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几年前，黄宗英交给我一摞材料，是赵丹文革中关押在狱中所写的各种交代。这令人感动的信任，顿时让我感到手中这些稿纸的份量。随后，一次又一次翻阅，一页又一页整理，一个人沉重而扭曲的生命，渐次在我面前铺展。 说来惭愧，在1978年初上大学之前，赵丹的电影只看过一部《林则徐》，而且还是在文革爆发前的童年时代，很难说有什么印象。 “笑话！你们入狱的五个人里若有一个人带了组织关系，我们当时就能保你们出狱。文革整个新疆叛徒案都平反了，你怎么当的叛徒？他们不理你，我请你到江西去。” 黄宗英回忆，方志纯当即以江西省委的名义，盛情邀请赵丹到江西指导南昌排演话剧《八一风暴》，并酝酿将该剧改编为电影。这是赵丹文革后的第一次重要外出活动。就在准备到江西去时，赵丹又遇到了一点麻烦： 赵丹出差需要单位开证明，上面写着：“赵丹去你处学习，请接待。”赵丹一看，发了火，说：“什么叫学习？我不去了。”我劝他去走动走动。在江西他非常高兴，方志纯把他当贵宾，还请他上了主席台。和在上海的处境相比，有天壤之别。（1997年11月8日与李辉的谈话） 重新出山拍摄电影，是赵丹文革后最大的愿望。黄宗英说： 他天生就应该是个演员。他进入境界时最可爱。他是全身心投入，百分之二百地忘我。什么也顾不上。从大的方面到细节，都一一想到。文革刚刚结束时，他太想重上银幕了。你想，他多少年没有拍过电影了？记得大概在1977年吧，当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厂长汪洋请他演《大河奔流》里的周恩来总理时，他好兴奋。赵丹试装后走在厂区，见着的人都震住了。他自己看到试片，也吃惊竟然这么像。可晴天打雷，突然活生生地把他撤了下来。我真担心他会发疯。已经粉碎“四人帮”了啊！可关于赵丹的谣言满天飞。我陪他去文化部跟部长黄镇讲理说：“人不能不明不白地活着。”其实撤赵丹也不是黄镇做得了主的。赵丹被撤后，我赶紧为他写《闻一多》的本子。他碰上谁，都要人给他写本子。像苏叔阳、白桦、李准，他都说过。他还要我给他写齐白石，还说要不就写《红楼梦》。他想要演得不得了，还想当导演，常在各种纸上画镜头蒙太奇小框框解馋。当时美国曾发函邀请赵丹去访问，可有关方面却一再拖延，待复函时配上一份有逐级领导一共八个人的浩浩名单。结果对方不接受，说他们请的是艺术家赵丹。（根据与李辉的谈话和信件整理。） 文革后的赵丹最终也没有在银幕上扮演出新的形像。  文革中赵丹被捕，关押在他演革命者坐牢的监狱 被捕的前几天，赵丹受到上海青年话剧院的造反派的毒打。他们皮手套里放上硬物，一边打他的脸，一边说：你还想上台！他们就是要破他的相。事后让他回到家里休息一个星期。大概就在1967年12月初，一天来吉普车把他抓走。当时我正在电影厂的“牛棚”里。白穆告诉我；赵丹被带走了。接着，造反派要我回家给赵丹收拾东西。从海燕厂走到湖南路，距离不近，我感觉不是走在地上。丈夫被捕了，眼睛还被打坏了，我从没有想到我会和公安局有关系。（1997年11月8日与李辉的谈话） 赵丹在这个至今不清楚的地方关押一段时间后，又被转到另外一个监狱。这便是他所知道的位于虹桥的一座少教所。黄宗英说，文革中，这座正规监狱被腾出来专门关押一批文化界的“全面专政”对象。据她所知，当时里面关了三百多名高干和高级知识分子。 历史此刻在赵丹身上出现巧合。20年前的1948年，赵丹参加电影《丽人行》的拍摄，扮演一位革命者章玉良。