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原标题：不忘初心卫中华 了却军民天下事——漫忆父亲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 低潮撑持 忍辱负重 1927年10月，刘少奇化装成水手从庐山潜回上海，找到中共中央（何保贞妈妈将不满周岁的我大姐刘爱琴寄养在武汉劳工家，与父亲秘密上庐山，同行）。 此时的中国共产党，基本由二三十岁的年轻人组成。局势异常混乱，内外极端复杂，身处残酷险境，我党非常幼稚。几十万革命者惨遭杀害，激发出巨大仇恨，上下同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集体趋同“左”倾冒险主义，到处发动起义暴动、“飞行集会”，更招来不必要的损失。而众叛亲离，敌我难辨，又导致关门主义，不联系广大群众，不联合中间势力，拒绝必要的妥协（右倾投降主义，主要指过于信赖国民党，放弃本党原则性等。“左”倾冒险主义、关门主义如正文。这都是党史上公认定义，可详细查阅）。 父亲对国民党的背信弃义切齿憎恨、义愤填膺，但冷静分析形势，他认为革命处于“低潮”，“依城市看来是低落的趋势”，一些“乡村看来是高涨的……但还不是有意识的行动，只是波浪式的而非潮流的”。所以，应采取低潮时的保全防卫，反攻也是防御性的。他提出，中央对暴动要有适合工农群众的纲领，“对暴动的军事计划而以为是军事投机，这是中央的错误认识”。1928年2月19日，中央临时政治局特别会议认为，“刘少奇的……革命潮流低落的观点，如不改正是大成问题的（《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4-76页）”。 批评归批评，干事归干事。3月底，中央派父亲“作为中央委员指导顺直省委工作”。顺直省委包括北京、天津、河北、山西、察哈尔、热河、绥远、豫北、鲁西和陕北等广大地区党组织。 中国的北洋政府，是国际承认的合法政府，长期被直系、皖系、奉系军阀窃取占据。当时，张作霖统治了黄河以北，对抗国民党北伐，自然更激烈地打压共产党。 置身北方的中共，没有“南方党”的“国共合作”大发展期，群众运动受限，党内清谈多、实干难。仅1928年前一年多里，就数次遭破坏，领袖李大钊的英勇就义，激励了革命精神，却留下党内领导空白。加之共产国际挑剔成分出身，各级组织大量换上工人当领导，“幼稚的党换上无知的头儿”，空谈主义更加盛行，形式主义大行其道，光喊口号，不做实事，无原则纠纷层出不穷，思想极度混乱，组织极端涣散。 父亲到顺直艰难地开展工作。他反对冒险又克服关门，提出要真正发动群众、吸引群众跟随党，必须打抗日的旗帜。 1928年5月3日，民众欢迎北伐军进济南，日本驻军公然屠杀几千中国军民，制造了著名的“五三惨案”，全国震怒。刘少奇顺势安排工作，宣传群众，做暴动准备（不是立即暴动），预置力量。他一贯反对仓促盲动，强调低潮防御必须要有“适合的纲领”和“军事计划”，被批在前。此时，却又怪异地被中央领导指责为“有盲动趋向（《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05页。——蔡和森批评刘少奇，估计与主持临时中央的瞿秋白检讨盲动主义有关）”。 6月，张作霖退出北京，在皇姑屯被日本关东军炸死。煽动闹经济纠纷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又提糙招儿，带头支持国民党北伐，导致多级组织争执骤起，“流氓无产阶级把党闹得一塌糊涂……凶横一时，大批流氓投降敌人（刘少奇：《怎样改造顺直的党》，1928年11月17日）”。刘少奇严厉批评，制止混乱，力主“快刀斩乱麻”。中央则更为火暴，决定改组省委，撤换书记和常委。 此时出了件事，颇具戏剧性：6～7月，中共“六大”在莫斯科召开，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形势时，斯大林说中国革命现在“不是高潮，是低潮”。李立三则辩解，还是高潮，还有工农斗争。斯大林反驳：“低潮时也有浪花（《回忆与研究》上卷，李维汉著，中央党史出版社2013年3月第1版，第176页）”。斯大林这话几乎与父亲的说法一样。斯大林的话几乎像“圣旨”一样，会中批判瞿秋白的“左”倾错误。