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和才能，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并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我祖父是一个热衷于听故事的人，每到镇上逢集，他就到镇上背街的地摊演艺场听艺人讲故事。讲故事的形式多种多样，有的敲着小扁鼓唱打鼓金腔，有的打着简板唱坠子书，有的抱着长长的道情筒子唱道情，也有的拍着惊堂木说评词。不管艺人用什么样的形式讲故事，祖父都爱听，他就那么盘腿往地上一坐，听得全神贯注，常常是从开场听到散场。 镇上不逢集的时候祖父怎么听故事？他的办法是怀揣一本唱书，请村里一个识字的老先生念给他听。老先生戴着花镜，念得咿咿呀呀，祖父双目微闭，听得如痴如醉。祖父看管我，不许我乱说乱动，把我紧紧搂在怀里，只让我玩他长长的白胡子。我把祖父的胡子捋一会儿就睡着了。一觉醒来又睡，睡了两觉醒来，老先生还在念，祖父还在听，真没办法！ 祖父临终时，我母亲问他有什么要求。祖父用最后的力气，提出的唯一要求是，把他的书都放在他的身边，他要用书当枕头。 祖父作为一个农民，不喜欢种庄稼，却如此痴迷于听书，应该说他天生就有听书的内驱力。如果祖父识字，他的天赋有可能发挥出来，不但能听书，说不定还能写书。然而真是可惜，我祖父一天学都没上过，一个字都不识。祖父出生在清朝末年，那个时期战乱频仍，社会动荡，民不聊生。在那样的时代，普通农民能活命就算不错，哪里还能上学识字呢？ 再说我母亲。母亲出生在民国初年，也是一天学都没上过。虽说母亲不识字，但母亲是有些文学天赋的。母亲很善于讲故事，一讲就讲得有因有果，有头有尾，头头是道。母亲所讲的故事里总是有文学的因素，文学的细节，我称之为小说的种子。以母亲所讲的故事为种子，我写了不少短篇小说，至少有十几篇吧。 母亲生前，我曾跟她说笑话，说您要是识字的话，说不定也能写小说，也能当作家呢。母亲说，这一辈子我是不讲了，下一辈子我一定要上学。母亲也跟我说笑话：我要是会写小说，说不定比你写得还好呢！ 现在该说到我自己了。我是1951年出生，是在新中国的五星红旗下长大的。我比祖父和母亲幸运，一到上学年龄我就走进了学堂。学堂1958年开办，就办在我们村。村里和我差不多大小的几十个男孩子、女孩子都有学上，沉寂的村庄一下子有了琅琅读书声。我学习成绩不错，很快就加入少年先锋队，并成了少先队的中队长。在我上小学三年级的时候，我父亲去世了，家里遇到一些困难。这时我姑姑劝我母亲，别让我再上学了，主张让我去干活，为家里挣工分。在这个问题上，母亲没有听姑姑的劝说，没有让我弃学。母亲态度坚决，说孩子不上学，脑子就不开化，将来就不会有出息。她还说，学校建到了家门口，国家鼓励孩子上学读书，孩子上学正上得好好的，她怎么能忍心把孩子从学校里拉出来呢？母亲还说她小时候也想上学，也想念书写字，可那时候兵荒马乱的，人成天东躲西藏。如今孩子赶上好时候，总算得到上学的机会，哪能错过呢？ 亏得有母亲的坚持，我拿到了初级中学毕业的文凭。此后，以初中所学到的文化知识为基础，我不断自学，不断开掘自己，丰富自己，才一步一步走到今天。1970年，一家大型煤矿到我们公社招工，我有幸参加了工作，成为一名煤矿工人。刚到煤矿时，我并没有下井采煤，而是在煤矿下属的一个水泥支架厂里采石头。我们在一个很深的石头坑里把石头采出来，然后用破碎机把大石头粉碎，粉成一些细小的颗粒，掺上钢筋和水泥预制成支架，运到矿井下代替坑木作支护用品。我在支架厂干了两年多，因给矿务局广播站写了几篇稿子，就被调到矿务局宣传部，先是编辑矿工报，后是当新闻干事，从事新闻报道工作。到宣传部工作后，我主动要求到井下去采煤。我想，作为一个煤矿宣传部门的工作人员，没有在井下劳动的深切体验怎么行？我先后去了王沟矿、王庄矿、芦沟矿等，和矿工弟兄们同吃、同住、同劳动，在井下干了八九个月时间。下井期间，我当过掘进工、采煤工，还当过运输工，对井下所有的工种了如指掌。我经历过矿压所造成的冒顶、片帮等危险，与矿工同甘共苦，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1978年春天，我的命运再次发生转折，从基层煤矿调到北京，调到国家煤炭工业部，在《他们特别能战斗》杂志社当编辑和记者。这次调动，我自己做梦都没有想到，同事们也感到惊讶。我一没有大学文凭，二不认识杂志社的任何人，三还不是正式干部，只是以工代干，怎么可能一下子调到煤炭部工作呢？只是因为我给杂志社写过一些稿子，杂志社的老师们认为我写得还可以，以借调的方式，对我进行了面对面的认真考察，认为我适合做编辑工作，就毅然决定调我进京。我充满感激，工作干得十分卖力。我几乎跑遍了全国各地的重点煤矿，写了大量的稿子，得了不少奖。更重要的是，通过在煤炭部工作，我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锻炼了才干，并积累了大量文学创作素材。杂志改为《中国煤炭报》之后，我被提拔为报社的副刊部主任，在这个岗位上一干就是十年。 还在煤矿时，我的理想是当编辑和记者。到北京当了编辑和记者后，我没有满足，业余时间一直在写小说，想当作家。新闻要求客观性、纪实性，我还有一些想法和情感，需要放在想象的空间，通过文学创作加以表达。还好，我所写的短篇小说《鞋》和中篇小说《神木》，先后获得第二届鲁迅文学奖和第二届老舍文学奖。 机遇又一次眷顾我。2001年，我五十岁，一心想集中大块时间写长篇小说。说来真是幸运，这年北京作家协会要吸收一批驻会专业作家，于是我顺利地调入北京作协，成了一名专事写作的作家。正当我需要时间的时候，北京作协就把大块大块比黄金还要宝贵的时间给了我，使我得以集中精力、调动潜能、一心一意地投入到文学创作。 新中国成立六十周年的时候，我曾写过一篇文章，题目叫《赶上了好时候》，主要意思是说，我之所以能一次又一次地如愿以偿做我倾心喜欢的工作，并通过勤奋劳动实现了人生价值，是因为我们赶上了一个好的时代。好时代的一个突出特点，就是尊重人，尊重人的个性和才能，尊重人的喜爱和选择，并为个人的成长和发展提供广阔舞台，帮助人们实现人生价值，满足人们对幸福生活的追求。 时代是一个大命题，它对我们每个人的命运所起的作用都是决定性的。我个人的一系列人生经历，就是最好的注脚。 母亲生前多次对我说，她做梦都没想到，我们家的日子如今会过得这么好。母亲还说，你爷爷要是还活着就好了，要是知道他孙子不但会念书，还会写书，不知道有多高兴呢！ （作者为北京作家协会副主席） 责编：日升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