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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和背景，社会上有过多种评述。有的认为主要是经济因素，有的认为主要是政治动因，有的甚至将所谓两种“动因”作为划分“文革”前、后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区分点之一。
客观地分析，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作为一个覆盖全国且持续20年之久的社会历史事件，从发生、发展到结束都有着多种复杂的因素和深厚的思想渊源，不同时期各种因素的侧重点也有所变化。总体而言，笔者比较认可如下基本观点： 一、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主导动因是经济因素 
1971年，刘晋英（中）与战友在内蒙古兵团插队留影
纵观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整个过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产生，与新中国建立初期的社会经济发展状况直接关联，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态势，都有当时现实的社会经济背景。 新中国刚成立时，中国社会处于贫穷落后、百业待兴的状态。基于国内外一系列的客观因素，国家选择了一条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道路。一方面由于受当时各种经济基础条件的制约，一方面从战争中成长起来的新的执政者，管理国家的经验、能力还较欠缺，在调控社会经济方面不可避免出现过几度失衡。因此，在建国初期的较长时间内，老百姓的吃饭问题和与之紧密相连的就业问题始终存在。为解决这些社会问题，国家从20世纪50年代初就开始采取城市输缓政策，把动员青年学生在内的城镇人口下乡作为各个经济调整时期、克服当时经济困难的一项重要措施，并长期实行了严格的劳动力管理体制。但因各种因素所致，直到20世纪60年代初，“就业”和“吃饭”两个问题仍然凸显。通过多次实践，国家的高层决策者也认识到：在协调城乡关系中，客观存在着“中国的农业难以负担迅速发展的城市各产业部门”这个现实难题。[1] 在此背景下，1962年中央决策实施了大规模压缩城镇人口的政策，同时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作为调整经济特别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一项长期方针予以实施。由此可见，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之所以会发生，“是与我国人口多、经济文化发展又不平衡，城镇就业困难，广大的农村和边疆需要大批有文化的建设人才等历史条件联系在一起的。”[2]“它的根本出发点是试图把解决城镇失业问题同改变农业生产落后的状况结合起来，探索一条解决中国就业问题的道路。”[3] “文化大革命”期间，知青上山下乡予以持续，其主要原因依然是解决全国性的城市就业难题，特别是“文革”初期特殊的政治、社会环境下，城镇知青安置就业问题一度成为突出的社会矛盾，由此直接导致了集中的、大规模的知青上山下乡高潮。其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态势，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也几度呈现出大幅起落的状态。如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研究员张曙分析：“‘文革’中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呈现潮起潮落的现象，是与该时期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出现的大上大下密不可分的，二者呈现某种程度的对应——经济发展速度的高峰、低谷同上山下乡的高峰与低谷正好呈反向运行。”[4] 美国著名的比较政治学专家、曾就职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系主任兼东亚研究所研究员托马斯·伯恩斯坦先生，在其《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一书中，从对发展中国家普遍存在的社会就业问题的一般性规律研究出发，比较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知青运动的动因。他说： 社会现代化的进程使人们的期望和这种期望的满足之间出现了差距……人们期望值的增长速度比经济发展的速度快。其结果是，许多流动到城市的人找不到工作，许多的学校毕业生不能为城市的工业和政府部门所聘用，城市的基础结构所受到的压力增加了。而由于需要和期望得不到满足所产生的“社会问题”……历来是导致政治不稳定的强有力因素。政府面临着“城市人口过于集中”的问题，既不情愿、又没有能力去调节从乡村流向城市的移民，或者使教育的发展与城市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协调一致。这是一种涉及面很广、有必要正面应付的压力。近年来，由这种压力所产生的城市危机的潜在威胁，日益严峻地困扰着许多第三世界国家。 长期以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一直是那种政府在这种危机面前束手无策的一般模式中的突出例外。多年来这个国家的领导人便一直在采取有效措施控制城市人口的增长，并力图使教育的发展与社会的经济现实协调一致，即与在社会不断实现工业化的同时，农业仍占主导地位的经济特点一致。