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1978年夏天，父亲从上海工地回来和母亲结婚，甜蜜没几天又去上班。那时没有电话，父亲跟母亲联系就靠着一封封家书。父亲每个月都往家里寄信，表达自己的问候、讲述自己的近况，也问家里的情况，有时候会聊聊城市的高楼大厦、火车公交、街边小吃等等。母亲不识字，每每收到信都要请人读。母亲喜欢听父亲的信，听着听着就好像父亲在身边一样。回信也要请人写，一般写上家里很好，请勿挂念等等。父亲不在家的日子，他和母亲就这样通过一封封的家书传达着彼此的心意，在家长里短的互通中静静地酝酿爱的味道。 1981年姐姐出生，家里的开销大了起来。为了多赚钱，父亲去了遥远的青海。一下子离家两千公里，母亲舍不得，眼泪吧嗒吧嗒往下掉。父亲工作的地方很偏，邮递员也不去，到镇上的邮局寄收信需要走两个小时的山路，返程父亲还要走两小时。即使条件艰苦，父亲也从未停止写信，他知道，两千公里外的家，母亲翘首期盼着他的消息。因为寄信的不便，父亲会写很多页，每次都是厚厚的一沓。邮递员到村都戏称“叶先生又出书了”。收到父亲的来信，母亲会停下手上的农活，精心收拾一下，然后抱着姐姐到大伯家，请他帮忙读信。大伯是赤脚医生，上过几年私塾，是村子里少有的博学之人。多年后，大伯回忆说，那时每次读信看病的人也都跟着听，信的前半部分是父亲近期的见闻，有时候是听说的趣闻趣事，后半部分是父亲的问候，读到这一块，母亲便会把人哄远些，自己红着脸听，尽管只是天气冷注意保暖之类的琐碎事，但母亲脸蛋还是红扑扑的。 1990年，我出生了。父亲很高兴，想回来工作，母亲不同意。上世纪九十年代，村里很多人已经有了打工的意识，他们成群结队去天南海北闯荡，几年下来，村里人走遍全国各地，北京、上海、海南、黑龙江，最远的甚至到了新疆。那时候父亲在山东，已经是离家近的。不忙的时候，父亲从怀里掏出家书一字一句地盯着看，似乎能从里面看到我们。为了让我对他有印象，父亲拍了好几张照片，夹在信里寄回来。母亲便把这些照片张贴在显眼的地方，她经常指着照片教我，“这是爸爸，喊爸爸”，我咿咿呀呀发出无意义的单词，母亲便让姐姐把这“巨大的进步”写到信里寄给父亲。父亲回信时在末页画上一个大大的得意的笑脸，仿佛在跟母亲炫耀，你看，孩子最先叫的是“爸爸”。 2002年，我上初中。那一年村里发生几件大事：村里集资修桥，狭窄的危桥变成宽阔的水泥桥；大家的田被承包，村东头建起一排排蔬菜大棚；村里能人办减速机厂，优先招录本村人。这一年，我们家也有大变化，姐姐分配新单位，家里盖楼房，父亲也在减速机厂找到工作。现在想起来，那一年做梦似的，现代化似乎一下子吹到我们身边。三年后，我考入县中，开始我的漂泊之旅。高中很苦，早上六点上课，晚上九点下课，每个月只放一天假，还布置很多作业。学校不允许家长随意进出，每次父亲看我，都要在门口登记，等保安喊我出来。为方便联系，父亲咬咬牙买了两部手机，一部给我，一部放家里。每天早上，父亲都会给我发短信，问我有没有起床，学习怎么样，吃得怎么样，同时说家里很好，让我不要担心，不要省，多吃点。每个月放假那天，父亲和母亲都会骑车过来看我，带我最爱吃的扁食和红烧肉，带我逛一逛县城。 2013年，我大学毕业，来到离家不远的城市工作。刚进新单位，工作比较忙，很多时候都要凌晨回家，周六周日少有不加班的时候。为了不打扰我工作，父亲很少发短信，但是周五都会问我回不回家。回家不需要很长时间，开车是三个小时，但是奔波三百多公里只为了吃一口父亲包的扁食和母亲做的红烧肉似乎有些“得不偿失”，然而想到父母脸上洋溢的笑容，我还是尽可能地回家。到如今，工作已有五年，父亲老了许多，即使再忙的日子，父亲都记得每周给我发发短信，询问我的近况，也告诉我村里又发生什么新鲜事。前不久，父亲兴奋地联系我，说镇上举办桃花美食节，问我们周末回不回来。我满口答应，心头却有些酸楚，突然记起，似乎一直都是父亲联系我，而我从没有主动关心过父亲，我该拿什么才能回报这么些年的父爱如山？ 从1978年到2018年，四十年的光阴，父亲的问候，从当初的信件家书发展到现在的短信电话，家里的日子越过越红火，家庭和睦，父母健康，孩子快乐，工作顺利，我想，桃花源也不过如此吧！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