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23日,我慕名来到昆明市五华区一二一大街298号的云南师范大学,只见在云南师大校园正大门东侧墙上镶嵌着两行金色大字:“中国历史名校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落款为朱光亚题。朱光亚为我国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两院院士,全国政协副主席。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旧址就在这所大学校园内。 步入云南师范大学,一条笔直的联大路通向远方,走不多远向右转去,醒目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牌匾映入眼帘。 我走进这片抗战中的教育圣地,西南联大三位校长的半身雕像在阳光的照耀中,和蔼慈祥。他们是:北京大学校长蒋梦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和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清华校长——梅贻琦。西南联大于1938年5月4日开始上课,直至1946年5月4日宣告结束。联大在昆运作整整8年时间。这8年时间里,因蒋、张还另有任用,所以,实际上西南联大的工作,完全是梅贻琦一个人在独挡。 我走进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纪念馆。这里的大量图片和实物向人们讲述了国立西南联合大学的校史。 1937年,七七抗战爆发后,为了全面保卫中华教育精华免遭日寇的毁灭,国民政府决定将华北及沿海许多大城市的高等学府进行内迁。抗日战争进行的8年时间里,先后迁入云南的高等院校有中法大学、中山大学、华中大学、同济大学、上海医学院等10余所之多。其中最著名的为西南联合大学。 1938年4月,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私立南开大学从长沙组成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西迁至昆明,改称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西迁师生分两条路线前往昆明,其中一路乘火车经京广铁路至广州转香港,乘船到越南海防,经滇越铁路来昆,最值得一提的是经陆路到昆的这一路人马。从陆路进昆的这一路人马,被称之为“中国教育史上的‘长征’”。陆路的这帮人马完全靠步行,由湖南西部经贵州进云南抵昆明。参加者是经体检合格后的210多名男同学,组成湘、黔、滇旅行团,11名教师组成了辅导团。1938年2月20日,旅行团从湖南出发,师生们沿途餐风露宿,跋山涉水,经受了体力的考验和意志的磨炼,了解了沿途的风土人情,目睹了各族人民的疾苦。原本拟担任西南联大文学院院长,后却被国民政府任命为驻美大使的胡适先生说:“临大南迁昆明,当时最为悲壮的一件事情引得我很感动和注意,师生徒步,历时68天之久,经整整3000余里之旅程。后来我把这些照片放大,散布全美,这段光荣的历史,不但联大值得纪念,在世界教育史上也值得纪念!” 八年间,在抗战艰苦的环境中,西南联大高举“爱国、民主、科学”的伟大旗帜,“内树学术自由之规模、外来民主堡垒之称号”,正如西南联大校歌中的一句歌词“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处在国家危急存亡之秋,西南联大师生无不满怀爱国救亡热情,同仇敌忾,立志报国。华罗庚、黄子卿等在听到祖国被侵犯的消息后,放弃了在国外进行的研究和工作,毅然回国执教。尽管图书仪器短缺,生活条件艰苦,但以茅草为顶、土坯为墙的联大校舍里,学习和研究气氛空前浓厚。老师们治学严谨,诲人不倦;同学们勤奋读书,刻苦钻研;师生还携手跋山涉水,进行社会调查或野外考察;学者们在烛光灯影下著书立说。冯友兰的《新理学》、华罗庚的《堆垒素数论》、周培源的《湍流论》、吴大猷的《多元分子振动光谱与结构》、汤用彤的《汉魏两晋南北朝佛教史》、陈寅恪的《唐代政治史述论稿》、杨钟建的《许氏禄丰龙》、熊十力的《新唯识论》、金岳霖的《知识论》等领先世界的研究成果,都是在西南联大时期完成的。 唐兰、游国恩、罗庸、许骏斋、余冠英、王力、沈从文。 抗战前,三校本已是人才济济,合组联大之后,更是大师云集,名家荟萃。自然科学方面,有江泽涵、陈岱孙、陈省身、赵访熊、华罗庚、吴有训、王竹溪、周培源、张文裕、赵忠尧、吴大猷、黄子卿、曾昭抡、杨石先等;人文科学方面有闻一多、朱自清、陈寅恪、杨振声、向达、罗常培、罗庸、王力、冯友兰、汤用彤、金岳霖、钱钟书、沈从文、费孝通等。他们多为著名科学家、学界泰斗,但在国难当头,生活多艰的情况下,却安贫乐道,严谨治学,潜心钻研,著书立说,诲人不倦,执着地为民族培养人才。在他们的人格和学问滋养下,同学们以天下为己任,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勤奋攻读钻研。 抗战期间,西南联大从军学生前后共有834人,其中不乏主动投笔从戎的热血青年,西南联大委员会委员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之子梅祖彦就是其中之一。 现在的高校学子们可知否?刚毅坚卓的西南联合大学校训提醒着人们。 西南联合大学为中国乃至世界培养了大批杰出的人才,铸就了中国乃至世界教育史上的不朽丰碑,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及中国抗日战争史上均写下了光辉的一页,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 壮哉!国立西南国立大学。 《满江红·国立西南联大校歌》 万里长征,辞却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离别。绝徼移栽桢干质,九州遍洒黎元血。尽笳吹,弦诵在山城,情弥切。 千秋耻,终当雪。中兴业,须人杰。便一成三户,壮怀难折。多难殷忧新国运,动心忍性希前哲。待驱除仇寇,复神京,还燕碣。 (责任编辑:晓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