中国领导人采取了一些措施控制、缩减甚至杜绝乡村人口向城市流动，并经常性的将已流往城市的乡村人口送回其家乡。他们鼓励并要求到城镇高中读书的农村青年毕业后回乡务农而不是留在城里寻求在工业或商业部门的就业机会。他们尝试着教导城市和农村的青年学生树立当工农兵而不是成为白领的政府工作人员的理想。他们实施了大规模地将城里人送到农村去的计划：“中国是第一个策划了人口倒流去乡村的社会”, 这就是所谓“下放”。这种下放既有临时性的，又有长期性的；既包括了城里的干部、城里的整个的家庭到农村或像新疆这样的边远省份重新安家落户，又包括了将大学毕业生分配到乡村去工作。[5] 托马斯还进一步分析归纳了中国实施知青上山下乡方略的长远目的和现实意义： 这一运动还有着为国家的发展建设作贡献的目的，这目的有两个：第一，这个运动是解决发展中国家所共同面临的一个问题——“城市人口过于集中”或城市里人对机遇的寻求与可得到的机会不成比例的一个措施。第二，将城市青年送到农村去可望为解决中国最大的问题，即对乡村的发展做出贡献……下乡知青或许能以与农民打成一片、沟通城里人和农民在文化及思维方式上的隔阂的方式来促进农村的变化。城市青年到边远、人烟稀少的边疆地区去，或许也能对国家的民族融合起到重要作用。[6] 送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决策，是解决三个特殊性问题的一项措施。第一是城市的失业状况的存在及失业率的增长。第二是那些中学毕业后既不能继续升学又不能从事白领工作的城市知识青年的安置困难。第三个是乡村建设发展的需要。[7] 从我国实施上山下乡政策20多年的实践也充分证实，动员城镇青年及城镇其他人口下乡，一直是国家为了克服当时国民经济困难，在各个经济调整时期所采取的一项重要措施。它对减轻城市负担、阻遏农村人口盲目涌入城市、保证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这可以说是对当时党和政府决策动员城镇知青上山下乡的本意和初衷比较真实、客观的归纳和表述。 在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过程中，由于各种因素的影响，确实曾多次出现过在宣传导向、社会舆论方面过度渲染其政治意义的倾向，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受极左思潮的影响，曾出现过将知青运动推向极致的现象，这并不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本质。 至于对上山下乡运动进行政治性解释，目前有两种典型说辞：一是认为“文化大革命”前的上山下乡，主要是对被划为异己、“剥削家庭出身”子女的压制，一是将“文革”初期“老三届”知青的下乡，认为是对所有“红卫兵”“一刀切”式的惩罚。依史料分析，这两种说辞显然是不可信的。 从“文化大革命”前下乡知青的家庭出身构成情况看，并非“异己”和“剥削家庭出身”子女。 以山西为例：根据该期间城镇下乡知青人数最多的1964年和1965年的统计，两年中知青共计17293人，其中属于地富、资本家等“剥削家庭”出身的共有1177人，占同期下乡知青总人数的6.5%，其余93%以上是来自工农及干部等家庭，并有相当数量的各级党政领导干部和劳动模范的子女。[8]仅就到山西插队的京津知青情况看，也基本如此。据1965年8月最多一批赴晋北京知青（963人）的情况统计，其中绝大多数是劳动人民家庭的子女，出身于剥削家庭的仅占4.25%。[9] 不应忽略的是，“文革”前各级党政部门在动员知青上山下乡中都特别强调了“坚持自愿的原则”，要求“做到四通：本人通、家长家属通、亲邻朋友通、老师同学通，让他们心情舒畅地下乡落户。”[10]较早时就明确要求：“对于出身于剥削阶级家庭的下乡知识青年，要热情欢迎……要加强教育和团结，不要歧视。”[11] 因此，以所谓知青家庭出身构成来解释知青运动的性质，是缺乏说服力的。 至于“文革”初期“老三届”中学毕业生较广泛的上山下乡，是否可简单的解释为是对所有“红卫兵”“一刀切”式的惩罚？对此，作为美国人的托马斯先生都是持否定观点的： 显然，将好斗易争吵的红卫兵从城市转移到农村以维护城市的秩序与安定也是文化大革命后期上山下乡运动的一个主要目的。……然而，如果文化大革命后上山下乡运动的主要目的只是为了对青年进行再教育和恢复秩序，那么这场运动的规模就会因经济、人力等因素而受到控制……因此，没有理由认为所有的红卫兵都无罪地被从中国的城镇清除出去。[12] 从历史统计资料也可印证此种观点。“文革”初期，全国“老三届”的中学毕业生大体有1100万人[13]；在1967至1970年“老三届”学生下乡最集中的四年间，全国下乡知青共计573.5万人，即上山下乡的学生仅占到“老三届”中学毕业生总数的52%。[14]而这个数字，与1965年时任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所作的“1966—1970 年这一时期（即第三个五年计划时期）工业部门所能提供的就业机会只有500 万人，剩下的600万需要参加工作的人只能上山下乡到农村去。”[15]的预计十分接近（如加上1966年下乡人数，与这个估计基本完全吻合）。托马斯先生结论：“这一数字也意味着，用安置就业为理由来解释上山下乡运动的真实目的，比那种将1968 、1969 年让城市青年上山下乡的主要目的说成是清除城里的红卫兵捣乱者的看法要实际得多。”[16]《中国知青史·大潮》的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刘小萌通过分析，也如此结论：“城市就业压力始终是这场运动的基本动因。”“即便是在‘文化大革命’中，政治上的考虑仍是服从于劳动就业的实际需求的，是第二位的、从属的。”[17] 二、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始终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动因  任何一个社会重大事件的发生，其原因都不可能是孤立的、唯一的。