作为中央委员的刘少奇没能上会，正在顺直省委苦斗，“六大”将他的“低潮问题”一风吹。父亲被中央任命为“特派员，代行顺直省委职权”的同时，被“六大”（取消监察委员会、设立审查委员会）选为中央审查委员会委员（委员3人候补2人），又当选为该委员会主席（另记载为书记）（《刘少奇大辞典》，中央文献等四家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11月第1版，第25页）。 然而，才下眉头，又上心头：斯大林否了“高潮”，中共中央就换成“两个高潮之间，促进新革命高潮”。被撤换的省委书记王藻文，却被选为中央委员，他在莫斯科操控，10月挑起京东党组织“请愿”抗议，闹得新省委工作停止。为制止清谈纠纷和派别乱闹（《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78～81页），刘少奇暂停京东组织活动，并针对“玉田起义”失败后的消沉，做工作以抗日凝聚，转向为起义暴动奠基。 须知，那是在七七事变前九年，比1931年九一八事变还早三年。父亲就提出：“在军队中做组织与宣传工作，在工农群众中做军事组织与训练工作，实在是本党最严重的任务……争取广大士兵群众参加革命是最主要的军事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7～88页）”。必须要让民众看到日军对满洲、山东以至华北的企图，特别是在京东地区（天津、塘沽、唐山一带），抗日的主张最能凝聚人心。多年后的抗日战争时期，在山东多地起义和冀东（京东）大暴动中，在创建的根据地和解放区里，才验证出刘少奇的先见之明、先行之远。 白区工作，不似沙场，却是战场！外间，成排结队的烈士被砍头枪杀；内里，没完没了的上下争闹纠缠。可想父亲当年奋斗的凶险与艰难。 吾谋适不用，只缘知音稀。因换掉原省委书记引发的“京东问题”，中央政治局认为：中央的路线正确，方法不足，严厉批评父亲“在工作中有取消主义的观念，在工作方式上有命令主义的错误（《刘少奇传》上，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金冲及主编、黄峥副主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12月第2版，第114页。——“取消主义”和“命令主义”指撤掉原省委书记后，京东党组织“请愿”，省委工作不成，刘停止京东组织活动，中共早期用词，都是学苏联发明的词汇）”，并接受“请愿团”的诉求，恢复京东组织活动，开会重选省委等。刘少奇立表“坚决不赞成”，在承认自己“缺乏说服精神”的错误后，认为实际状况已陷于“极端民主化”和“闹经济主义”，中央的指示“实在是暗示……更大更多的纠纷……爆发，客观上会使顺直党的纠纷更加发展”，外杀内斗，如临深渊！中央坚持开会改组省委常委，处分王藻文，父亲做检讨。 之后，“决定刘少奇调上海工作（《刘少奇年谱》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9月第1版，上卷第86、90～91页）”。 对这一段混乱的情况、矛盾的决定、含糊的评价，我查了许多资料，一头雾水、整不明白。彭真（傅茂公，7月改组时任顺直省委常委兼组织部长）叔叔晚年时，我去拜望，向他诉苦。老人家说：“我们一直就没讲明白，你怎么能看明白？”他让我查阅周恩来1943年的多次讲话，说刘少奇、任弼时、陈云和他本人等（可能还有李维汉、康生）都在场，应视为党中央的当事人都认可的结论，肯定是中央批评处理错了，刘少奇正确。我看到周恩来的讲话，概括大意是：向忠发为主席的中央政治局，以“立三派”的“调和主义”和“宗派主义”方式，错误处理了顺直问题（周恩来1943年11月15日讲话——李立三是中央常委兼秘书长，左右大事。“调和主义”指无原则和稀泥；“宗派主义”指党内拉帮结伙。1928年周恩来奉中央意见前往处理顺直问题）。 “露重飞难进，风多响易沉”。父亲走后不久，王藻文公开策动分裂，投敌叛变，从省委领导到大量党员被捕、多数组织活动暂停，顺直省委崩溃，几近瘫痪的实践的结果已证明刘少奇是正确的（在中共中央白区工作会（1937年6月）时毛泽东讲话，对顺直、满洲省委和上海中央职工部时期的刘少奇“作出正确的结论”；在中共中央六届六中全会（1938年11月）上，毛泽东代表中央正式宣布“刘少奇历来是对的”）。 (责任编辑：日升) |