剧中的章玉良被捕入狱，那座监狱也就是现在赵丹被关押的地方。剧中人物坐牢、受刑的一些狱中镜头，也是在这里实景拍摄的。令人悲切的巧合！ 几年时间里，赵丹一直是单人关押，后来出狱时曾一度语言迟钝。 没完没了地写交代，写检讨，便成了139号赵丹的主要任务。他的交代涉及面很广，从三十年代从影的经历，到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盛世才当局关押前后的情况、释放返回重庆的演出活动，以及文革前十七年里的文艺活动。关于后者的内容，赵丹被迫交代演出《武训传》《李时珍》等业已拍摄完成的影片，即便没有拍摄过仅仅有念头的事情，也逼迫他交代。如“为什么想要演刘贼少奇”。 赵丹被捕的直接原因，是按照“叛徒”来立案的。说是抗战期间他在新疆被捕入狱后，在盛世才当局的胁迫下做了叛徒。但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赵丹最初被当作要犯关在特别监狱，受尽严刑拷打。后来，移到第二监狱。次年，曾任过哈密县长的程方伯也被抓了。 赵丹在监狱里看了大量的苏联小说，他和程谈果戈理、莱蒙托夫、普希金、托尔斯泰、契诃夫……也谈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在他情绪烦闷的时候，轻轻哼唱高尔基的《囚徒歌》。 两年后，1942年，新疆局势突变，本已转向投奔蒋介石的盛世才，被蒋介石派兵逼下“新疆王”的宝座。据说，他是靠大量行贿才在重庆谋得一个闲差事。控制了新疆的国民党当局，派审判团来乌鲁木齐处理积案。一部份中共人士仍然被关押。而其他人只要有人担保，便一一释放。孟驰北回忆，赵丹、徐韬等人找到当时担任新疆教育厅副厅长的刘永祥（八十年代担任新疆政协委员）担保，因为刘的妹妹曾参加过他们组织的话剧演出活动。刘永祥当时还兼汉文化促进会的董事长，直接负责实验剧团，便出面为他们担保。这样，在盛世才监狱里被关押将近５年的赵丹，终于获得自由。 然而，在复杂的历史被绝对化、简单化的年代里，有过如此经历的赵丹，又如何能摆脱无休止的折磨呢？从入狱开始，一直到1971年，仅在黄宗英交给我的这部份交代中，就有好几次长篇历史交代，特别是关于新疆生活的。他不得不苦苦搜寻记忆，反反复复把同一件事、同一细节写出来。 读赵丹的交代是一件痛苦的事情。尤其令人难以忍受的是，他甚至还不得不用最恶毒的语言咒骂自己。在这样的交代的字里行间呈现出来的，不再是一个光彩夺目才华横溢的艺术家，而只是一个委琐、屈辱、无奈的囚犯。在高压之下，只能把自己人生的一幅幅画面，涂抹上丑陋的色彩，惟有如此，才能表现出被改造者的真诚。似乎也惟有如此，才能让实行专政者感到某种快感和满足。 大前天，我又在胡画小字条被解放军战士发现，来屋内大搜查，不知从那个角落里搜到一片小纸片。我当时想，这一定又是前一阵胡思乱想猜测革命群众对我的态度一类的东西，反正写的没有好的思想。可我现在已将从前的坏思想都彻底批判掉了，从根刨掉了，如果现在再把小纸条交上去，岂非又将事情弄复杂化了？一定说我现在写的思想汇报是假话，是口是心非的“两面派”。所以，我就不顾解放军同志的阻拦，把小纸条抢过来撕掉了（当时我也没有看清上面写的什么内容）！解放军战士对我进行了帮助教育，对我改正这种坏习惯，确有很大的促进作用。事后，我越想越觉得感激这位可敬爱的战士！感激这位年轻的毛主席的好战士！他对党的任务负责与对我改造负责的一致性是多么值得人敬佩和应该向他学习的呀！ 