诚然，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引发和持续的基本动因是社会经济因素。但在其发生、发展的过程中，不仅始终存在着深刻的政治因素，而且始终采取了高调的政治动员的方式。这种政治动因和动员模式，不是所谓“文化大革命”的产物，而是中央实施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战略中的应有之义。 1954年5月29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公开发表的中央部门关于动员知青下乡的文件：中共中央宣传部《关于高小和初中毕业生从事劳动生产的宣传提纲》中明确强调：“我们的教育和生产劳动是绝对不可以分离的，不论从小学、中学或大学毕业出来的人，都应该积极从事劳动生产，成为有政治觉悟有文化教养的社会主义的建设者。”1957年3月22日，时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刘少奇在长沙市中学生代表座谈会的讲话中，突出体现了“青年学生上山下乡是对祖国事业奉献”的价值理念。指出：“为着搞好农业合作社的经营管理工作，为着逐步地进行农业技术改革，农村迫切需要文化，农民自己需要提高文化，同时也需要有文化的人去当农民。”“有人说不能升学，要去种地，这是‘吃了亏’。这是一股歪风。……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怕自己吃亏的人，才是高尚的、有道德的、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这篇讲话经整理和刘少奇审定后，于1957年4月8日以《关于中小学毕业生参加农业生产问题》的标题作为《人民日报》社论发表，成为中小学毕业班宣传动员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上山的政治教材之一。1957年6月26日，周恩来总理在全国一届人大四次会议所作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指出：“我们今后的教育方针，应该是培养有社会主义觉悟的、有文化的、身体健康的劳动者。过去这个方针是不够明确的。……今后应该对此定出一些制度，逐步实施。”1957年10月，国家颁布的《一九五六年到一九六七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修正草案》（简称“农业发展纲要40条”）中，首次明确将动员知识青年回乡、下乡作为农业发展的重要措施之一，指出：“我国人口百分之八十在农村，农业如果不发展，工业不可能单独发展。到农村去工作是非常必要和极其光荣的。” 随之，1957年11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的新高潮》，指出：“人人的生活都离不开农业，人人对农业的发展都要尽自己的一份责任”。“青年知识分子更要把下乡、上山当作锻炼自己的最好的方式”“下决心长期地全心全意地到农民群众中去”。这些都是为推行知青上山下乡战略，在社会意识、思想导向方面的重要铺垫。 1962年，国家正式开始有计划、有组织地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当年五六月，中共中央颁布《宣传要点》明确指出：“做好对回乡、下乡职工和学生的安置工作，是我们克服当前困难、争取财政经济状况基本好转的一项极重要的措施，是摆在全党和全国人民面前的一项重大政治任务。这项工作的好坏，不仅关系到广大下乡职工和学生的切身利益，而且关系到党的调整国民经济的方针是否贯彻，关系到我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能否巩固和发展。”[18] 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关于城市精简职工和青年学生安置工作领导小组长会议的报告》，第一次为知青运动赋予了明确的政治目标，指出：“城市人员特别是青年学生，下乡落户，不仅为农业生产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而且是城乡结合、知识分子与劳动人民结合、移风易俗的一件大事”；要“使下乡落户、参加农业生产的青年学生，在贫下中农和农场工人的教育影响下，真正成为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有技术的新型的农业劳动者”。请注意，这里已经提出了由贫下中农对知识青年“教育影响”的问题。 1964年1月1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的关于指导知青工作的第一个纲领性文件《关于动员和组织城市知识青年参加农村社会主义建设的决定(草案)》更加明确和强调：“大批城市知识青年下乡，使城乡青年结合在一起，既有利于稳定农村青年从事农业生产，也有利于更快地形成一支有社会主义觉悟、有文化科学知识的新型农民队伍。同时，这样做，也为城市未能升学、就业的知识青年开辟了一条广阔的就业门路，使他们通过生产劳动和阶级斗争的锻炼，健康地成长起来，成为可靠的共产主义事业的接班人。”文件还要求农村基层的党、团组织“应当把下乡知识青年的巩固工作，当作一项重要的政治任务来完成。” 1964年5月9日，中共中央批转共青团中央《关于参加农业生产的知识青年受到歧视、打击、侮辱的四份材料》的批示中指出：“知识青年下乡和回乡是加强农业建设、实行农村文化革命的重大措施，是知识青年革命化的重要道路。”