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69年1月23日，“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伟大号召发表刚满一个月。我就以一个新农民的身份，站在了宽旷的江淮大地上。 清晨，我从经过20多个小时辗转旅途的疲惫中醒来，倦意还未完全消退。起身后，我便推开门，一股白色的雾气迎面扑来。 我吸了一口冷气，好大的晨雾啊！ 天刚蒙蒙亮。出门后，我沿着乡间小路，漫步朝村外走。这里刚下过一场冬雨，小路有点泥泞，鞋上沾了点湿土。 村庄渐渐落在我的身后，雾霭中，数丈开外就看不清了，远处的房舍、树冠在雾风中忽隐忽现。 我被浓雾重重包围着，辨不清方向，四周除了白茫茫的雾浪带着寒气，随风翻滚，阵阵袭来，什么也没有，恍惚中我仿佛掉进了一个找不到路的迷宫。 我默默站了许些时候，回想起这一个月来的情形。 那是最高指示发表后，学校立即组织召开了“紧跟伟大战略部署誓师大会”，校领导、学生代表在会上群情激昂、慷慨陈词、豪言壮语迭出。我在学校里也小有影响，自然也少不了我的声音：“扎根农村，滚一身泥巴，干一辈子革命”。会后，一些同学报名上山下乡。 接下来，我便开始作下乡前的准备工作。仅仅是购买一些生活必需品，差不多花掉了父亲2个月的工资，我心里深感内疚，预感这一年家里人的生活更清苦了。 我出身寒门，家境拮据，一家六口仅靠父亲一人的收入勉强维持生活，过得十分清贫。到乡下吃苦受累，我并没有感到多么害怕。唯独对不住的是含辛茹苦养育我们的父母，让他们为我操心。因此，下乡时我内心许下的最大心愿，就是努力多挣工分，年底多分红，起码能够做到自己养活自己，别再让年届半百的双亲惦记着。 在学校，我可以算是一个比较优秀的学生，属于那个年代流行的“5分+绵羊”的类型，也有过美好的梦想。一场突如其来的“文化大革命”运动，无情地击碎了我的少年梦，迫使我们这些娃娃中途辍学，卷入到运动中，损失了宝贵的青春年华。眼下又要直面到农村去，哪有选择的余地？ 想到这里，我环顾四周，仍是大雾笼罩。按时间推算，太阳差不多也该升起了，却不见一丝霞光，我再度陷入沉思。 城里学生毕业后下乡当农民，对我来说并不陌生。“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在那里是可以大有作为的”，早已成为一代知青的座右铭。邢燕子、侯隽，董加耕等等，他们在农村都干出了一番事业，受到了社会的肯定，也是我想象中要效仿的楷模。我特喜欢广泛流传的“七三指示”：我们这一代年轻人，将亲手把我们一穷二白的祖国建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任重而道远。有志气有抱负的中国青年，一定要为完成我们伟大历史使命而奋斗终身。伟大领袖的教导，充满了革命激情和豪迈气概，铿锵有力，一直在激励、鼓舞着我，我心中始终有团火，憧憬像邢燕子们那样，在艰苦的环境中磨砺自己，成绩斐然，脱颖而出，到北京去，见到了毛主席，那该是多么幸福和荣耀啊。 再想想自己刚才的那些想法，觉得很渺小，偏离了伟大领袖的革命路线，是私心杂念在作怪，光想个人的小家，忘了国家的这个大家，忘了历史赋予我们这一代青年人的责任感和伟大使命。我顿感羞耻，这是立场问题、世界观问题，是小资产阶级患得患失思想的流露。由此看来，我们必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刻苦改造思想，克服非无产阶级思想，坚定革命立场，始终与贫下中农相结合，才可能大有作为。 我在原地踯躅，迷雾深处传来了脚步声、说话声，好像有一群人，越来越近，我定眼仔细一看，原来是一起下乡的知青。他们起来后，发现不见了我，就出来找我，见我一人站在野地里，纷纷过来问怎么了，“连长，你在想什么？”“以后我们怎么办？” 我望着大家一个个单纯而又有些茫然的脸，说：“我们响应毛主席的号召，走与工农相结合的道路，到农村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我们大家想过没有，我们怎样上好接受再教育这门课？怎样与贫下中农打成一片？怎样发挥知识青年的作用？怎样改变农村的落后面貌？” 这些问题，几乎无人思考过，大家你望着我，我望着你，都愣住了。终于有个同学说：“我们是来接受再教育的，贫下中农怎么做我们就怎么做。” “会得嘎简单吗”？我瞅了那个同学一眼，继续问道，“阿拉会碰到交关问题的，有些问题是想象不到的，哪能办？农活不会干，其他事体呢，阿拉啥个事体侪不会得做，哪能过好生活关？哪能过好劳动关？还有，我们又哪能勿让上海的爸妈担心？大家想过吗？” 我们大都是十七、八岁的小青年，虽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战斗洗礼”，但毕竟涉世不深，根本不可能懂得工作的艰苦、生活的艰辛、人生的艰难，不懂得前进道路的曲折和漫长。在伟大号召发表后，大凡有点狂热的年轻人哪个不是积极响应（尽管大多数人是出于无奈），走上了命途多舛的转折之路？！对于前景、将要面临的困难以及各种未知的难题，根本没有足够的思想准备，如何回答！ 浓雾紧锁着，围困着我们这群清纯的激荡青年。我们还在议论、求索…… 迷雾，快些散去吧！ 晴朗清澈的天空，快些到来吧！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