还有一次从赵丹那里发现了两枚一分钱的钢崩儿。有钱同样是不允许的。为此赵丹又只得写出关于两分钱的检讨： 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是从哪儿来的呢？我记不确切了。记得我初到此地购买东西时，确是找分币零钱的。记得当时因为天冷，我曾要求过此地的工作人员代购些水果糖，好增加些热量，可工作人员不肯。而买东西改作只找糖、不找分币那是后来的事了。 我这个人在生活小事上，素来是马马虎虎，所以不知怎么就遗留这两枚一分钱的镍币了。这实在是没有任何用意和用心在内的。 在此认罪，并恳宽恕是幸！ 人格被扭曲，尊严被玷污。赵丹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度日如年，就是以今天人们难以想象的方式消耗生命。 然而，赵丹毕竟是赵丹，他总是有着艺术家的激情，性格中更有火爆的一面。当无休止的折磨、逼迫压得他喘不过气的时候，他也会突然如所扮演过的林则徐或者许云峰一样，拍案而起，说出平时不敢说出的话来。 在一次检讨中他写道： 我的面前到处是可怕的、黑洞洞的陷阱。我感到绝望了，我还有什么出路、前途可言呢？这种种莫须有的事，根本就是你们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多疑，神经过敏，其实质是你们的“以己之心度人之腹”的错误判断，都硬朝我的头上来安，硬要我来“自发地承认”这条“严重的罪行”，这能使人相信你们是“为了我的前途和我的儿女们的前途着想”吗？你们这样做还能让人相信“这是对革命负责与对我个人前途负责的一致性”吗？！ 另一次写道： 一个个都放出去了，唯独还关着我。为什么党对我就如此苛求？为什么毛主席的思想的恩庇，党的政策就照临不到我的身上呢？难道我和党真的有着不共戴天的深仇大恨吗？难道这一场伟大的文化运动弄到末了，原来就是弄倒我一个人？！查出我“是中国电影事业的罪魁祸首”？是我一个人制定的修正主义的黑线、黑纲领吗？果真如此，杀一人而能救天下，那就请乞诛之！为革命的利益，这是太合算的事了！ …… 另有一次交代中，赵丹索性指责对他实行专政的人，要他事无巨细地反复交代历史，完全是一种“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做法，天真的他还在想讲道理： 我又进一步想：一个人几十年的事，难道就是要一件件一揸揸都记忆得清清楚楚，一丝也不能差错、遗漏才叫做彻底坦白吗？这样，反是不科学的，不符合生活实际的。 与黄宗英谈赵丹，我总感到自己有些残酷。她年老多病，提起这些往事，无疑对她是一种感情和心理的折磨。我们约了好多次，筹划了好几年，我还是迟迟下不了这个决心。最终，在她又一次重病之后，她对我说，她担心再不谈，自己有朝一日可能完全丧失敢于记忆的意志。这样，我们才集中这一个话题进行了长谈。 赵丹猛地一拍桌子：“谁查我档案才使用我？我会让他使用？” 我也对他们说：“你们是为他的叛徒立案，运动结论里应该有这个内容。你们先拿回去，以后再说。” 来人说：“你要不签，别人怎么使用？我们要积极落实政策。” 赵丹的交代材料拿回来，是在他去世之后。过了一些日子，上影厂落实政策办公室来找我，说：“复查组重新讨论了，结论也重新写了。”我一看，大意是：“一切不实之词予以推翻。”他们要我签字，我说我不能签。后来，我就让他们把交代材料留下，但没有在结论上签字，这就是说，赵丹的问题至今也没有最后结论。