196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指出：“要进一步认识到安置工作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一项重大事业；应当从关怀后代、培养革命接班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逐步缩小以至消灭‘三个差别’的深远意义来看待这项工作。” “文化大革命”期间，1968年12月22日，毛泽东主席发出“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很有必要”的指示，不仅更大范围地发动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而且更加强化了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政治涵义。这既体现了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第一代中央领导层的一贯思想，也是中央为缓解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稳定政治局势的果断决策。 从以上罗列情况可见，国家发动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一开始就不仅是局限于解决经济难题的层面，而且也寄托了深刻的政治期望。这个指导思想，即源于党的性质和理论基础，也鉴于20世纪60年代初中苏关系破裂后，通过对当时国际、国内政治形势的判断，毛泽东主席提出的“以苏为鉴走自己的路”思考[19]——其中特别强调了防止“和平演变”“反对国内外修正主义”的问题。由此，将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走与工农群众相结合的道路，同“防修”“反修”，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结合了起来。这个指导思想奠定了20年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基本政治方向。 原本为解决经济问题而启动的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为什么又会蕴含着深刻的政治因素呢？按照历史唯物史观去分析，这应该是个并不难以理解的问题！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是经济基础的反映。作为上层建筑重要部分的社会意识形态，反映社会经济基础和政治关系，并为特定的经济基础和政治法律制度服务。因此，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国内形势下，从来没有纯粹的、脱离政治的经济问题，也没有纯粹的、超脱经济基础的政治问题。毛泽东主席是一个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无产阶级政治家，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鲜明阶级性的政党。在新中国遇到经济、政治多重困难和挑战，甚至威胁到社会稳定与政权巩固的时候，作为执政党的决策层，动用占有优势的国家组织机制和社会舆论，灌输执政者的意识理念和价值观，以统一全民思想，调动广泛的社会资源，确保其施政方略的贯彻执行，这是必然的、无可非议的选择。 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还是一场与中国几千年形成的传统观念相悖、带有革命性的运动。 对于这一点，美国学者托马斯·伯恩斯坦先生倒有着比不少国人更清晰的认识。他认为： 可以从两个方面来分析知青下乡这一运动，一方面将它作为一个运动着的过程来研究，另一方面将它看作是一个非凡的发展项目来评价。因为上山下乡是那样一个了不起的伟大的事业——力求让城里人转变为农民，并深刻地改变其价值观。[20] 他这样表述城镇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性质： 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既有促进发展与建设的目的，又有改造思想的目的。后一目的就是要创造新人，反对特权，缩小“三大差别”——城市和乡村、工人和农民、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之间的差别。改造思想的目的不仅是基于毛泽东在60 年代开始对防止苏式的“修正主义”复辟的方法的探索，还基于中国革命的全部历史经验。[21] 这场运动之所以具有革命性，是因为它含有永久性的插队落户的指导思想，含有受过教育的城市人也能当农民的思想。这场运动的革命性也体现在它与带有发展中国家共同特征的思想观念、期望和要求背道而驰……在中国，历史上就存有个人在城市里寻求发展的传统。目前，一些城里人仍然有着这样的志趣和理想。[22] 在中国的现实生活中，长期以来确实存在着与上山下乡的指导思想截然相反的观念，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基于仍然存在着的城乡差别这一客观现实，认为到农村去便意味着艰苦、牺牲和享乐的丧失；二是中国传统的“脑力劳动者比体力劳动者高贵”观念对人们影响深刻；三是地位世袭的愿望与上山下乡主旨是背道而驰的。只要稍微了解中国历史的人都会懂得，支撑以上这些观念的正是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遗留下来的传统意识和习惯势力。“如果政策的制定者仅仅只是迎合公众的感情或者迎合他们在这场运动刚刚开始时所持的态度，那么上山下乡运动就根本无法开展。”因此，国家在推行知青上山下乡过程中，采取了“既能减少甚至消除人们的不满情绪，又能在客观上促进这场运动开展的具体政策。”[23] 对中央决策层为解决与上山下乡相悖的思想观念，所采取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措施，托马斯先生这样论述： 实际上，中国领导人并不满足于只是控制由于上山下乡运动所引起的社会不安全因素。他们最远大的目标是消除这类消极的东西，使人民树立革命理想从而不断社会主义化。