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海康拍摄的上海市军民庆祝上海解放联合大游行。（上海人民出版社供图）
■口述人：姚海康（长宁区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解放战争时期是上海沪新中学学生） “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因为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赞同。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的一名摄影员，随着游行队伍，前奔后跑，有时甚至爬上了路旁的围墙，前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 从中学时代的党外积极分子，到成为一名党员战斗在黎明前的“至暗时刻”，现年九十高龄的姚海康回忆起70年前那段惊心动魄的时光，依旧心潮澎湃。 当年还是少年的他，勇敢地驾驶自家小汽车一次次运送战友脱离险境，他的家也成为隐蔽战线重要的庇护场所。“我当时只想要努力完成好党交给我的每一项任务，根本没去想危险不危险的问题。”满头白发的他回忆起往事，只留下这样一句质朴的话语。 在上海解放后那次振奋人心的大游行中，19岁的他又亲手拍下照片，成为这座城市最为珍贵的回忆之一。 为建立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 1946年秋，进沪新中学读高中后，我的人生发生了重要转折。10月我和几位要好的同学发起成立“丙戌社”，殊不知同学中有好几人是中共党员，于是我开始接受到进步思想的教育，并成为了党外积极分子。 地下党物色外围可靠的积极分子成立秘密组织“蜂社”时，我又成了其中一员。1947年3月2日，“蜂社”在我家大客厅举行成立大会，大家商讨了宗旨、组织、活动内容等，就是要团结起来，反对国民党的腐败统治，为建立解放区那样没有剥削、没有压迫的民主新中国而奋斗。华天惠、钟一鸣被选为负责人。并决定出版一份刊物，取名《新学风》。 经组织审查，1949年4月2日，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至暗时刻，我完成了地下党交办的特殊任务 1949年4月，上海地下党领导要我们加强隐蔽斗争，积极做好配合解放军解放上海的准备工作。那时，我的党员组织关系在大同大学支部。当组织上知道我家有一辆小汽车时，就交给我一个特殊任务，即尽快学会开汽车，准备在解放上海时使用。我抓紧时间在两个星期里考出了驾驶执照，并买了一大桶汽油，以准备随时使用。 4月26日上午9时许，我接到在交通大学读书的原沪新中学老同学周耐德打来的电话，要我尽快开汽车到交通大学后门（现淮海西路新华路口）等他。周耐德满身灰尘坐进车里，到家后他才告诉我国民党军警在凌晨突击搜捕交通大学的革命同志。 26日那天，军警还对其他大学进行了逮捕，有不少革命同志和同学被捕、牺牲。但我们在上海市委领导下，采取更隐蔽的方式保存和发展壮大革命力量。 我家是一个大家庭，住屋外是木行和锯木厂房，进出人员多且杂，隐蔽条件较好，又有电话，便于对外联系，因此，一些同志都到我家来隐蔽开展迎接解放的工作。徐惟诚（曾任中宣部常务副部长）于1948年经组织介绍，以学联同志的身份来我家隐蔽居住工作了五六个月（解放后才知，他那时在我家编辑《学生报》）。“四二六”大逮捕时，他带来了大夏大学的四名同志（解放后才知，他们都是大夏大学党总支成员）。另外，原沪新中学读书时的老同学侯杰、周耐德各带了一两个交通大学、大同大学的同志来我家隐蔽工作，共有10人，生活上由我母亲孙碧君照料。组织嘱我做好掩护工作。他们相互之间都不联系，连吃饭也是分开的。外出工作回来，都要仔细观察身后是否有特务盯梢。 那时的生活是艰苦的，床不够，就挤着睡，挤不下，就睡地铺；有时买不到菜，就蘸甜面酱下饭吃，但大家的情绪却很高涨。 5月25日拂晓，从我家门口的苏州河边上传来了枪声，解放军已占领了苏州河南岸阵地，与对岸的国民党军队对峙着。我们是多么想马上冲出去参加解放上海的战斗，但我们还得耐心等待组织通知。 后来我接到了“开汽车到设在大同大学的上海人民保安队沪西区指挥部报到”的通知，我的任务是担任汽车驾驶员，根据指挥部的安排，哪里需要，就开车到哪里去。比如运送人民保安队臂章、送同志去接管、送同志去电台广播宣传以及每天到第一师范学校运饭菜等等……在驾车执行任务中我也多次遭遇国民党袭击，经过五六天的日夜工作，我终于完成了党交给的各项任务。 用相机记录下上海军民欢庆解放的笑脸 1949年7月6日，中共上海市委和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上海市军民联合大游行”。我当时的党员组织关系已由大同大学支部转移至沪西百货业支部，但还未接上具体工作。因为我会摄影，又有相机，大游行开始前，便向领导提出，让我把这个具有历史意义的场景拍摄下来。建议得到组织上的赞同。于是，我成了沪西区大游行的一名摄影员，随着游行队伍，前奔后跑，有时甚至爬上了路旁的围墙，前后拍摄了30余张照片。 事后，我将这套照片整理成册珍藏起来。 （本报记者 周渊整理）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