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本文系八点健闻记者根据被访者口述，整理写作而成。为更真实地展现被访者的就医体验，本文以第一人称撰述。） （图片来源视觉中国） 2019年6月底的一个下午，我被告知体内有一颗肿瘤。 像在美国时一样，在中国已旅居半年的我，去做一年一次的例行妇科体检。我的Sister-in-law （我弟弟的老婆，中国称呼是弟妹，她是中国人）C帮我约了杭州的丁香诊所。她的工作恰好做医疗领域研究，我在中国有关医疗的问题，一般会寻求她的建议。那个诊所有点像美国的全科诊所，预约制，环境好，人少，安静，不用等待。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检查，最多需要20分钟，我甚至计划好了半小时后和朋友喝下午茶。但检查时，医生却说找不到子宫颈，建议我做超声波（B超）。B超结果显示我的盆腔竟然有一个巨大的肿瘤，是22*16*10厘米那么大，这相当于一个四五个月的胎儿，几乎填满了我的整个腹部。 我非常惊讶。它在我体内存在了多久？为什么长到20多厘米我还感觉不到它？最有可能知道答案的人，是我。但我一无所知。 医疗技术全世界最先进的美国，也没有发现我的肿瘤 丁香诊所的女医生态度很好，语气很温柔。她建议我马上到专科医院。她写下了几个医院的名字。 C马上赶了过来，和医生聊了一下。她告诉我，应该不是什么严重的问题，但必须马上处理。第二天我们就去了浙江大学医学院附属妇产科医院（下文称：浙江省妇保）——这是浙江省内处理妇科肿瘤比较专业的医院。 那时的我还没有感受到紧张，只是诧异。我34岁，身体一直很健康，平时坚持做瑜伽，时常飞到雪山去滑雪。我的月经很准时，26天来一次，平时腹部也没有异常的疼痛。 再仔细回忆，有一些异常的蛛丝马迹：去年还在美国时，我和朋友们聚餐，一个朋友和我打闹，碰到了我的腹部，有点吃惊：“你这里怎么这么硬？”我当时很骄傲的说，这是我的腹肌。我的腹部很多年来都有点硬，我一直以为这是锻炼的效果。现在回忆起来，应该就是那个肿瘤。 来中国的半年里，我的体重增长了8磅，尤其是腹部增长得很快。我的弟弟有一次和我聊天时，忽然停住，说我像维尼熊。我一听到就笑了起来，确实很像，因为它的肚子也很大。我以为这是我疯狂迷恋中国美食的结果——中国的甜点真的做的很好，不像美国的那种很呛人的甜，是那种淡淡的香甜，在过去的半年内，我几乎每天都要吃一个菠萝包或蛋糕。 因为没有感觉到不舒服，而忽视了身体的异常——正常的人都会有过这种经历，这没什么好自责的。更让我吃惊甚至有点生气的是，为什么美国每年一次的体检，却完全没有发现这个肿瘤？一直任由它生长，如果没有在中国的这次检查，它很可能像一个定时炸弹一样，安静地生长在我体内，直到有一天，在我吃甜点或者旅行时，忽然毫无预警地爆掉…… 三年前，我在纽约生活时，曾经做过一个宫颈方面的妇科小手术，手术前做过一系列检查，那时医生也没有说有任何异常。 当天晚上，我写邮件给当时做手术的诊所，问是否有任何超声波的记录，并告诉他们，我在中国被发现了体内有一个超级大的肿瘤。一天后，诊所回信，他们没有找到我任何做超声波的记录。 这下我才想起，我在美国确实没有做过超声波。在美国，公司给交的医疗保险，一年只包一次妇科检查，不包括这一项。如果你需要再做检查，就要自己付钱。保险之外，就诊一次的费用约200美元——接近1400元人民币——而且这是只看医生的费用，不包括检查和药。在没有保险的情况下，美国做超声波很贵，大约是200多美元，验血是100美元起步，验的指标越多费用越贵。 2014年奥巴马医保实施后，强制每个人都要买医疗保险，多收的保费去给几千万买不起医疗保险的人提供保障。