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我从小患有扁桃腺发炎， 一发就是四十度高烧， 重则住院，轻则休课数天。 以后去了黑龙江， 发作的更是频繁。 一旦发作， 只好一个人睡在知青宿舍， 就着家里带来的肉松， 啃几口冷馒头， 或喝点大馇子粥。 1971年1月我第一次探亲回到上海， 妈妈心痛得不得了， 说在沪期间无论如何要开刀割除。 我家住在松江， 县医院据说条件还不错， 但没法开， 所以要转到上海瑞金医院。 我们那时不能直接去那儿看， 必须转诊， 有点像美国看专科医生必须由家庭医生转诊。 妈妈就带我去县医院的外科。那时我还不到16岁（作者去黑龙江插队时还不足15周岁，因为早上学一年，又读的五年制，再加生辰月份小——编者注），外科一问年龄不让看， 说要看小儿科， 于是妈妈就带我这个知青去小儿科排队。 验血验尿以后， 医生叫我们第二天来看结果， 开转诊单。 第二天，医生满脸愁云， 告诉妈妈，我小便有四个“+”， 在查出病因以前， 扁桃腺是不能开的。 于是又做了一连串的检查， 包括X光，也没查出什么， 最后医生诊断为急性肾炎， 要我静养， 淡食， 他警告说， 如果不小心变为慢性， 那就是一辈子的事了。 于是我就天天躺在床上听收音机。 因为要淡食， 妈妈要为我单独烧菜， 但再好的东西， 不加盐烧出来，就成了忆苦饭。 有一次她托人买了瓶无盐酱油， 给我煮了碗面， 吃了没几口， 我就全部吐了出来。 在二月份的某一天半夜， 我忽然腹部剧通， 妈妈知道我相当能吃苦， 痛到这个地步， 肯定不是一般的痛， 就叫了三轮车去医院。 医生说需要第二天去上海做检查。 因为怕影响检查准确性， 还不能打止痛针。 好多年后， 有人说其实可以打阿托品， 但已是马后炮了。 到瑞金后， 医生说要做肾盂造影， 就是隔天晚上吃泻药， 检查前打一针静脉注射， 然后在腹部压上三个沙袋， 用一根帆布带拼命往里压。 然后拍了好像五六张片子。 结果出来了， 医生说输尿管结石六颗，右肾三分之二积水， 需要手术， 因为从病房手术室到开刀医生都要排队，估计至少要等半年。 妈妈也不懂， 就问了一下我是否要继续淡食， 医生说不用， 我那高兴劲就不用提了。 回家以后，妈妈告诉略有医学知识的同事， 他们说这怎么行， 2/3的水， 不到半年， 这右肾就要摘除了。 妈妈于是再带我去上海， 去求医生开恩， 医生也表示没有办法。 最后有一个医生说， 如果上海市上山下乡办公室能出个证明， 住院处一般会考虑。 于是妈妈叫我自己去外婆家（在南市区）， 她去学校开张证明， 否则乡办怎么会听你。 那时全国都极左， 但妈妈的学校比去世的爸爸的学校还是要好得多，就开了张证明， 希望乡办照顾等等， 也没有提家庭背景。 那时上海松江间没有高速， 一次单程将近两小时。 那几天， 妈妈把班级几乎全部拜托另一个老师， 两天跑了两个来回。 当时的市乡办在威海卫路上一条极小的弄堂里， 好几十人在排队， 只有两三个人在接待。 妈妈把学校证明及我的边境居民证给他看， 告诉他我还不到16岁，请他千万照顾一下，言语之悲切直到我自己有了女儿后才能感受到。 接待同志态度很好， 记得不到20分钟就替我们出具证明， 请瑞金医院尽早安排。 妈妈胆小， 问他万一有什么问题能不能再来找他， 他说可以。妈妈问他贵姓， 他说姓项。 半个月不到， 我住进了医院。 手术是由正好在瑞金的一位华东医院医生胡医生做的， 很成功，一星期拆线。 据行家说， 刀口很直， 说明医生技术很好。 他们把输尿管扩张，取直， 然后让我吃中药， 把结石排出， 最后积水会慢慢自己消除。三个月后，我再做造影， 但是片子当天不能看。 当时我们队里还有四位上海去的干部， 其中有一位是老李，李顺荪，回上海来看望知青，也来到我家， 妈妈的那个班正好是分配季节， 要去云南农场， 妈妈要挨家挨户访问， 实在走不开， 就问老李能否陪我去医院看片子，老李一口答应。 几天后，我起了个早，坐公车去上海老李家，记得在济南路，离瑞金医院不远。到了医院，老李替我排队、挂号，去放射科取片子，然后看医生。医生告诉老李，手术非常成功，六颗小石子已经全部排出，右肾积水已基本消除。同时嘱咐我要多喝水，不要吃的太咸等等。谈话中，几次向老李提到“你儿子”，老李也没有更正。 以后下乡上山运动结束，政府没有实践当初许诺，让这些上海干部回上海。老李去了安徽铜陵的矿山。而我来了美国，两人再也没有见过面。惊悉老李不幸去世，仅以此文表示悼念。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