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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打破“八月半回上海吃月饼”的狂嚣，陈云是如何打赢经济上的“淮海战役”的
摘要：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一场不见硝烟的“米棉之战”展开了。  中秋节吃月饼，饱含着团圆的意象。不过有一年，当“八月半要回上海吃月饼”的传言甚嚣尘上，人们在物价飞涨的环境中，丝毫感觉不到愉悦的气氛。
那是在1949年，上海刚获得解放后的第一个中秋节。
5月27日，人民解放军占领上海。上海解放，意味着军事上国民党已经失败，但在经济上他们并甘心，试图挽回损失。
上海是靠运进原料和燃料维持生活的城市。全市棉纺业所需原棉的60%、粮食的50%—60%依靠进口。国民党残余勾结资本家，企图采取饿死新生人民政权的办法，逼迫共产党退出上海。他们认为，既然共产党号称秋毫无犯，不拿群众一针一线，那么吃饭也就得遵守市场规律，你来买粮食，我就不卖，让你们的人民挨饿。只要上海的市民对共产党不满了，即使南京路上有好八连，那也阻挡不住饥肠辘辘的抱怨的人流涌动。通过经济上的战争，他们就能夺回上海，“八月半”就能回到“上海吃月饼”。 1949年6月23日，国民党出动军舰在长江口外布雷，对上海实行封锁，截断原料和粮食的供应，这无疑给上海增加了不少困难。 投机商们乘机囤积粮食、棉纱、棉布和煤炭，借以哄抬物价，扰乱市场秩序。资本家扬言：“共产党军事100分，政治80分，经济是0分。” 国民党特务也公然叫嚣，只要控制了两白一黑，就能置上海于死地。“两白”是指米和棉，“黑”是指煤。 于是，在陈云领导下，一场不见硝烟的“米棉之战”展开了。 中财委的组建 从6月23日到7月30日，上海物价上涨了一倍多，并影响到整个华东、华北和华南等地。 党中央如何应对这场经济上的考验？这还得从组建中财委说起。 为了更好地为新中国的经济恢复和发展做准备，党中央决定成立中财委。1949年6月4日，周恩来主持召开各民主党派人士及北平各级党政机关负责人会议，宣布陈云负责筹备组建中央财经委员会，并明确中财委暂时属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领导，中央政府成立后归中央政府领导。 由于共产党长期处在农村进行革命斗争，缺乏经济建设人才，陈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物色干部。他说，在德才兼备的前提下，搞“五湖四海”“就地取材”。 中财委是在原中央财经工作部和华北财经委员会的基础上组建的。但陈云特别注意选用有经济才能的党外民主人士。章乃器、千家驹、沈志远等人都被吸收其中。陈云还致信周恩来：“请你告诉我可以吸收哪些人来办些事，各人的政治态度如何？”马寅初就是在周恩来推荐和陈云一再敦促下担任中财委副主任的。 陈云还接收了原国民党政府资源委员会的高级专家学者十五六人。 7月12日，陈云主持召开成立会议，自我介绍：“我叫陈云，个子小，瘦瘦的，身体不好，两个月感冒一次。现在让我来管财经工作。上海有个什么永安公司、先施公司，我原来像是在大楼前面摆小摊的，现在让我来当这个大公司的老板。能不能完成好这个任务，要靠大家努力了。”这朴实、幽默的几句话，一下子吸引住了全体与会者。 夺回金融话语权 在这场稳定物价的“米棉之战”前，上海还经历了一场“银元之战”。 上海解放，陈毅就颁发布告：“自即日起，以人民币为计算单位，人民币与金圆券的兑换比例为1∶10万，在6月5日前，暂准金圆券在市面上流通”。 因为金圆券已成废纸，兑换工作进行得很顺利，到6月3日，收兑的金圆券已堆满了所有的银行库房，装运的汽车从外滩沿九江路排到了四川路。可是，金圆券收上来了，人民币却花不下去。 此时，上海旧经济势力利用人们长期以来形成的担心钞票贬值的心理，掀起了银元投机风潮。原来1块银元值100元人民币，6月3日涨到720元，6月4日突涨到1100元，涨势仍在继续。 陈云参与指导了上海市军管会同上海旧经济势力之间的“银元之战”。