如果生病的人投保，也规定保险公司不能拒绝，保险公司不高兴，提高了保费标准——同样的费用买的保险，保障低了很多。奥巴马医改后，我的医疗保险马上差了很多，医改之前，我经常去看病，有点什么小问题是不怕看医生的。那时去看专科，自己付10块、20块美金，就能看许多项目；奥巴马医改以后，每次看完医生，邮箱里都是几百块美金的账单。于是，只要不是有要死的感觉，我就不去看医生了。  曲折的确诊路 这一次，C说我们应该找省内最专业的医生。 在这次之前，我在中国去过一次医院。2019年1月份我去越南旅行，回来时发烧了，C带我去他们家附近的社区卫生院，她告诉我感冒发烧这一类的病去社区卫生院足矣。 我对社区卫生中心的印象很好。让人惊奇的是，验血项目抽血后半个小时就拿到结果了。更重要的是，费用非常低，加上所有检查和药费，不到150元人民币——要是在美国，这么看一次医生和做检查的费用至少要多7倍。我把那次的经历写到网络上，很多没来过中国的美国朋友也都觉得太不可思议了。 从丁香诊所回来后的第三天，我们去了医生推荐的浙江省妇保医院。去了这个医院，我才理解了C为什么在我生小病或者做例行检查时，给我推荐社区医院和丁香诊所了。这里的人实在太多了，挤满了大厅。幸好，门诊大厅还有几十台自助挂号结算机，这些机器非常方便，患者可以在机器上预约医生、缴费。我们很幸运地挂到了当天一位妇科资深专家的门诊号。就诊的过程还算顺利，等待的人虽然很多，但预约单上把时间精确到了半个小时内，我们准时过去，很快就见到了医生。 医生看起来五十多岁，姓张。张医生一看我在丁香诊所的b超单，看到肿瘤的尺寸吃了一惊。从b超上，她判断不了肿瘤是生在卵巢内、子宫里，还是腹腔的其它位置。她马上建议我去做核磁共振，这是一个比超声波更能确定肿瘤性质和位置的检查。可惜的是，这家医院做核磁共振的人太多了，我要排到10天之后才能做。C问张医生，能否在其它三甲医院做核磁共振，拿到片子后再回到这里？张医生说可以。 我们去了另外一家三甲医院的国际医学部，这已经是我们去的第三家医院了。我的情绪开始逐渐产生变化，从刚开始的惊讶，觉得没什么大问题，逐渐感觉似乎事情没这么简单。 那天下着雨，即使在下雨时，医院的人也是那么多。我们的伞要么碰到别人，要么就被其它人的伞碰到，我们不断地说着对不起。那天，我穿着一条色彩鲜艳的吊带长裙，本来单穿很好看的裙子，因为我一低头看见自己的腹部很明显的鼓出来，很丑，就用一个宽松的T恤，套在上面。C却觉得这条裙子很好看，问我在哪里买的，她也想买一条。 国际医学部感觉像开在三甲医院里的丁香诊所。它的环境和隔壁充满熙熙攘攘人群的其它楼层截然不同。但诊费也是隔壁楼层的几倍，和丁香诊所的费用差不多。好处是不用等待，护士会给你优先安排检查，直接带你去看医生，我马上就被安排做核磁共振，第二天就拿到了结果。 当我把结果拿回到妇保医院，另一位妇科资深专家邵医生看了核磁共振报告后，指着检验单上的几个字，直言不讳地说，检验单上那家医院给的判断是这个肿瘤有恶性可能。它太大了，看不到它的边缘在哪个器官内，还是不确定是卵巢瘤，还是子宫肌瘤，而且在我另一侧的卵巢里，也发现一个很小的肿块，同样无法判断性质。“一切都只能做手术时判断，只能开腹后切下一块病理切片，急冻化验，半小时后看结果。”她语速飞快，信息含量极大，虽然没有美国医生那种“你好吗？你感觉怎样啊”这种嘘寒问暖，我依然能感觉到她的关切。 接下来她说的话，让我为自己的病情感到紧张。她说，如果大的肿瘤确定长在左侧卵巢（肿瘤离左侧卵巢更近）内，即使是良性的，也很有可能要摘除掉左侧卵巢，因为这么大的肿瘤很可能已经破坏卵巢组织，右侧的卵巢肿瘤如果是恶性的，也要摘除右侧卵巢。我一惊，如果这样，我以后就不能生孩子了？ 我追问，如果是恶性的话，有保留生育的可能吗？医生看了我一眼，说，如果是最坏（恶性）的情况，保命要紧。 我很难过，也充满恐惧。