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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我与省知青办主任余之光
余之光1937年在山东老家参加革命后，于1949年随军南下进川。解放初期即担任渠县县长，后调至重庆市从事青年工作，担任团市委副书记、书记等职。1973年上半年，余之光御任四川省教育厅副厅长职务，被任命为省知青办主任。当时，正值毛泽东给知青家长李庆霖复信不久，全国知青上山下乡工作正处在一个关键时期。可以说，他是在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面临极大挑战中，挑起了这副重担的。  我第一次见到余之光是1973年7月中旬。当时，我作为下乡知青代表参加了“四川省委、成都军区党委知青工作会议”，并与另外4名下乡知青一起成为了会议领导小组成员。在会议报到的当天晚上，省委书记何云峰在省委民族招待所二楼会议室主持召开了第一次领导小组会议，我在会上第一次见到了余之光。初次见到这位省知青办主任，虽没有机会直接与之交谈，但我对他充满着浓浓的敬意。 在此后40天的会议里，我接触他的机会就多一些了。无论是在领导小组的研究问题，还是在参加各大组的发言讨论；也无论是分析知青工作现状及查找存在的问题，还是提出解决四川知青问题的政策措施，作为会议领导小组副组长的余之光，理所当然地承担起了大量日常具体工作。我看到他很多时间都是忙忙碌碌，经常晚上加班到深夜。记得在大会发言交流前，他还抽时间看了我的发言稿，并转告我材料的最后一部分“意见与建议”应更具体一些。按他的修改意见，我在发言中对今后四川知青工作提出了一些建议和要求，受到了会议的重视，我也从中受到了教益。 此后，我又参加了省知青办组织的一些培训班、讨论会，还好几次被抽调到省知青办去协助参加一些重点工作。如1974年7月，在余之光的带领下，我参与了对乐山、峨嵋、郏江、名山等县建立知青点、队、场实行集体安置的调研、考察活动。1975年3月下旬，参加完四川知青理论骨干培训班后，我被留在省知青办协助参与动员宣传方面的工作，前后有两个多月时间，受到余之光的帮助和指导就更多一些了。 在这期间，我除了外出调研、参加座谈以及编发简报、拟写文稿等外，还集中一段时间写出了当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动员宣传提纲”。记得在“动员宣传提纲”初稿完成后，我向余之光作了一次汇报，他从宏观角度及框架结构上提出了一些修改意见，对我以耐心指导；在定稿时恰逢他率队前往宜宾地区调研未回，由于时间紧迫，在家领导安排我与一名处长专程前去汇报。到宜宾的当晚，他听取了我的汇报，而后留下文稿细看并提出了完善意见。在接下来几天里，我除了利用晚上修改文稿外，还跟随他到宜宾、泸州等地对知青动员安置工作进行了调研，也进一步充实了撰写文稿的内容。  1975年10月下旬，我赶赴成都参加即将召开的全省第一次知青代表大会的筹备工作。余之光告诉我，筹备组决定我为大会拟草一份下乡知青代表的《倡议书》。接受任务后，我即加班加点写出初稿。由于连续几天的旅途奔波与伏案劳累，我病倒了，手脚麻木、不能动作。省知青办领导当即决定送我到川医住院治疗。第二天下午，余之光抽空到川医住院外一科来看望我，关切地询问病情，鼓励我战胜病痛。走后，他又派人送来甜饼零食，担心我晚上会“饿”。当时，我感动得流下了热泪。经过几天的治疗，我很快得到恢复，又出现在了省知青代表大会开幕式的现场。 1976年8月，省委发文调整省委知青上山下乡工作领导小组，我被任命为领导小组成员兼省知青办副主任。此时，我仍是一名户口在农村、靠工分“吃饭”的下乡知青，实职为公社党委书记。这年11月，省知青办安排我去省委党校参加为期一个月的“厅局长领导干部学习班”，主要内容是学习文件、揭批“四人帮”。学习结束后，即到省知青办值班，按余之光的安排，我重点协助分管动员安置工作，一直到1977年1月。  时至1977年8月，全省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继续推进，调整知青政策的专题调研也开始启动。此时，我又应召到省知青办，余之光告诉我，这次主要是要我来参加并组织一些全省知青上山下乡的工作调研，并在调研活动与撰写报告中，更多地熟悉全省知青情况，以备参加全国知青工作会议。在这期间，我查阅了大量知青历史文件，翻阅了许多知青简报、信函，也带着问题到各地进行调查研究。一次，我陪同余之光乘车到简阳、内江、江津、重庆等地开展知青问题的调研考察活动，沿途受到他多方面的指导和教诲，特别是他的政治素质、思想方法、工作作风，以及他对问题思考、经验提练、分析方法、演讲艺术等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可以说，在他身上看到、学到、悟到的很多东西，都是我后来长期受用、受益的。 我知青生涯中历经的三位知青办主任，应当说是四川三级知青工作机构的优秀代表。自1962年国家有计划地开展城镇知青上山下乡以来，到1981年初宣布“不再搞现在这种形式的知青上山下乡”时为止，在四川三级知青工作机构担负领导责任的负责人有数百人之多。这期间，四川知青上山下乡工作经历了一个兴起、发展、高潮和结束的过程。不论各阶段所处背景如何复杂变幻，也不论知青工作如何艰辛曲折，四川数千名知青工作专职干部始终与全川154万知青心联在一起。他们在共和国这一特殊岗位上，肩负重任、情系知青、排忧解难、默默奉献，陪伴广大知青渡过了人生这一段最难忘的时光；他们忠心耿耿、不辱使命、倾尽心力、任劳任怨，为缓解四川城镇就业压力、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者孙成民，系四川省社科院知青文化研究中心主任、研究员；1969年至1978年在四川省开江县红岩公社4大队插队落户；著《四川知青史》（三卷本）2017年获四川省政府社科优秀成果2等奖；本文刊《当代史资料》2018年第3期。）  责编：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