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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中国成立之初，全国城乡掀起了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
解放日报1952年8月20日第5版以《奚翠珍已经会读报和写信了》为题，讲述了国棉九厂一个老年女工参加速成识字班学文化的经过。
1952年仲夏，50岁的奚翠珍穿着一套香云纱的宽松旗袍，戴一副圆框老花镜，坐在教室第一排。教室里担当老师的，是一位看上去不过20岁左右的女青年，梳着齐耳短发，身着白衬衫，面对30多个年龄不一的“学生”，手指着黑板上的注音符号。 这张照片刊登在解放日报1952年8月20日第5版上，标题是《奚翠珍已经会读报和写信了》。整个版面一共12张图片，记录了老年女工奚翠珍上“速成识字班”的过程。 我要找的人就是她。这位奚翠珍，是谁？ 新中国的“第一堂课” 奚翠珍，国棉九厂女工，上海解放时，她47岁，一字不识。 工厂里的黑板报上，天天有各种有关改进生产的好消息发表。黑底白字写得拳头大，可是奚翠珍却“每天走过黑板报前，总是挤在人当中，东问西问，这样才能知道一些消息”。 解放后她虽也认了300多个字，但解放日报上每天登载着许多大事，她还是看不懂，常常只能对着报纸发呆。 1952年，与奚翠珍一起重新回归课堂的还有40余万人。这是新中国成立初期，声势浩大的群众性扫除文盲运动。当时，由于多年战乱与教育的中断，全国文盲率十分惊人：5.5亿人口中有4亿多都是文盲，农村的文盲率更高达95%以上。 当年7月，上海市职工业余教育委员会开始在首批36个国营工厂的工人中，推行祁建华发明的速成识字法。许多原本不识字的“奚翠珍”在工厂车间、里弄、农民业余学校学习。据上棉第一、三、八、九等4个厂统计，有8000多名工人摘掉了文盲的帽子。有的人还在脱盲的基础上继续求学，成为新中国第一代工人大学生。 在翻找资料中，我发现1952年8月20日报纸的第3版，还配有一篇《五十岁女工奚翠珍学文化的故事》，开篇就形容奚翠珍是“一个不识字的党的宣传员”。 奚翠珍认识了300多个字，连续两年被选为学习模范。由于工龄长，她是工厂的车间助理员，也是宣传干部。工厂成立速成识字班后，她被派去“脱产学习”，要求一个月学2000个字，回到车间后担任读报员和报纸通讯员的角色。 纺织女工命运转折 在解放日报的资料库里，记录了奚翠珍所在的脱产识字班成员的集体合影，成员大多是女性。 她们背靠树荫，在工厂的草坪上或坐或立，大多梳着短的直发，或束扎着成对的小辫，未施脂粉，穿着朴素的棉布衬衫和连衣裙。姑娘们虽久居嘈杂的车间，仪态竟十分端庄，眼眸里透着光亮。 拍照之地，位于杨树浦路的纺织厂内。若将时间倒流，从拍照之日向前追溯到20世纪20年代，这条杨树浦路上，大多是由外商在华大规模扩建的纺织工厂。女工们过去的境遇如何呢？ 据《上海妇女志》记载，缺乏文化和技术的女工，作为一种廉价劳力，整天在噪音、尘埃、湿气中进行超负荷的劳动。每天工作12小时，每人每天平均吸入的花絮达0.15克，患肺病的十之七八。有些纱厂规定工人上厕所要领牌子，女工往往因领不到牌子而拉在裤子里。不少厂家没有浴室，有的工人只得偷偷拎水到厕所冲洗，被发现后还要受处罚。没有劳动法的保护，女工往往营养不良，患病率极高。 这是当时上海中外资纱厂推行包工制的后果，2万多名女工身处恶劣的工作环境。正因为如此，在1919年五四运动、1925年五卅运动中，纺织女工广泛参与罢工运动，以反抗日本和英国监工的欺压。 到了解放后，女职工摆脱了过去的剥削，工资收入和生活水平大为提高。1953年12月21日，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决定在全市47家私营棉纺厂实行工时改革，把10小时两班制，改为8小时三班制。因实行了男女同工同酬，女职工的工资数额和男职工一样逐年增长。