一个革命者不应当将上山下乡看成是走下坡路的形式，而应看作是为国家尽力、实现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远大目标的机会。中国的领导人精心改变着大众的价值观。重新评价社会成员的政治地位，高度赞扬城里人当农民的新风尚，并教育青年一代树立个人服从集体、国家和革命的道德观。许多机构，诸如学校、青年组织，在可能的条件下甚至家庭都被调动起来作这种改变价值观的努力。[24] 中国的政府是怎样对付在贯彻执行上山下乡的方针政策过程中出现的问题和青年们表现出的被剥夺的情绪的呢？ 措施有如下几点：第一，既在城市又在乡村进行广泛深入的政治教育，即使政治教育不能从根本上改变人们的态度，至少也有助于创造一种让人们理解上山下乡运动的社会气氛，让人们不要将此作为一种非常而视为一种正常现象予以接受，并逐步与青年及他们家庭的理想、前途观相吻合。第二，全面动员联系着国家和社会的基层组织，通过他们的工作，努力使涉及到这一运动的城市和乡村公社的各阶层群众保持安定。政治教育的目的是创造一个正面对待这一运动的社会环境。第三，采取各种刺激性措施，使乡村生活对城市青年更具有吸引力，譬如提供通过乡村政治部门进入社会的领导层的机会，以及为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作贡献的机会。这两种办法都有助于正面引导及消除不安定因素。[25] 凡是有过知青上山下乡经历的个人或家庭都应该感受过，在那个特殊年代的那种激荡人心的思想冲击、观念碰撞、政治“洗礼”。这实际也是知青在农村接受“再教育”，不断转变思想、学习劳动技能、适应生活环境的过程。当然，这种体验可能对不同境遇的人会有不同的记忆和理解。但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在特定历史发展时期发生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自始至终贯穿着改造社会、改变传统观念、确立社会主义价值观的深刻政治意义。 总之，对于知青上山下乡的动因、性质和意义的认识，还是应该依据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思想方法，采用真实、客观的史料去研究、分析、判断。如果只是凭借个人的局部体验、为了说明自己的一些臆想观点，对知青上山下乡运动的动因和性质，或刻意淡化、或过分渲染某个方面，或以绝对割裂的思想方法，简单地将“经济动因”、“政治动因”作为划分知青上山下乡各阶段的特征，甚至把党对知青上山下乡赋予的政治目标解释为“运动走入歧途”，把知青上山下乡中蕴含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意识形态内容解释为“偏离上山下乡运动的初衷”等等。这不仅是一种认识的片面性，也是政治上幼稚的表现。 三、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的思想渊源 
1977年，刘晋英在山西省沁源县插队时留影
以动员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方式，来探索一条既解决城市剩余劳动力问题改变农村落后面貌，又能够培养一批巩固红色政权的革命事业接班人的道路，并不是以毛泽东主席为核心的第一代新中国当政者的突发奇想，其思想渊源就是毛泽东主席一贯提倡的“知识分子必须与工农相结合”的思想及其对农村、农民、农业（简称“三农”，后同）问题的基本认识。 （一）在与工农相结合的过程中，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思想基础 
2001年，刘晋英回兵团故地，在曾住过的宿舍前留影
作为一个崇奉发展是永恒的哲学观的革命伟人，毛泽东主席历来重视青年在革命事业中的重要作用。他认为，没有青年“革命事业和建设事业就不能胜利”[26]。他殷切地向青年表示：“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希望寄托在你们的身上。”[27]而愈是对青年看重，毛泽东就愈是担忧青年有什么缺陷与不足。其中，最令他担忧的是青年有可能偏离正确的政治方向，辜负了中国革命和建设对他们的厚望。 毛主席认为的正确方向，是早在1939年就提出的“全国知识青年和学生青年一定要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和他们变成一体”。他提出的衡量青年革命与否的标准是“看他愿意不愿意并且实行不实行和广大的工农群众结合在一起。” [28]毛主席的这个思想，不仅贯穿于指导中国民主革命的过程中，也充分体现于领导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实践中。 作为坚定的共产主义者、新中国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所设计的理想社会主义的基本模式是：社会分工正在迅速缩小，知识分子劳动化、劳动人民知识化，每个社会成员亦工亦农、亦文亦武、全面发展。[29]这是逐步缩小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的差别、城市和乡村的差别的重要过程，也是实现理想社会——共产主义社会的战略性步骤。 担当实现这一理想社会的主体力量，无疑是青年。为了使青年一代能够担起这个社会责任，依据中国的基本国情，从新中国成立初期，毛泽东就一直倡导知识青年到广阔的农村经受艰苦磨练，在改造农村的过程中也彻底改造自己，要从外形从内心改造成为富有牺牲精神、有生产实践和阶级斗争经验的一代新人。 20世纪60年代初，苏共二十大引起了毛泽东对“修正主义”的高度警惕，促使他更加认真考虑起接班人的问题。