赵丹逝世后，我写了一篇八百字的文章《人民了解他》。我心想，有没有结论又有什么了不起呢？他留下了银幕上的形像，够了。 小女儿看到了这些材料，在日记中这样写道：“难道这就是一个人吗？一个人的一生吗？”  附 黄宗英的补充：赵丹在狱中的被打和精神折磨 1999年11月底我写好了这篇文章的初稿，距与黄宗英那次长谈已有两年整。我当即把初稿寄给黄宗英审校，很快她在12月6日给我写来一封长信。信写得坦率而感人，是对这篇文章的最好补充： 我刚才让亦代看看《再》，他一页没看完，就说：“我不要看了！”凡是深知阿丹一生饱受的非人摧残，都不忍“戳心经”。 我把阿丹的“交代”给你时，心里也很嘀咕。当时（1980年冬）上海电影局运动复查组交回的两大捆材料上，盖着一张大纸，上书：予以销毁。发还给家属就是表示“不留档案”，由家属亲自销毁。我若仅是家属，当然会销毁吧。毕竟是红色恐怖高压下，严刑拷打摧残下，无所不用其极的精神折磨下被逼迫写的。阿丹若活着，他会怎样对待这两大捆交代？！我想不出。请你设想阿丹在九天九地看了《再》，究竟会是什么表情？我心忐忑。虽然阿丹生前曾说：“我以后写回忆录，一定写真真实实的自己和身边的人，决不拔高。……” 我当时为什么会留下呢？不会是想到“个人命运是折射历史的一面镜子”吧。我是想写赵丹，不是以传记形式。但1947年夏天以前，赵丹的实际生活我不了解，正像不了解冯亦代1993年冬以前一样。但我几度提笔几度病倒乃至被送进医院。 我跟你谈阿丹时，没谈到他在文革狱中屡遭殴打，可能因为受到“在国际法中，政治犯在狱中不可以严刑殴打”，以及文革中文革后都散布的“把某些人关起来是为了保护，免得被群众打死”的舆论的影响。我仿佛也没有看见哪篇狱中纪实说到打犯人、犯人挨打。是在粉碎四人帮之后，阿丹才敢告诉我： 在提审时，打手从外边来，站四角打，把他打过来，打过去；在牢房里，打手也是从外边来，站两角打，或把他绑在床上打；先是每次打过之后，次日或隔日就拉出去斗。某次打得鼻青脸肿，不能拉出去斗（让赵丹看出来了），以后就不往脸上打。 当赵丹逝世之后，做尸体解剖后，有参加解剖的宋慕琳（外院医生，我的朋友，女，已死）某日对我说：“赵丹身上，没有一块地方没伤，包括两只耳朵，太惨了。” 在精神上的折磨，典型的是后来。实在交代来交代去没什么可写了，就叫赵丹倒着年份、月份、日子、钟点交代，从12月31日午夜12时往前交代。赵丹说他写了两天后，早上起来就摔跟斗，呕吐了。所以，他骂专案组“比法西斯还法西斯”。赵丹骂得最利害的几页，已被从交代簿中撕去，缺页。点击观看：中央御用301医院！领导人们如何面对死亡 以上，我所以写下来，为的是我对自己所述负责。 我对序的具体意见，是在第二章开头。由黄说也好，由李概括也好，总之要点出他当时具体的生存环境。监狱和监狱不一样，干校和干校不一样，向阳湖的牛鬼放鸭子还能留影，这在上海办不到，岂非留变天帐！ 以上意见先寄给你，其他具体的将在校样上提出。 回想与赵丹在一起的日子，我至今不悔的是爱了一个值得爱的人。我并不是称职的好妻子。朋友们说：一见宗英变贤妻良母时，准知道阿丹在外面又倒霉了——我们的婚姻，竟主要由无边的苦难支撑！ 君却无言。时间又过20年。谁还能想起他的绝唱？哪里还能听见悠悠回声？20年，一切似乎都变得很快，让人认不出旧时模样。不少事情却又仿佛依然如故。人便在这样的生活中走着。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