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有一种说法：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只是历史的偶然，假如当时没有邓小平搞改革开放，其他的领导人也会搞改革开放。 我不同意这样的看法。我认为：没有邓小平，就没有改革开放。研究历史的人总喜欢说历史的必然，个人只是被历史推动。我觉得这种观点非常平庸，而且特别不符合中国的国情。 有人说小平只是顺应了历史大势，改革是不得不然，他不搞别人也会搞。他当然是顺应大势，但改革是否必然，即使必然是否会是这种形式，这个速度，这样规模，那可就难说得很了。你看东边邻居，未必没有改革呼声和历史必要性，几十年了，改了个啥？ 今天的人根本不了解文革刚结束时整个社会思想僵化到什么程度。当时如果没有小平出来，最多就是回到50、60年代文革前的路线，当然会比文革10年务实，小修小补，但今天这种全面开放、市场经济那是想都不用想。再合理的历史趋势，假如没有人以坚定意志强力推动，那也是不可能实现的。 历史大潮，稍纵即逝，奔流不回。看中国近代以来一些关键节点，都是阴差阳错，与机遇失之交臂。小平的可贵，就是对内不折腾，对外韬光养晦，死死抓住这几十年难得的国际环境，果断把中国推上了一个台阶。如果当时磨磨叽叽，拖到今天虎视眈眈的川普时代，再想开放也不成了。 如今，左边的朋友批他不够左，右边的朋友批他不够右。其实这都是没有抓住要点，小平的意义恰恰是超越了僵化的意识形态话语。他是个注重实际的人，他知道中国最关键的不是说，而是做。所以他说不争论，他的策略是，能做的就做，不能做的就留给未来。 小平同志出来以后，在1978年12月13日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会上做了一个讲话，题目叫《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别小看这个看上去普通的标题，其实包含了这之后中国惊天巨变的基本原力。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这三句话有着丰富的潜台词、高度的政治智慧、无穷的后续可能性。就这三句话，除了小平，别人想也想不到，想到了也不敢说，说出来也没用。 今天浩浩荡荡的留学大潮，也是小平拍板推动的。 历史是合力，但历史也需要杠杆。穿越回到1977年，大家想一想自己和周围人当时的认识水平，就明白小平推动的思想解放实在了不起。仅此一点他就秒杀同侪。那个年代思想僵化到什么地步，今天的人是难以想象的。我举个例子。文革后，西方古典和近代文学开始解禁，但是对西方现代主义文学还十分小心，屡次批判论争。 据说争到了小平那里，小平就搞了个中央内部的小会，让王蒙给他们讲现代派，王是文革后最早搞现代派的。讲完以后，小平说：我看没什么嘛。于是绿灯。 1979年10月，邓小平在第四次全国文代会上说:“文艺这种复杂的精神劳动，非常需要艺术家发挥个人的创造精神。写什么和怎么写，只能由文艺家在艺术实践中去探索和逐步求得解决，在这方面，不要横加干涉。” 1977年8月3日，小平主持科教工作座谈会，会上当时教育改革的勇将温元凯提出了十六个字的高考恢复方案：“自愿报考，领导批准，严格考试，择优录取”。小平听后当场说：温元凯，至少采纳你四分之三，第二句“领导批准”可以拿掉，考大学是每个人的权利，不需要领导批准。 停止上山下乡，让知青回城，当时城市没有工作岗位，很难一下接受那么多人，无法安置怎么办，搞出大乱子怎么办，谁敢拍这个板？邓小平。 包产到户，阻力重重，大多数干部都不同意。小平在1980年5月31日同中央负责同志作了一次谈话，在关键时刻专门表态支持阻力重重的农村包产到户政策。《邓小平文选》第二卷收录了这篇讲话，定名为《关于农村政策问题》。 1974年4月10日，邓小平在联合国第三届特别会议上阐明中国的外交政策。 一个能真正推动历史的人，我认为需要具备三个基本条件：眼界、意志、威望。三者具其一，在1977年的中国并不少，三者具其二的，也有。三者俱备的，只有小平一人。 但小平看上去并不是一个具有宏大构思，思想深刻，满怀理想远景的人，今天批评他的人，常拿“猫论”“摸着石头过河论”说事。我认为他们完全说反了。不搞宏大构思，摸着石头过河，恰恰是小平最了不起的地方。历史上，各种海市蜃楼、空头支票把人类害惨了。 小平最令人敬佩的，就是他老老实实承认自己一开始也没有什么想法，反正你们下面要解放思想，胆子大一点，步子快一点，就先干起来吧，别太出格就行，边干边学边总结边调整。 这里面有中国传统黄老之学无为而治的智慧。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夫唯不管，故天下莫不管。小平也说：“我们的政府管得太多了，要尽可能少管。” 他还对金庸说：“政治家不要主意太多”。 小平说的“不折腾”，也就是无为而治的意思。无为不是不为，恰恰相反，无为而无不为，给百姓空间，给社会选择，这就是思想解放的精髓。 