医学真的是一个充满遗憾的领域，很多情况下，做一个选择，没有最优，只有次优。可是，如果手术结束后，我虽然活下去但成为了一个没有卵巢，也不再分泌雌激素的女人，也丧失了生孩子的自由，这根本不是什么“次优”，而是彻头彻尾的残酷。 邵医生建议我这种情况应该赶紧住院，尽早手术。她有点着急又像是自言自语；“不知道有没有床位，怕是要排到一个月之后了。”她迅速拿出笔，写了一个纸条。我不太认识中国字，她告诉我：“你自己先去办理住院预约，如果要等很久才住院的话，你明天拿着这张条去找肿瘤科陈主任，她一看你的状况，会根据情况安排的。”走出医生办公室时，因为信息量太大，要做很多决定，我的脑袋处在一种“死机”的状态。C一直在我身边，她感叹道，这个邵医生真好，就是在帮我们。她继续解释：“在中国的公立医院，尤其是三甲医院，住院病人很多，一床难求，我们当务之急是赶紧住院。 走到住院预约处，取号预约，C向那个安排住院的医生极力描述我的肿瘤情况多么危急。那个医生仔细看了各种检查单，说两个星期之后才有床位，她会尽力安排。她补充了一句，如果在等待入院的时间内，有腹痛流血的现象，要马上到医院急诊室。 人情还是规则？留在中国还是回美国？ 在回家的车上，C开始到处问人，是否认识省妇保的医生，能否尽快安排住院。 她告诉我，要是在十年、二十年前，可能一就医就要找熟人。但现在公立医院的管理越来越严格，在方便患者就医方面做了不少努力，只要按照医院的规则来，熟悉不同类型医院的特点，仅仅需要知识，不用找熟人，同样可以提高就医效率。 确实，一路走来，我们也是这么做的。小病去离家最近的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专科的一般门诊如果想要不排队，环境好一些，就去丁香诊所一类的地方；疑难杂症再去三甲医院的专科，在三甲医院，为了能更快看到医生，C帮我挂的不是普通门诊，而是价格最贵的名医门诊，全自费也不到30块美金，即使当天没有门诊号，一周内的号总能挂到。当省妇保要十天后才能做核磁共振时，我们又去到可以马上做检查的三甲医院的国际门诊部（丁香诊所没有做核磁共振的资质），大大提高了治疗进程。 当然，这不是最经济的方式，但这最省时间。 直到住院前，我们走的都是正规流程，到住院遇到难题的时候，C才开始寻求帮助。很快，她问的几个朋友都给了回音，但都是要先看检查报告，并强调，如果不是很紧急、需要马上住院的病，再找熟悉的医生也是没用的。 我没有太着急住院的事情，毕竟，拿着邵医生写的纸条（这完全是因为邵医生的善良或者是医德，而不是人情），第二天就可以见到陈主任了，如果我的身体需要马上住院，她应该会安排。 我现在犹豫的是，现在看来这不是一个简单的手术，充满不确定性，我是留在中国做手术？还是需要马上回美国？ 晚上，我把情况告诉在美国的朋友们，寻求他们的建议。他们中的大部分没有来过中国，很自然的反应就是：美国的医疗是全世界最好的，应该回美国。一个医生朋友给我发信息：“这个手术的质量很重要，我不了解中国的医疗水平，我只了解美国的医疗水平，我建议你回来做手术。” 我开始犹豫，失眠。这真的是个很艰难的决定。我确信，不管是中国医生还是美国医生，都会建议我尽快做手术，但手术的方案如何？每个医生判断和处理方式可能会不一样。3年前，我做宫颈手术时，在美国看的第一个医生，就觉得很严重，一定要做一个很大的开刀手术；但我问的第二和第三个医生，他们都说做创面很小的leep刀就可以，最后我选择做了leep刀，现在恢复的很好。 我从小在美国出生、长大，生命中的重大事件、重大选择都是在美国发生的。我很了解美国，但不了解中国。这次是在中国居住的最长时间，我感到中国的生活节奏很快，在医院里，到处是匆忙的医生和插队的病人。这种节奏的优势是，我的所有检查，都比在美国快。在美国，约一个医生要一周，等检查结果要一周，等待手术要一周甚至几周，往往治一个稍微严重一点的病，几个月就过去了。