毛泽东郑重指出：“为了保证我们的党和国家不改变颜色，我们不仅需要正确的路线和政策，而且需要培养和造就千百万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他主张“无产阶级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是在群众斗争中产生的，是在革命大风大浪的锻炼中成长的。” [30] 鉴于对青年特点的深刻了解和分析，毛泽东主席要求知识青年与工农相结合始终有着双重的含义。一方面，他认定知识青年具有“很大的革命性”“或多或少地有了科学知识”[31]。由此，对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用掌握的文化科技知识参与改造大自然、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事业寄予厚望。另一方面，由于“青年同志的自然的缺点是缺乏经验”[32],“青年人可以因为自己聪明能干而看不起老年人”[33]；而且青年“最少保守思想”，也极易离辙变成脱缰的马，难以驾驭。为此，毛主席历来关注知识青年的发展方向，关注对知识青年的教育问题，对知识青年在农村这所“劳动大学”里磨炼成为革命事业接班人寄予厚望。 因此，从国家组织城镇知青上山下乡初始，就具有对知识青年进行教育、改造的现实意义。如前所述，早在1963年8月中共中央文件中就提出了下乡知青接受“贫下中农和农场工人的教育影响”的问题。1965年7月，在中央安置工作领导小组召开的六大区城市安置领导小组长会议上，周恩来总理明确提出“城市青年只有依靠贫下中农才能对他们很好地教育改造（包括干部子弟）。”[34]尤其是通过“文化大革命”初期的红卫兵运动，使毛泽东主席进一步从培养接班人的高度，看到了青年学生身上存在的显而易见的不足之处。从1967年初期至1968年，他多次指出：“现在正是他们（红卫兵）可能犯错误的时候。”[35]“现在学生的缺点在什么地方呢？学生最严重、最严重的缺点，就是脱离农民、脱离工人、脱离军队、脱离工农兵，就是脱离生产者。”[36]由此，在“文革”进展到一定程度时，既出于对社会运动基本规律的把握，以达到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和社会安定的需要；又出于解决因“文革”造成积压数年的初、高中以及大学毕业生必须尽快安置这一迫在眉睫的重大社会问题的需要，1968年12月，毛泽东主席发出了进一步广泛动员知识青年到农村去的指示，并给知青上山下乡明确赋予了“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涵义。这不仅体现了毛主席为培养合格接班人，对知识青年的更严、更高的要求，也体现了毛主席一贯的辩证哲学的方法论。 对此，美国学者的托马斯先生也有几段中肯的评述： 值得注意的是，上山下乡运动本身被认为是使人得到更新从而为新社会所接纳的一个主要措施。上山下乡运动的目的之一就是彻底改变城市青年的思想和价值观。这些青年到农村去通过和农民打成一片，共同劳动、共同生活，来“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换句话说，城市青年的下乡并不是因为城里人出现了思想观念上的进步．而是因为城市青年仍然受着“资产阶级”思想的腐蚀和侵袭。 有了这种意识，城市青年必须接受农民的“再教育”的想法似乎就不那么离潜了。[37] 由此，就不难理解，在指导国家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中，毛泽东主席之所以对知识青年上山下乡一贯采取了倡导和支持的态度，既是出于解决当时社会经济困难的需要，也是出于其培养无产阶级革命事业接班人的战略考虑。 （二）动员城镇知识青年到农村广阔天地锻炼，是毛泽东“三农”意识的充分体现 中国是人口众多的农业大国,农业是国家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和民族自立的基础，“三农”问题始终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根本问题。 毛泽东主席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历来非常重视农业问题。特别是新中国建立后，由于历史原因造成的广大农村极贫极落后的生产生活基础，不仅使我们这个人口大国的吃饭问题成为头等的、异常突出的问题，而且农业成为国民经济最薄弱的环节,很难支撑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发展。当时的“三农”问题，已不单纯是一个涉及农业和农村经济、农民收入的局部问题，而是关系我国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全局性问题。由此，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在粮食极度短缺、国民经济陷于困境、城市就业出路相对狭窄、农村迫切需要发展的情况下，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坚定不移地把解决全国人民的吃饭、穿衣等基本生存条件作为首要问题，以大力发展农业生产作为基础的发展方针并根据“统筹兼顾”的思想，实施了着眼于发展农业、输缓城市压力的人力转移方针，是极其正确的。1960年8月，中共中央作出指示，明确提出：“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粮食是基础的基础”“加强农业战线是全党的长期的首要任务”，号召“全党全民，一致努力，大办农业，大办粮食”并决定“坚决从各方面挤出一切可能挤出的劳动力，充实农业战线，首先是粮食生产战线。” [38]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正是此战略部署的一个方面。1961年至1963年三年中，全国精简城市人口2500万人、精简职工1833万人，[39]从1962年至1980年的近二十年中，城镇知青下乡人数达1800万人。 中国是农民大国，特别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农民占全国人口的80%。