到了1964年，纺织工人的月工资为75元，按当时的生活水平可养活一个三四口之家。纺织工业部也实施岗位工资制，女青年都愿意进纺织厂，群众中出现了这样的顺口溜—— “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了好进纺织厂”。 从档案中一探究竟 照片上的女工们出生于动荡岁月，她们一生经历了怎样的命运？照片中的工人大多已不可考，唯有奚翠珍的音容相貌被完整地记载了下来。 记者了解得知，上海的国营纺织业工厂都会设立退休职工管理委员会（简称“退管会”）。记者辗转找到了国棉九厂员工的管理单位。听闻记者要找国棉九厂的老员工，办公室主任宋建国立即问记者索要了具体的员工名字。隔了一天，宋建国便告诉我，找着奚翠珍了。 3月21日，记者如约来到徐汇区陕西南路333弄7号。一进门，宋建国就将“奚翠珍”的牛皮纸档案文件袋一把交到我的手里。 A4大的牛皮纸袋正中有“档案”两字，用楷书印制的加粗繁体，犹如一份卷宗。原来，“奚翠珍”的个人档案一直如此躺在国棉九厂6500名登记的员工档案之中。 档案袋的左上角标记着“编号143，奚翠珍”。我小心翼翼打开，除开材料目录。第一页是一张泛黄的“职员简历表”，这是进入工厂必须填写的资料。 奚翠珍原名唐翠珍，结婚后才随了夫姓。籍贯是“浦东南汇”。文化程度一栏里填写的是初小三年级（当时义务教育仅限于初小阶段，即小学一年级到三年级）。和大多数人一样，奚翠珍完成义务教育便进入自来水厂工作。 奚翠珍18岁时，学了刺绣挑花工艺。20岁时，便只身来到普陀“小沙渡”附近的纺织工厂布机间工作。但没过2年，因生病（也可能是生孩子）回乡休养。 1929年1月，她进入当时日商收购并扩建的兴泰纱厂第三工厂，也就是国棉九厂的前身。一直做到1931年，发生九一八事变，奚翠珍逃回南汇避难。直到1933年奚翠珍才辗转回到工厂，过了一段短暂的平静生活，下了班就回到1公里外眉州路60弄的家照顾孩子。但没有多久，就遇上七七事变，工厂停工，奚翠珍只能靠卖小菜度日。抗战结束，她经介绍回到中纺公司第九棉纺织厂。 战乱不断，但幸运的是，奚翠珍遇到了在商务印书馆工作的丈夫。丈夫奚福生是商务印书馆制版间工头，经济相对比较宽裕，两人一起在上海眉州路的家养育出三个儿女。奚翠珍与丈夫感情很好。在1952年奚翠珍上速成识字班的组照里，也有一张她与丈夫的合影，写道：奚翠珍的老伴很起劲，为她花了九万块（旧币）买了一副老花眼镜，作为入学礼品。 1953年10月—12月，学会了读报写信的奚翠珍被中国纺织工会邀请去青岛休养，可谓一项殊荣。 档案的最后一页，奚翠珍已经55岁。从工厂退休，成了眉州路的一位里委主任。上识字班的经历，作为一项“事迹”，再次被其他的里委干部提起：“在厂工作时，她参加速成识字法学习，由于积极努力地学习，因此被评为速成识字法的学习模范。又，她在退休后并不以为年老，而是参加里委工作……” 再见，国棉九厂 奚翠珍离开工厂，成为里委主任不久后，中纺公司第九棉纺织厂就改名为国营上海第九棉纺织厂。当年10月1日，国棉九厂与十厂合并为“新上棉九厂”，一跃成为职工近万人的沪东一流规模大厂。 “国棉九厂拆掉前，谁都没意识到要留影纪念，解放日报的这些照片实在太珍贵了！”宋建国回顾了奚翠珍的档案后，连连发出这样的感叹。“那时候工厂就是个小社会，托儿所、幼儿园、卫生所一应俱全。妇女上班不用担心照顾孩子的问题，因此出现了很多女性劳模。”宋建国说，“过去做苦力，现在当家作主，想必奚翠珍当时对党的感情很深。” 宋建国说，“有人算了一笔账，解放以后，国棉九厂仅上交的利税，就能再造10个当时规模的工厂，可见对国家经济发展做出的贡献。” 如今，国棉九厂的厂区保留了当时的办公楼，位于杨树浦路2086号，是如今上海市黄浦江杨浦段滨江指挥部办公室。百年工业历史与未来滨江蓝图在此交接棒。 站在这里，遥想当年，从黄浦江上吹来的春风，是否也拂动过女工奚翠珍的旗袍和鬓角的发丝？ 责任编辑：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