在中国，从发现肿瘤，到准备住院，只用了不到一周的时间。 但我感到怀疑的是，中国人做事情很快，但会不会牺牲品质？很多美国人做事情不那么赶，不会觉得一天做100件事是光荣，每天慢慢地做5件事，做的品质高一点就可以。我自己也希望有足够的时间去了解各种的可能性，自己拥有足够的选择权。我担心中国的医生为了只保我的命，而不考虑保护我的卵巢和子宫，会不会以绝后患，全部切除掉？ 可是，只要人一生病，自主权就被限制了。死亡，是一下子剥夺了你的选择权，把你未来的时间清零；生病是慢慢限制你的自由，剥夺你的时间的，每一个决策都是在和时间赛跑。 各种念头在我脑海里交织。我失眠了一夜，但这一点用也没有。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自己下身出血了，而我的月经刚结束不到十天——我的身体，已经不允许我慢慢思考、慢慢选择了。我和C马上赶往医院急诊室，在去急诊室的路上，我接到了住院预约处工作人员的电话，说有床位空出来了，让我马上准备住院；另外，C找的朋友，也打来电话，让我们挂一个陈主任的号，因为检查结果显示的是应该尽快住院——这一次，规则和人情的速度几乎是一样的，而且人情也是在规则之中。 在准备住院的时候，我哭了。 出血的情况并不严重，但需要判断出血的原因，急诊科的医生也建议我们马上住院。 C觉得我们太幸运了，她去办理住院手续的时候，我却哭了起来。我和她的想法完全不一样，我还没有见过即将给我开刀的医生，就要被安排住院、手术。在美国，都是医生给我详细解释我的病情，解释下一步的治疗，告诉我各种可能后，才住院的。 这个早晨，是我这十天来最脆弱、最无助的早晨。我记得三年前，我在美国做宫颈手术的时候，也在找医生的过程中感受到了深深的沮丧。我在网上找到了一个做妇科手术很好的纽约医生，在还没有见到他时，护士就拿来一大堆资料让我签字。我说，我不签，我要见过他再决定。过了一会，我听到在隔壁房间，他对护士说，不签字就不要见了，态度很不好。我当时就决定了不要让他给我做手术。我不想让一个对病人没有关心和爱护的医生主宰我的身体。 我把我的感受告诉了给我办手续的C，她和我解释，大型公立医院的每个中国医生都非常忙，他（她）一天要看几十甚至上百个病人，每周都要做几台手术，他们的时间非常有限，如果花很多时间在一个人身上，就没有时间治疗其他病人。而且，能够马上住院是很幸运的，如果错过这一次，不知道还要等多久。 可是我不觉得因为住院很难，或许还因此欠人情，就一定要住院并在这里手术。我把美国朋友的想法告诉C，她有点着急，说：“中国许多大型医院治疗常规病的临床路径很规范，和西方的标准是一致的，如果检查出来是恶性的，需要后续治疗，再谈论是否可以回去。“ 然后她悄悄去搬救兵，打电话给了我的爸爸妈妈，我的爸妈赞同她的决定，给我发了一个很长的信息，说相信中国的医疗水平，让我安心在中国治疗。他们说的都没错，但他们不是最合适的说这些话的人,有资格说这些话的人，还没有出现。这打消不了我真正的顾虑，我还是在哭。办好住院手续后，我想起了邵医生给的那张纸条，觉得还是应该见一下陈主任，她很可能是我的主刀医生。 接下来这次不到十分钟的见面，彻底扭转了我的感受。陈主任看上去很年轻，她眼睛很大，很美丽，头发打理得很时尚、精致。看了邵医生的纸条和我的诊断结果，她说赶紧住院，我来做这个手术。我追问她，是不是可以保留卵巢，反倒是她惊讶地看我一眼，回答：“你这么年轻，又没有生过小孩，我们当然会尽力保留。” 从她的诊室出来，我心情马上放松了。我相信她的专业判断，她才是有资格说这些话的人。我更深层的安全感，是感觉到她懂得我做为一个女性的渴求，不会只把我当做一个保命的病人。医生的价值观，和对生活的理解，会决定她（他）的治疗方式。