农民的状况决定着事业的成败和国家的盛衰。毛泽东主席在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几十年中，系统地探索了农民问题，科学地阐明了农民在中国的社会地位和历史使命、农民阶级的特点和发展前途。毛泽东自身的特殊经历，使他对农民有着深厚的感情，对领导农民运动十分娴熟。他清楚地知道，农民是中国最大的劳动群体，人员基数大，农业生产以自然经济占支配地位，技术含量低。因此，农业是一个对劳动力吸纳性最强的行业，农村是一个“广阔的天地”。同时，毛主席也以自身的体验，相信将共产党一路送进城市掌握国家政权的广大质朴的农民群众，在新政权遇到困难、城里的孩子暂时难以安置的时候，会像革命战争中无数革命的乡下“奶妈”那样，接纳和“代养”“代教”这些城里“亲戚”的孩子。所以，在解决城市就业难题特别是“文革”中面对城市里积集的数百万的中学毕业生的情况下，毛泽东果断决策将其主要安置到农村，以农村为“蓄水池”，缓冲城市的矛盾；然后再根据城市发展的需要，逐步将其分流回城安置。 如前所述，毛泽东解决社会成员的就业问题，基本上不是从纯经济的角度来考虑，而是从政治、情感和社会平等公正等多方面角度来考虑、谋划的。他大力倡导知青上山下乡，除为解决城镇就业压力外，还有着明确的防止帝国主义“和平演变”战略在中国青年身上奏效以及培养革命接班人的政治目标。按理说，青年学生成长的最佳之路是与工人阶级相结合。这不仅缘由工人阶级的先进性，而且也是在城市里就可以解决的问题。但是由于新中国成立后较长时期内国民经济各产业发展不平衡，农业生产不能满足工业发展和工业人口增长的需要。而且重工业固定资金投资大，增加一个劳动力就要有相当多的资金相匹配。根据我国1953-1983年平均每亿元投资可增加劳动力的情况统计，每增加一个劳动力，轻工业需投资6250元；重工业需投资20000元[40]；轻工业以及服务行业因资金匮乏和受农副产品的限制也得不到应有的发展。这些都极大地限制了城市新劳动力就业的规模和水平。由此，国家不得已做出了将上千万的城镇知青安置到农村、边疆去的决策，是毛泽东为代表的新中国第一代执政集体根据中国国情和当时社会发展水平进行的一次社会实验。 出于对农民的深刻了解，毛泽东历来也十分清醒地知道：农民作为小生产者，长期受落后生产方式的限制，受私有观念的影响，有着分散、保守、自私等缺点，有散漫的非组织观点和个人主义、绝对平均主义等倾向，因而，毛泽东始终认为“严重的问题是教育农民”。他非常重视教育、组织、改造农民，也长期有着对农民知识化的企盼。但将数量庞大的知青待业大军安置到农村，毕竟是对农村有限生存资源的“摊薄”。因此，农民、农村工作的同志对上山下乡的态度极为重要。1968年12月，毛泽东关于知青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指示，一方面体现了他一贯的希望知青在农村发挥自己的文化优势，成为改造农村落后面貌生力军的期盼；另一方面也赋予了广大农民教育知识青年的地位，使农民获得一种对文化人掌控的自豪感，以此作为对农民所作贡献和牺牲的一种精神补偿，从而实现“农村的同志应当欢迎他们去”的意愿。这确是蕴含着一个政治家处理社会难题的深谋远虑和良苦用心。宽厚、朴实的中国农民，以对毛泽东主席、共产党的朴素感情，用他们的脊梁为共和国顶起了这座“蓄水池”；广阔、贫瘠的中国农村，成为共和国一代青年人健康成长的根基和土壤。 总之，城镇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这个被称作发展中国家解决城市就业危机的“一个引人注目的例外”，“本世纪任何一个国家中最大的一项社会实验”[41]，之所以能够在中国这样一个人口大国推行并持续20年之久，一定是多方面、多层次的因素在起作用。对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应该以客观、平实、严谨的态度，通过对经济、政治、思想、历史等多角度的综合分析、研究，才可能做出一个比较比较符实、可信的判断。 （本文引自刘晋英《历史如是说——山西省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史录》当代中国出版社2016年7月版，2018年6月作了个别修改。） [1]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4页。 [2]《中国共产党大事典》，人民出版社1991年5月版。 [3]《当代中国》丛书编辑委员会：《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1990年7月。 [4]张曙：《试论“文革”中的知青上山下乡运动几度起伏的经济因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中），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月版第253-257页。 [5]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2页。 [6]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10页。 [7]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第42页。 [8]《1964年安置对象、安置方式基本情况登记表》，山西省档案局C65-7-12档案；《1965年城镇知识青年安置情况登记表》，山西省档案局C65-7-15档案。 [9]山西省知青办：《安置工作简报》第十八期（1965年），山西省档案局C65-7-14档案。 [10]1963年8月19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发[63]561号文件。 [11] 1965年4月22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中央安置领导小组关于安置工作会议的报告》（中发[1965]229号）。 [12]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66页。 [13]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81页。 [14]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附表1，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258页。 [15] 1965年8月25日谭震林在中央安置领导小组会议上讲话，转引自顾洪章主编：《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 第66页。 [16]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48页。 [17]刘小萌：《中国知青史·大潮（1966——1980）》，当代中国出版社2009年版第530页。 [18]1962年5月21日中共中央《关于减少职工和城镇人口的宣传要点的通知（供向职工进行口头宣传教育之用）》（中发[62]246号）；6月5日中共中央《关于妥善安置和热情接待下乡职工的通知》（中发[62]283号）文件。 [19]沈志华：《无奈的选择（上）》，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1月版第399页。 [20]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9页。 [21]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0页。 [22]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3-4页。 [23] [美]托马斯·伯恩斯坦：《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0页。 [24]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页。 [25]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8页。 [26]毛泽东：《对青年团工作方向的指示》，1953年6月30日，《新华日报》1953年8月号第33页。 [27]1957年11月17日，毛泽东在莫斯科大学会见中国留苏学生时的讲话。 [28]毛泽东：《青年运动的方向》，1939年5月4日。《毛泽东选集》1971年1月版第530页。 [29]参见1966年8月1日《人民日报》社论：《全国都应该成为毛泽东思想的大学校》。 [30]毛泽东：《关于赫鲁晓夫的假共产主义及其在世界历史上的教训》；1964年7月14日《人民日报》。 [31]《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1页。 [32]毛泽东：《安吴青训班二周年纪念题词》，1939年1月5日，《毛泽东著作专题摘录》，人民出版社，1964年版。 [33]毛泽东：《学习与时局》，1944年4月12日，《毛泽东选集》人民出版社，1971年1月版第901页。 [34]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34页。 [35]参见顾洪章：《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始末》，人民日报出版社2009年版第80页。 [36]逄先知等著：《毛泽东传》（1949－1976）（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12月版第1524页。 [37]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7、10页。 [38] 1960年8月10日，《中共中央关于全党动手，大办农业，大办粮食的指示》。http://news.xinhuanet.com [39]何光主编：《当代中国的劳动力管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12页。 [40]关海庭（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文化大革命”中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述评》，《中国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研究文集（上）》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09年11月版第139页。 [41]托马斯·伯恩斯坦[美]：《上山下乡——一个美国人眼中的中国知青运动》中文版前言，警官教育出版社1993年版第1页。 
2015年，刘晋英二次回兵团故地，在曾经战斗过的大草原留影
作者简介： 刘晋英：女，大学学历。1969年11月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北京军区内蒙古生产建设兵团六师，兵团战士。1972年5月被选送北京大学化学系就读。大学毕业后回山西省沁源县中峪村插队，任村党支部副书记。1979年8月离开农村后，先后在共青团沁源县委、沁源县政府、沁水县政府、晋城市政府、山西省化学工业厅、山西省乡镇企业管理局、山西省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等部门任职。2012年5月退休。 
1976年，刘晋英在大寨留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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