进一步与赣东北与湘鄂赣边苏区贯通，这样来扩大并巩固苏维埃根据地”。 其四，在军事问题上，指责古田会议决议确立的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党包办一切”。提出：“红军中包办一切军队行政的各级党的委员会应即取消。各级党的组织应当由各军政治部管理。”并指责红一方面军保留着“游击主义的传统”，忽视“阵地战”和“街市战”。 （未完待续）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