可能在看到她第一眼时，我就感觉到了安全。 最好的结果 住院后的时间，过得又快又慢。 我住院的科室是肿瘤科。走廊上总是会遇见因为化疗头发掉光的病人，她们走得很慢，让人感觉时间也很慢，像来到了一个寺庙。 我住的是一间三人病房，在我住院短短几天内内，出院了两个病人，又住进了两个新病人。让我又觉得时间过得很快。 热爱旅行的我，身边总是充满着健康的人。这时我才发现，原来这个世界上有这么多人在生病。这么多人处在绝望和希望的煎熬中。 住院以后，我不必继续纠结很多事情。我越来越相信命运，这次生病，命中注定让我在中国治疗。我和这个国家，产生了一种类似“生死之交”的感情。 手术前一天的术前谈话，持续了近三个小时。一个医生先和我谈，她很详细地把手术的几种可能性都解释给我。最坏的情况是，两侧的肿瘤如果都在卵巢，是恶性的话，子宫，卵巢都要摘除，而且术后要做化疗。最好的结果，是肿瘤是良性的，只切除肿瘤，所有的器官都不摘除。 我的中文不太好，晚上快九点半时，另一个医生刚下了手术台，她又继续给我讲了一个多小时，怕我听不懂，她详细地用手绘图画给我解释。 我把所有的文件都签好后，已经是晚上十点多。一直陪伴我的弟弟和C表情有点沉重地回家了。我把耳机戴在耳朵上，放着我最爱的歌曲，准备入眠，有一种把自己交给命运的感觉。我一直不相信任何宗教，但如果这个时候，出现一个上帝，我想我会伸出我的手。 第二天的手术，持续了3个多小时，我用的是全麻。在麻醉之前，在参与我手术的三四个医生里面，我看到了陈主任，她穿着手术服、戴着口罩，但我能认出她的眼神。陈主任和我聊天，我记得最后的一句话是她称赞我中文好，并说我一定是因为热爱中文，才说的这么好。 感觉像睡了一觉一样，一个医生唤醒我，告诉我：“是最好的结果。”——我的肿瘤不仅是良性的，而且不是生在卵巢里，竟然长在了子宫壁的外侧，是一个良性的子宫肌瘤。我的双侧卵巢、子宫都保留了。 那个20多厘米的、巨大的肿瘤，从我体内摘除。我看到了那个肿瘤的照片，非常大，很恐怖，像一个恐龙蛋！切开后，里面有很多水一样的东西。C在旁边好奇看肿瘤的照片，评论：“你的肿瘤长得也太有个性了！”而我的弟弟根本不敢看那几张照片，他打开了他找的我最喜欢的音乐，让我静静地听。 医生向我解释，它为什么长得这么大和快，是因为它里面布满了血管，我的营养又很充足，把它养大了。我想起了我检查出肿瘤的前几天，我和C一起去看《千与千寻》，影片讲，因为欲望和贪婪，人会产生变异。我的肿瘤也是这样，我吃了太多不健康的糖份，为了口腹之欲放弃了健康的食品，或许是因为这个原因，不该生长的东西也在疯狂生长。 在住院第六天的时候，我出院了。C接我出院，告诉我她买到了我上次去做核磁共振时我穿的那条裙子，她说，这次你可以直接穿，不用在上面套外衣了。手术后，我瘦了8磅，恢复了之前的体重。 住院手续直接在机器上办理就可以，全部的费用加起来，花了1.3万多人民币，不到2000美元，如果在美国，花费应该是中国的7倍。 我仔细看了整个治疗过程中，最重要的项目：手术费用。在美国，最体现医生价值的就是手术了。而我经历的那场持续了三个半小时，有六、七个医生参与的手术，加起来（包括全部药品和耗材）只花了5000多人民币，其中手术费用（分解为两个手术），只有3000多人民币！如果分配给所有参与手术的医生，一个人才几百块。真的太不可思议了，低到让人不敢想象。我觉得他们的劳动应该得到更高的回报。我想感谢一下陈主任和其他的医生、照顾我的护士，但是在入院的时候，我签署了一个不能给医生红包的文件。 我不知道为了表示我真心的感谢，给陈主任买一个礼物，是否是合法的？如果可以，我想买一条手链送给她，在疾病面前，没有上帝之手，是她的手救了我。 （毛晓琼对此文亦有贡献）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