陈云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打击银元使人民币占领阵地的指示》，于6月8日下发。 当日，军管会通过报纸、电台进行阵前喊话，敦促投机商停止对银元的炒卖，要求商家接受人民币。10日上午，上海市警备司令部司令员宋时轮亲自出动，带领全副武装的军警分五路包围了设在汉口路422号的上海证券大楼——远东最大的证券交易所。 吴晓波著《跌荡一百年：中国企业1870-1977（下）》对该事件有生动的描述：当时大楼内共2100多人，从上午到午夜12点，公安人员分头搜查了每一个字号，并登记了所有封堵在大楼内的人员名单及财物；然后命令全部人员到底层大厅集中，听政府代表训话；会后，当场扣押234人，移送人民法院审判。 除政治手段外，陈云还须陆续采取许多经济步骤：明令铁路交通事业及市政公用事业，一律收人民币；税收一律征收人民币；以地方为单位，首先是上海酌发实物公债等。 “银元之战”成了人民政府与上海旧经济势力交锋中取胜的第一个回合，初步稳定了人民币的地位，为控制市场，打赢粮食战争创造了必要前提。 不亚于“淮海战役” 在美蒋封锁上海口岸后，一些投机商乘上海存粮不足和外国棉纱进口困难之际，掀起了以粮、纱、煤为主的涨价风潮。 为平抑物价，7月27日至8月15日，陈云在上海主持召开了有华东、华北、华中、东北和西北五大区的财政、金融、贸易等部门领导参加的财经会议，寻求解决上海和全国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对策。 会上，陈云指出，能否解决上海问题和稳定全国物价，要看我们掌握“两白一黑”的情况。这三种物资中，关键是大米和棉纱。一个是吃，一个是穿，是市场的主要物资，“我掌握多少，即是控制市场力量的大小”。“人心不乱，在城市中心是粮食；在农村主要靠纱布。”资本家手中的主要物资除黄金白银外，也就是大米和纱布。因此，打好“米棉之仗”，就成了稳定物价的关键。 陈云亲自指挥了这场平抑物价的战斗。 1949年秋季，华北粮区遭天灾，庄稼歉收，原本就紧绷的粮食形势变得更加严峻。在筹划纱布大战的时候，陈云就非常担心北方的投机商集中攻击粮价，如果布粮同涨，南北一起开战，将两面受敌，局面难以收拾。他想出一计，在10月20日急电东北，要求每天发一个列车的粮食到北京，在天坛建仓存粮，而且每天必须增加席囤。这一计谋果然非常有效，北方的粮贩子们看到政府手中有粮，而且日渐增多，便不敢轻举妄动。 1949年11月13日，陈云为中央财经委员会起草了《制止物价猛涨》的指示，提出12条措施。同时，陈云还指示全国各主要城市做好准备，于11月底至12月初一齐抛售。 11月25日，上海、天津、北京、沈阳、武汉、西安等8个主要城市同时大量抛售物资。上海棉纱市场一开市，投机商们争相抢购，甚至不惜拆借高利贷。当投机商在疯狂抢购时，棉纱公司就源源不断地将纱布抛售出来，且隔一小时跌一次价。一阵疯抢之后，投机商们如梦方醒，发现情况不妙，也跟着抛售手中的纱布。结果他们越抛价格越跳水。这天，上海纱布价格下跌了一半。 12月12日，中财委召开全国城市供应会议，对全国范围内统一调度粮食进行具体部署。陈云命令从四川征集4亿斤支援上海，同时要求华中、东北在短期内运粮济沪以应急用。很快，他在上海周围完成了三道防线的部署，第一道是杭嘉湖、苏锡常一线现有的存粮，第二道是从江苏、浙江和安徽急速运粮，第三道由东北、华中、四川组织抢运。 据陈云计算，这三道防线合在一起，政府掌握的周转粮食大约有十几亿斤，足够上海周转一年半，京津、武汉等大城市的粮食也得到了大量的补充。 正月初五一到，上海等粮食交易市场上“红盘”开出，出乎所有投机商的预料，粮价不涨反跌，而且连续数日下跌。上海广泛开设国营粮店，持续抛售两亿多斤大米，投机商不得不跟进抛出，损失前所未见。经过这场粮食战争，资本家再也不敢与共产党叫板了。 打赢了米棉战争，困扰了中国经济十多年的恶性通货膨胀问题，也同时被新生的人民政权所遏住。到1950年春夏之交，全国物价基本稳定下来。 后来，毛泽东对上海的发起的以保卫米棉为主的经济战评价很高，认为它的意义“不下于淮海战役”。 (责任编辑：日升)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