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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载(三)——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时间:2018-05-14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作者:刘 源 点击: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何保贞妈妈将不满周岁的我大姐刘爱琴寄养在武汉劳工家,与父亲秘密上庐山,同行)。 此时的中国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何保贞妈妈将不满周岁的我大姐刘爱琴寄养在武汉劳工家,与父亲秘密上庐山,同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右倾投降主义,主要指过于信赖国民党,放弃本党原则性等。“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如正文。这都是党史上公认定义,可详细查阅)。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4-76页)”。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05页。——蔡和森批评刘少奇,估计与主持临时中央的瞿秋白检讨盲动主义有关)”。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回忆与研究》上卷,李维汉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76页)”。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中批判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2人),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5页)。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8~81页),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7~88页)”。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4页。——“取消主义”和“命令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省委工作不成,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汇)”,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

      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6、90~91页)”。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等(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讲话——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左右大事。“调和主义”指无原则和稀泥;“宗派主义”指党内拉帮结伙。1928年周恩来奉中央意见前往处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从省委领导到大量党员被捕、多数组织活动暂停,顺直省委崩溃,几近瘫痪的实践的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1937年6月)时毛泽东讲话,对顺直、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央职工部时期的刘少奇“作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1月)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刘少奇历来是对的”)。
 

(责任编辑:日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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