小平的眼界、意志、与威望，确实也是他一生的经历形成的。很少有人像他这样一次次地大起大落，他的履历包含了党政军中央地方文化科技外交一切关键岗位。16岁赴法，他是84个四川勤工俭学人员中最年轻的一个，从1920到1926，他在法国度过了一个人最黄金的青春年华。 值得注意的是，他在1975年访法，是中共领导人中访问西方的第一人。在法国他参观了工厂和农村，目睹了他离开法国之后的巨大变化。1975年，小平赴联大演讲，有点空闲时间，别人问他想看什么，他说：华尔街。 小平是睁眼看世界的人。他在世时，就老有人嚷嚷要跟美国全面对抗。小平说：我是会打桥牌的，不要以为你有四个K就了不起了，别忘了人家还有四个A呢。 但小平并非对外软弱之人，看他把撒切尔夫人搞出一个跟头就明白。小平是务实外交，他也是以务实赢得世界的尊敬。毛泽东对他有个评价：绵里针。这是非常恰切的。1975年末，“四人帮”搞他，毛泽东要他对文革表一个明确的态度。此时小平政治生命危在旦夕，但他就是不肯松这个口。这件事我是非常佩服的。小平不是个不会弯腰的人，但他有他的底线。 今天和小平在世的时候都有不少人骂他，这其实正是小平了不起的地方。你只要在他之前的时代骂骂领导人试试就明白了。那么，是他没有能力让骂他的人闭嘴吗？不是的，他是个超级政治强人，有这个能力。他也没有在他威望达到顶峰的时候搞个人崇拜，假如他那么搞的话，在中国很容易成神，今天骂他的人只会顶礼膜拜了。 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之际，有一位领导人全世界公认的，那就是邓小平。作为一个历史人物，小平同志也必须接受历史的评价，而无论评价如何，小平同志是中国改革开放最主要的开创者，正是他主导的改革，彻底改变了新中国成立后长时间的“短缺经济”的现实，也由此，主观、客观地推动了中国政治、社会、思想、文化等方方面面领域的变革。没有邓小平同志，中国的历史会被改写。 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小平同志的人望是无可比拟的，因而有了邓小平理论，这是全党在改革开放中形成的共识。这也反映了绝大多数人对于改革开放的认识。然而，似乎在最近几年，对于小平同志的评价，社会上产生了一些分歧，而分歧的焦点在于，改革开放过程中衍生出来的一些“副产品”——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等等问题，很多被归结到了小平同志身上，仿佛他的方针政策导致了以后的消极现象。 由此产生了一个问题，我们如何评价一位领导人。 在本刊看来，对于一个领导人的评价，有三个维度：使命、担当和“局限”，我们试从这三个维度来评价小平同志。 每一代都有每一代的问题，而问题的集中表现，就是一个时代的主要矛盾。而对主要矛盾进行破题、突破、解决，就是当代领导人的使命，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才是符合历史决定论的。在邓小平那个时代，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当务之急是，苏共已垮台，如果中国人民再穷下去，社会主义就没有出路。能不能认识到这一主要矛盾、能不能看到这一历史使命，是对领导人的第一个“大考”，毫无疑问，邓小平始终清醒。 使命在肩，但未必每个人都敢于担当。戈尔巴乔夫临阵逃脱一败涂地，时刻提醒我们领导人担当的重要性。而在担当的问题上，小平同志是没有丝毫犹豫的。对于改革开放，党内的阻力远比我们想象的大，面对阻力，小平同志不是“小步慢走”，而是“大步快走”，以至于连西方世界都对中国产生了误判（以为中国已经“和平演变”）。这样大步子的改革，对于邓小平要承受多大的压力和同志们的不解，可以说，没有小平同志的担当，今天的中国不会有如此巨大的成就。 最后我们要谈到“局限”，之所以要打上双引号，是因为这个局限，并非领导人个人的局限，而是历史的局限。一代人克服、解决那一代最迫切、最危急的问题，已经是非常了不起了。主要矛盾是始终运动的，随着一个个问题的解决，主要矛盾也必然由量变到质变，产生新的一个个问题，从而形成新的主要矛盾。在这旧的历史环境下产生的新的问题，这就是历史的局限性，有待在新的政治、经济、文化的条件下，予以解决。邓小平的方针政策在他所处的时代是正确的，但随着时间、环境条件的变化，这些方针政策必须有新的调整。所有的这些，又构成了继承者的新的使命，这才是符合历史唯物主义的认识。把新的问题推给历史人物，是不负责任的。 腐败、贫富差距、意识形态混乱、新自由主义泛滥、道德滑坡……这些问题确实存在，有些也确实因为改革开放过程中一些政策失误所致，但所有的这些，都是需要我们在今天的历史条件下加以研究和解决的。小平同志生前，看到了这些问题的苗头，并且予以警示，可以说，他的历史使命已经超额完成，我们没有理由苛求他。我们需要的是有邓小平的智慧与胆略，来解决好当前的问题。 (责任编辑：晓歌)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